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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 作者:章学诚

卷八外篇三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文献之征,阙焉未备。余有志搜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奠逆于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爱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征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

  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于今,犹可考乎?”

  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

  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余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余家,得失安在?”

  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著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于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征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于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 译文】

  乾隆四十六年冬,我从肥乡知县移任事务繁重的大名县。大名自从合并魏县移治府城,号称京徽南部冲要,而县志还没有汇合成书,文献的征集,缺乏而不具备。我有志搜罗,到任之初,暂时没有闲暇。到四十九年,才和本地绅士探讨评论和商榷,采取两县旧志,相互参证考订,把此后所见闻的增加进去,汇辑成一编,成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共十六篇,而列在卷首的叙例、目录,附在卷末的杂采、缀记不算在里面。五十年春正月,书成。恰好我调任河间府同知,不久因为过失免官,寄居旧治。继任的休宁吴君从隆平移任此县。吴君过去曾经以守法有治绩的名誉震动京俄,而德高才大,擅长文辞,所学都有根源。他和我交好,心意投合,因此把县志稿委托吴君改定,交给刻工雕板。于是叙述作县志的由来,而让吴君评价。

  我说:过去在肥乡县官舍,同年友人会稽章君学诚和我议论编修方志的事。章君所说的,和现在的修志者不同。我征求他的主张,章君说:“郡县的志书,就是封邦建侯时代各国史官的遗留;而近代修方志的各家,错误地仿效唐、宋州郡的图经而失去这种性质。《 周礼》 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史书,注说像晋国的《 乘》 、楚国的《 梼杌》 、鲁国的《 春秋》 。这样,一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记录,才可以被一个朝代的史书所选取。孔夫子作《 春秋》 ,必定征集各国史书,就是这道理啊。至于图经的用途,就是地理专门。按:《 周礼• 天官》 司会所掌管的书契版图,注说版指户籍,图指土地形状、田地面积大小。这就是后世图经所仿效的。因此方志和图经,它们的体制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能分辨它们的类别,大概已经很久了。”我说:“图经在现在还可以考察吗?”章君说:“古时的图经,现在不能见到。偶尔有经保存图散失的情况,如《 吴郡图经》 、《 高丽图经》 之类。又有从群书所引用粗略见到的,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到它们的全貌。现在的图经,就有州县地图,和六条法纪的书册,是那零散记录;至于元、明的《 一统志》 ,是那总汇。零散记录的篇章,保存在官府文书里,本来没有文理,是学者不屑提起的;总汇的书,就本来是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等名目,就由于地理而分类聚合,求得提供文学词章的采用,而不符合编书的本意。因此形胜门必定用骄俪句,人物门节取要略,古迹门流连景物,祠庙门也记载游览,这就是地理书的分类纂集,而不是一个地区文献的征集,这很明显。”

  我说:“那么统志的体例不对吗?阎若球认为统志这类书不应当记载人物,他的话果真值得效法吗?”章君说:“统志从元、明创始,那体制依据唐、宋,内容和文辞的增减,都有所承受,不能认为是错的。《 元和郡县志》 ,篇首各把图放在前面,图后把四面八方的分界附上,山川、道路以外,没有杂缀,这是图经的本质。《 太平寰宇记》 ,就加人了人物、艺文,这是人们所说的继续以前的事而进一步发展。嘉熙《 方舆胜览》 ,过多地叙述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就追随潮流而华丽了。统志的体例,补充《 太平寰宇记》 的遗留意思,删除名胜方面的烦琐文辞,协调前人的作法,有所依据,阎氏因此就非议,过分了。但是那体例自有主次,不可守住那分类纂集的名目,用来使一个地区的文献具备齐全,是很明显的。”我说:“古时的方志,主旨和体例怎么样?”章君说:“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和后世割据的雄豪大抵每国各自实行制度,它们的体例本来不会相等。郡县制的时代,汉代人作的《 汝南先贤》 、《 襄阳曹旧》 、《 关东风俗》 等传记,本来已经片面而不完备,况且流传下来的也不是那原书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宋代方志十几种,虽然不可能没有错误,而当时图经分类纂集名目不多,那么史学家的学术传统还保存,不像现在只是把分类纂集名目取来编成全志,很像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我说:“宋代方志十几种,得失在什么地方?”章君说:“范氏的《 吴郡志》 ,罗氏的《 新安志》 ,是其中特别好的。罗氏《 志》 杂乱而不精练,范氏《 志》 简短而不详细,是它们的毛病。罗氏《 志》 心意在著述,范氏《 志》 写法有剪裁,是它们的长处。后人得到著述意旨的很少了。知道剪裁的,那文辞枯瘦而不充实,那叙事郁积而不流畅,他们的见解,不出文人习气的范围,而不能和史学家宏大裁断相通.像康氏《 武功志》 ,韩氏《 朝邑志》 ,是其中显著的。什么是文人习气?大概仿效韩退之《 画记》 而叙述山川、物产,不知道《 史记》 八书、《 汉书》 十志的体裁不可以废除;仿效柳子厚《 先友记》 而记人物,不知道《 史记》 七十列传的体例不可以忘记。但是这还是文人追求名声的弊病。由这一等再往下,再不用提及了。”

  我说:“如您所说,编修方志怎样做才行?”章君说:“志,就是记载。那事情那文辞之外,必定有意义在那里,是史学家著作的精微意旨。一个地方的掌故,为什么采用一个人的著作?但是不依托著作,就不能凭它传扬后世而流行久远。公文簿册,不是不详细明白,只是难以长久。所以看重专门家。专门家的意旨,对于显示神妙的变化,在于各个人,不可以用语言表达。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就是规矩法度,必须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应当怎样呢?回答是:知道方志不是地理专书,那么山川、乡里、街市、名胜,都应当汇人地理书,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去宾主关系的道理。知道方志被国史选取,那么人物部分,应当比国史的传详细,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部分应当详细记载书目,而不可分类选诗文。知道方志受史书撮要删定,那么小吏的文书、文人的华丽言辞,都没有用处,而体制应当按照作史方法口这就是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那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家谱有验证的,县志就采取;县志有验证的,国史就采取。现在编修一代的史书,大概有从家谱采取的,没听说有从县志采取的,就因为荒诞没有根据,官员、老先生责难它。但是那原因实际从误仿图经分类纂集的名目开始.这却不可不辨别清楚。”

  啊! 章君的言论,我不能完全说清。但是对于县志的事,确实不敢掉以轻心。二幅图包容地理,不敢流连名胜,夸张景物。七篇志区分纲目,不敢因为附着失去条理,以致散乱。二篇表分清经纬,不敢因为像花名册、点卯簿,以致杂乱。五篇传详细开列事实,不敢节略或文饰,失去真实性。本地绅士不忽视我的作法,诚恳地探讨评论,写成这部县志,期望一方的掌故不致像章君所说的迷误在地理的一面。如果寻求这志而想让它附在著作专门家后,那么我敬谢不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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