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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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7月30日

　

01.

　

星期五上午内阁长时间开会反复讨论爱尔兰问题。白金汉宫的会议破裂。分歧与对抗似乎和以往一般剧烈与无望，但是如此命运攸关问题所系的双方争论观点的差距却意想不到的细小。争论主要出现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的界线上。爱尔兰各党派在它们失去理性的战斗中能够驱使它们各自拥护者拼命向前。就在解决这一簇簇简陋教区的问题上，此刻打乱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前途。北部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南部不愿意同意那一点。双方领导人希望局势稳定下来；但双方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向前走到他们敢走的极点。双方似乎不能退让一英寸。与此同时，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必须与英国党争的立刻中止一起进行。双方迫切呼吁其领导人实行团结与合作的方案，也就是劳合·乔治先生于1910年提出的方案，必须公诸于世。另一方面，如果调停不成功，则意味我们必然会投入完全像内战那样冲突的深渊，任何人均无法想象，因此内阁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寻找解决僵局的出路，艰苦地巡逡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泥泞的小道上。人们原以为4月份发生在卡勒平原上和贝尔法斯特城的事件会剧烈震惊英国的舆论，会形成团结局面，足以使爱尔兰的各党派安定下来。显然团结的局面没有达到。显然双方还要把冲突进一步进行下去，在各自退让之前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后果。自从拜占廷帝国蓝党与绿党纷争以来，党派的倾轧很少达到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地步。看来即将发生强度无以复加的震动。

　

内阁的争论最终达不到一致，在它将要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爱德华·格雷先生以平静庄重的声调念一份刚从外交部送来的文件。它是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在他念了几分钟之后我才能把心思从刚结束的令人生厌和使人困惑的争论上收了回来。我们全都十分疲惫，但渐渐随着他的话一句接一句飘来，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份照会显然就是最后通牒，而且是现代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后通牒。随着读声继续，人们听得出，这样的照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或者说，这样的照会不管怎样委曲地被接受也不可能满足侵略者的欲望。弗马纳区与蒂龙郡教区慢慢隐没在爱尔兰的迷雾与动荡之中，一种奇特的光亮，立即开始以感觉得到的速度慢慢变化，落在欧洲地图上并不断扩大。

　

我一直对阅读战争怎样落到不同人头上的记述有极大的兴趣。当最初印象突然闯入他们心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势不可挡的可怕事件的魔爪正向他们生命伸来，当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我连最小的细节都不会嫌烦，我相信只要这些记述是真实的和非造作的，它们对子孙后代就会有一定的价值和经久的兴趣。因此我要简短地、精确地记录我当时的经历。

　

大约在6点钟我回到海军部，我对许多年来帮助我工作的朋友①说，现在存在真正的危险，可能发生战争。

　

我对形势感到震惊，扼要地写出在我心中想的一系列工作要点，要是形势没有好转，这些要点就必须一一照办。我的朋友在随后的好些日子里把这些要点放在身边当作核对要领，在它们得到解决时一项一项将其勾销。

　

1.第一和第二舰队。休假和部署。

　

2.第三舰队。装足煤和补给品。

　

3.地中海调动。

　

4.中国部署。

　

5.海外巡航舰的伪装掩蔽。

　

6.商船自卫的军火。

　

7.巡弋小舰队。部署。

　

休假。

　

完成。

　

35特大海岸炮。

　

8.立即储备。

　

9.旧战舰驶往亨伯湾。小舰队驶往亨伯湾。

　

10.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军舰。

　

为外国建造的舰只。

　

11海岸守卫。

　

12.油库的高射炮。

　

13飞机准备就绪。飞艇和水上飞机。

　

14.德国间谍。

　

15.军火库和其他易受伤害部门。

　

16.爱尔兰军舰。

　

17.潜艇部署。

　

第二天(星期六)早晨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目前形势。但从眼前看我们还无事可做。但在过去3年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的准备。

　

试验性动员业已完成，除了直属后备队外，所有后备人员已经得到酬劳金动身回家。但全部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已全面作好作战准备，并集中于波特兰港，它们将在那里呆到星期一早上7点钟，然后第一舰队将以中队为单位分散作各种不同的演习，而第二舰队的军舰驶往它们的国内各军港，让多余的水兵退伍。因此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海军部无线电天线杆上瞬间发到“铁公爵号”旗舰的一个命令，足以把我们主要舰只留在一起。如果到那时没有命令传来，它们将开始分散。但在它们分散后的24小时期间，若有需要可以在24小时内把它们再次集中；但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传来命令(也就是到星期三早上)，那末第二舰队的军舰将开始让他们多余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查塔姆上岸，不同的炮兵学校和鱼雷学校将重新开课教学。如果在命令到达前另一个48小时已过，(也就是到星期五早上)，一定数量的舰只将驶入船坞重新装备、修理或暂时搁置。这样在这个星期六早上，我们至少有4天时间让舰队听候调遣。

　

上一个晚上(星期五)，晚饭时我碰到巴林先生。他刚从德国来到这里。我们是邻座，我问他关于局势的看法如何。听了他所说的开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他来此不是肩负愉快的使命。他说局势很严重，“我记得老俾斯麦去世前一年告诉我，有一天欧洲大战会因巴尔干该死的蠢事而爆发。”他的这句话可能不幸被言中。这全要取决于沙皇。如果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沙皇会怎样做？几年前那里本来没有危险，因为沙皇非常担心自己的皇位，但是现在他再次感觉到自己皇座较前稳固，此外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事情都会让俄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倘若俄国向奥地利进军，我们必然进军；要是我们进军，法国必然进军，英国将如何做？”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是说假定英国必定什么也不做将是个极大错误，我又说英国将在事情出现时判断它，然后作出决定。他以十分诚挚的语气回答说，“假设我们必须与俄法交战，假设我们打败法国但不要她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要她一英寸领土，只要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这会使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吗？假设我们在事先就作出担保，如何？”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套，即英国要待事情出现再加判断，认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置身事外，将是错误的。

　

我挑了个适当时机将这番谈话报告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个星期早期，我又将此事向内阁报告。继巴林先生向我提出关于德国不谋求法国领土，但企求殖民地作为赔偿的建议后，星期三他又从柏林正式打电报给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但遭到立即拒绝。我毫不怀疑，巴林先生直接受命于德皇，负有找出英国将怎么做的使命。

　

巴林先生记录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英国的印象。他写道，“即使一个本领平庸的德国外交官也能容易地理解英国和法国，她们曾尽力确保和平和阻制俄国发动战争。”编辑他回忆录的编者在加注中说：“在伦敦的人们确实认真地关心奥地利的照会，英内阁希望保持和平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分别时丘吉尔几乎热泪盈眶地对巴林所说的话中看出(作为一个例子)，当时他说：‘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让我们走向战争。’”

　

我计划与我的家人在克罗默过星期天，我决定不改变我的计划。我在电报局布置个特别报务员，以便保证昼夜连续值班。星期六下午，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已经接受最后通牒。我上床时有一种感觉，认为事情可能平静过去。如本文所述，我们以前有过这么多的惊恐。好多次乌云升起，密布、吓人、不断变化；好多次黑云散去。看来我们要脱离战争危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塞尔维亚接受了最后通牒，奥地利会作进一步要求吗？如果战争爆发，它能被限制在欧洲的东部吗？例如法国和德国能站在一旁让俄国和奥地利去解决她们的争端吗？那末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显然存在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充分时间着手采取和解性的手段，如去年在解决巴尔干纠纷中证明十分有效的办法。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海军正处于从未有过的良好状态或拥有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也许对它的召唤不会出现，如果出现，那现在正是最佳时候。从这些反复思考中得到慰藉，我安宁地睡着了，没有召唤来打扰那个夜晚的平静。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电话给第一海军大臣。他告诉我，谣传奥地利不满足于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但除此之外没有新的事态发生。我要求他12点钟再来电话。我躺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耍，海潮退后有细流流向大海，我们筑坝阻拦这些细流。天气非常之好，北海水面上阳光闪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互相融合的那条地平线之外有什么呢？沿着东海岸，从克罗默蒂到多佛尔，在不同的海港里停泊着我们驱逐舰和潜艇的巡航小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在波特兰军港的防鱼雷堤后面等待着英国海军大量军舰。在东北方远处，在我们面前大海的对面，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德国远洋舰队巡弋在挪威海岸外。

　

到12点钟我再次与第一大臣通话。他告诉我来自不同国家首都的好几条消息，没有重大新闻，但每条都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我问他所有后备役人员是否已经打发走了。他告诉我他们都走了。我决定返回伦敦。我告诉他我将在9点钟去看他，同时他应做必要的不论什么事务。

　

路易斯亲王在海军部等我。形势明显地越来越坏。星期日报纸的号外表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首都充满紧张与激动。第一海军大臣告诉我，根据我们在电话中的谈话他已通知舰队不要分散。4个月后在我接受他辞呈的信中我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在那悲伤而痛苦的时刻公开为他证明，我们大规模海军动员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他那忠诚的手签发的。

　

我然后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他租了我在埃克尔斯顿广场33号的房子。除了外交部威廉·蒂勒尔爵士外没有他人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正把舰队聚集到一起。我从他言谈中知道他心目中的形势极其严重。他说在真正严重的危机到达以前有大量事情尚待我们去做。但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件事开始的方式。我问他要是我们公开说我们正使舰队集合在一起，对事情有所帮助还是正好相反。他和威廉·蒂勒尔竭力主张我们应尽可能早宣布这个消息，这样做可能具有使同盟国清醒和使欧洲镇定的效用。我回到海军部，叫来第一大臣，起草为形势所必要的公报。

　

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刊出如下布告：

　

英国海军的措施

　

给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的命令

　

不准演习调动

　

今日凌晨我们接到海军大臣如下声明：

　

命令集中在波特兰的第一舰队现在不得为演习调动而分散。第二舰队所有舰只以接近于足额的兵员留驻在国内各港口。

　

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一次讨论欧洲形势的内阁会议，以后每天一次或一天两次继续开会。人们希望内阁这个时期的意见动态的详细报导或早或迟将汇编成册公诸于世。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维护和平，或要求加入一场正义而且必需的战争，他们肯定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真诚的忠告感到羞愧。同时，唯一的可能是，不破坏宪法精神，使用最一般的措辞议论发生的事情。

　

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持这种心态的那些人往往相信：首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不会打起来；其次，要是真的打起来，俄国不会干预；第三，要是俄国干预，德国不会出手参与，第四，他们希望如果德国打俄国，法国和德国一定有可能彼此保持中立，互不打仗。他们不相信，如果德国打法国，德国会经过比利时进行攻击，或者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比利时会殊死抵抗；务必记住，这个星期的全部进程说明，比利时不但从未向担保的大国要求支援，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她希望不受干扰。所以这里有六七种立场，没有一种立场是无懈可击的，也没有一种立场可以提出最终的证据，唯一能提出的证据就是事件发展本身。直到8月3日星期一，比利时国王才直接呼吁法国和英国的支援，这事件一出现使绝大多数大臣联合起来，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能够在当天下午向下院发表演讲。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我的看法非常简单。首先，事实证明外交形势没有发生在海军形势之前，在德国能知道我们会不会参战以前(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之前)，我们的主力舰队应该进入战位。其次，还要指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她一定通过比利时进攻，她所做的一切准备全为这个目的，她不会也不能采取任何别的战略或走任何别的道路。我坚决相信这两件事情。

　

每天11点钟后有漫长的内阁会议。从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电报像流水般涌入。爱德华·格雷爵士一心投入艰巨的双重斗争：(1)阻止战争，(2)如果战争发生不遗弃法国。我以崇敬的心情注视他在外交部的活动和他在会议上的冷静态度。这两项任务随时在相互起作用。他必须试图使德国明白我们决不置身事外，同时又不能使法国人与俄国人感觉到我们已加入他们的阵营。他必须在所做事情中有内阁与他同心合力。我们一起在内阁工作的许多岁月中和在更早时候我阅读他在外交部所拟的电报，我认为我已学会理解他与人讨论和争论的方法，也许我可以描述这些方法而不至于冒犯他。

　

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入研究之后，这位外交大臣习惯于在重要争论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要点，以他的全部智谋与毅力加以辩护，这些要点是他的重点防御区。外国的战斗时紧时松，要是这些要点到夜暮降临仍旧在他掌握之中，他的斗争就胜利了。所有其他论点耗尽了，而这些关键要点留了下来。经过他选了又选的这些要点证明是不可推翻的。它们特别适合防护。明智的和公正的人们自然接受它们。爱国的辉格党人、英国绅士、公立学校学生的思想感情全都联合成为一条阵线，起来保卫它们，如果它们保持住，整个阵线就能保持住，包含许多有争议的论据。

　

危机一开始，他紧紧抓住欧洲会议的计划，为此目的，他使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努力。他的计划是，使各大国到英国同意的任何一国首都一起开会争取和平，如有必要，对破坏和平者以战争威胁之。倘若开成这样的会议，本来可以消除战争。只要同盟国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就能即刻缓和紧张局势。只要柏林和维也纳有和平意愿，本来能够没有困难地摆脱越来越迫近我们的可怕的罗网。可是在外交沟通和外交策略的背后，在徒劳无功的建议与反建议之间，在沙皇与德皇的煽动干预之下，流动着有明确军事目标的暗潮。随着将遭厄运的国家临近悬崖，罪恶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甚至已经不再受外力控制。

　

外交大臣的第二个基本点是英吉利海峡。不论发生什么，倘若战争爆发，我们不能允许德国舰队到达海峡来攻击法国港口。这种局面是英国不能容忍的。每个参与决策的人从我们讨论的很早阶段起就同意这一点。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法国也应负起这些道义上的责任。此外没有任何交易。有关的所有安排(如同上文业已解释的)都在前边特别加上一项声明，规定在受到威胁时除了一起商议外双方并不承担进一步的义务。但是事实仍旧是整个法国舰队留在地中海，只有少数巡洋舰和小舰队保卫法国的北部海岸和大西洋海岸。与那次海军力量重新部署同时，虽则不是按照这个部署和依靠这个部署，我们将全部战舰集中国内，只有一些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为保护英国利益留在地中海。法国人按他们自己责任心作出他们的决定，不受我们方面的任何影响，而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却得到了加强国内战线的好处。不管我们怎样否认承担义务，但到紧要关头，我们能够光荣地站在一旁，眼看没有防卫的法国海岸在我们主力舰队眼皮底下和射程之内受德国“无畏”级军舰的蹂躏和炮轰吗？

　

然而在我看来，在讨论的初期，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会作出让步以换取我们不参加战争，无论如何他们要使得头几场陆上战役中没有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们会这样做。我过去和现在一贯深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独立，我们不能允许德国的侵略行为将法国征服。从最早时候开始，我始终集中注意我们对比利时的道义责任，我坚信德国人一定不可避免地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这个阶段我觉得比利时不很强大。我认为她不大可能抵抗。我认为比利时将作一些正式抗议而后投降，星期二(28日)与我共进午餐的基奇纳勋爵也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在列日和那慕尔郊外有可能放上几枪，然后这个不幸的国家会在占压倒优势力量之前低下头来。也许甚至在她们之间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德国人自由通过比利时。否则德国为何做了所有这些准备——沿比利时边境建造巨大的军营、多少英里的铁路专用线、错综复杂的铁路网？在比利时的态度这个重大问题上，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有可能会出差错吗？

　

我们不能预见星期天和星期以及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我了解比利时这个国家，我们与她在刚果和其他问题上一直有许多分歧。我在已故国王利奥波德的比利时身上看不到阿尔贝特国王领导的英雄国家。不管比利时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她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此时法国在逆境中学会了维护和平，处处谨慎小心，追求彻底的民主政治，过去她已被夺走两个富饶的省份，将要遭受占压倒优势的暴力的最后毁灭性打击。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英国人的心为小小的比利时而燃烧。为了拯救比利时，劳动者们纷纷离开农舍赶往兵站，他们没有学过打仗，但他们的血管里却流动着民族的不屈的精神。但在此时，人们所想的不是比利时而是法兰西，解救比利时和各种条约的约束是不列颠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光荣责任，如英国政府一贯申明的那样；也就是在这个依据上我个人与其他人一起，表明了我的立场。

　

现在我想检查另一个问题：若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早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是否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早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假设在阿加迪尔危机以后或者在1912年新德国海军法公布之时，外交大臣冷静地建议与法俄两国缔结正式同盟，并在同盟成立以后为贯彻军事条约而强制组建一支适合于我们的责任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军队；假设我们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采取这个行动，谁能说那样就阻止了或加速了战争？但是联合采取这个行动机会何在？当时的内阁决不会同意这类举动，我怀疑四位内阁大臣是否会赞成。假设内阁对它意见一致，下院也决不会接受他们的引导。因此外交大臣将不得不提出辞呈。

　

他鼓吹的政策将遭受谴责或者强烈的驳斥；随着驳斥将是绝对否决所有这些非正式的准备工作和否决不承担责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正是建立三国同盟防御力量的基础。因此，爱德华·格雷爵士若在1912年采取这样的做法，后果只会使英国瘫痪，使法国孤立，增添德国的优势和力量。

　

现在再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外交大臣向内阁建议如此来处理问题，即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内阁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吗？我不相信它会同意。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星期一就这样说，要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比利时，英国将向她宣战，是否还可能有时间挡开大灾难？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商榷余地的。但是现在我们对当时柏林事态的了解可以表明，即使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深深受到他们先前行动的约束。他们眼见英国精心策划的公告，说舰队正在集中。这件事至少是严重而沉默的警告。在这种印象促使下，德皇一回到柏林，就在同一个星期一及随后几天作出巨大努力，使奥地利恢复理智，借以防止战争。但是他从来不能抑制发生的事情，又抵制不了种种思想的感染。不管情况如何，我可以肯定，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真的发出刚才提到的那种最后通牒，内阁必将分裂；我还相信，到星期三至迟到星期四下院必定驳斥他的行动。世上没有比德国的行为更能将不列颠民族推向战争。倘若英国在德国的行为之前采取最后通牒的行动，那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这比我们所持的谨慎态度更坏，因为这种态度可以让我们国家团结一致地投入战争。星期三或星期四以后为时已经太晚。等到我们可以发出坚定的警告时，发出警告的时机肯定已经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与法国的协约以及从1906年起出现的双方陆海军商谈，令我们陷入使我们只有同盟的义务、却没有同盟好处的一种境地。一个公开的联盟，倘若能在较早的时候和平缔结，它会在德国人内心起抑制作用，或至少能改变他们军事上的如意算盘。而现在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援法国，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可是事实上，从谈判的内容而言，我们对法国的帮助似乎不很肯定，以致它对德国人所起的影响没有它应起的大。此外，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于侵略位置，我们不会有同盟者的明确权利去影响她用和解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由于法国的侵略心态使战争爆发而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将被指摘为遗弃盟国。倘若法国被打败，无论如何我们将遭受极为严重的危险。

　

然而并不需要节制法国态度。为公正地对待法国，需要明确声明，法国政府在这个可怕关键时刻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她毫不犹豫地同意能带来和平的每个建议。她有意回避每种形式的挑衅行为。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全把掩护的部队撤退到边界后相当远的地方。面对不断集合的德军，法国推迟她的动员直到最后时刻。直到德国直接要求她取消与俄国缔结的条约并放弃俄国，法国才接受挑战；即使她答应德国要求，如我们现在知道，她仍会碰到进一步的最后通牒，要求她让德国军事占领图勒与凡尔登要塞，作为她保持中立的担保。法国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让自己逃脱磨难。甚至愿作懦夫愿受侮辱也救不了她。德国人已下决心，不论什么原因爆发战争，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打败和占领法国作为首要任务。德国军事首脑渴望发出战争信号，对战争结果有充分把握。法国只能无效地乞求怜悯。

　

她没有乞求。

　

我对这时形势思考越深，我越相信我们走的是展现在我们和任何英国内阁面前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我深信，走这一条道路比采取其他行动阻力要小。

　

02.

　

听了星期一的内阁讨论并研究了电报以后，我在当晚向全体总司令发出如下绝密警告：

　

1914年7月27日

　

这不是警报电报，但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不必向非必要人员传达。保守最大的机密。

　

星期二(7月28日)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发出如下备忘录，他当天在页边加注作为答覆复：

　

1914年7月28日

　

1.看来扫雷舰应悄悄地集合在某个适当的地.点，以便战列舰移动时加以护送。与舰队一起北上。

　

2.给我一份你建议的存煤位置和取煤措施的简短说明。已执行。

　

3.我推测“火鸭号”与“猎狗号”现在将加入各自的小舰队。是。

　

4.应考虑泊在爱尔兰海岸的所有军舰在动员时即可使在接到警报电报时应驶往它们的战位，不得稍有延迟。命令已发出。

　

5.应悄悄地动员“胜利号”，使她作好准备，率领可利用的驱逐舰堵住在中国的德国旗舰。德国重型巡洋舰在中国海域的位置不妨碍这个任务的完成。请审查并报告这次动员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然后我们能讨论在目前情况下此事是否值得进行。去中国的中队必须能在警报电报发出和必须采取大行动之前集中。没有“胜利号”，我敌之间的优势差距不大，从其他战位的军舰增援缓慢难行。外交部同意便立刻执行。应立刻在香港集中。

　

6.你应考虑“格本号”在波拉的位置是否能证明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舰队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不能证明”。

　

7.昨天，与首相磋商后，我个人与帝国总参谋长一起布置，要求对军火库与贮油罐实施更加严密的保卫以防坏人破坏和空袭。这些措施现已执行。请参阅所附帝国参谋长来信和我的的复信。你应指示作战司司长从陆军邵取得已作了什么工作的详细信息，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生疏漏，须作必要的说明。亲自与帝国参谋部的军官一起解决。

　

8.应要求空战司司长报告昨天集中在泰晤士河口湾附近飞机的正确位置。并进一步说明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促使空军与负责防空炮火的陆军邵门之间取得完全了解。如要避免发生事故，这点有特别重要性。已做。登记薄。

　

W.S.丘吉尔

　

海军部于29日星期三正式发出“警报电报”。同一天我从内阁得到授权实施“预防时期”规则。奥特利、汉基和一般说来整个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要经受考验。结果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各个方向都很彻底、很全面，紧急措施开始在全国上下引起公众惊讶。海军军港变得空旷，桥梁有人保卫，汽轮接受登船检查，守卫者沿海岸严阵以待。

　

我们的战争安排包括对建造中舰只的精心方案。1912年曾采取措施使这方案长期有效直到如今。其原则是战争开始头3个月应集中一切努力完成定在头6个月中完成的舰只，其他完成日期较远的舰只推迟建造。这个措施保证在.战争爆发早期几个月中有最大可能的优势，使我们在对付较远可能发生事情之前，有时间了解它是哪一种战争以及如何发展。当然这个方案包括在英国为外国建造的所有舰只，在这种舰只中有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为智利建造的3艘小舰队指挥舰、为希腊建造的4艘驱逐舰和为巴西建造的3艘小型重炮舰。还有别的重要舰只，包括1艘智利和1艘巴西战列舰以及1艘荷兰巡洋舰，这几艘军舰直到很迟才完成。土耳其的战列舰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只有7艘“无畏”级战舰的优势，所以不能没有这两艘很好的战舰。我们更经不起眼见它们落入敌方手中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要是我们把它们交付给土耳其，情况将是它们与“格本号”一起组成一支敌对力量，如要监视它们，英国则需要不少于5艘“无畏”级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这样，英国军舰数字不但没有增加两艘反而减少3艘。土耳其战列舰中的1艘(“雷沙迪埃号”)当危机开始时由阿姆斯特朗船厂正在泰恩河上建造，实际上已经完成。500多名土耳其水兵已经到达准备接收，他们居住在泰恩河上他们的汽轮中。他们如果登上军舰，不理会造船厂的工人，升起土耳其的国旗，这将是巨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极为困难的外交局面。我决定不冒危险，7月31日我下达书面命令，以足够的陆军卫队登上这艘军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让土耳其人上舰。这个行动的深远意义我将在下章中叙述。

　

读一下德国官方历史，看看他们对我们备战工作的了解程度，这将很有趣。

　

7月28日下午6.20，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如下电报：

　

“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作准备。”

　

当天稍晚时候，他又发来如下电报：

　

“如已有电报报告，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准备。概括言之它们的分配如下：第一舰队集合在波特兰。原驶向直布罗陀重新装备的战列舰“柏勒罗丰号”已召回。第二舰队的军舰俱在基地；它们全都满员。海岸旁的学校没有重开。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军舰已上足煤，备足军火与供应品，俱在它们的基地。由于训练了后备人员(刚完成)，第三舰队能比平时更快地配置人员，这些人员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在48小时内即可配齐，这是泰晤士报说的。驱逐舰和巡航小舰队以及潜艇，有的已在它们的战位，有的正在驶向战位的途中。不再准假，请假的军官和水兵业已召回。

　

“在海军基地和船坞人们奔走忙碌；此外还采取了特殊预防措施，所有船坞、军火库、油库等处均有卫兵守卫。船坞中船只修理工作速度加快，大量工作在夜间进行。

　

“报纸报导地中海中队已离开亚历山大港，据说它将留驻马耳他。

　

“所有军舰和中队均得到命令随时准备出海。

　

“外表保持完全平静，因此有关舰队的令人吃惊的报导不引起忧虑。

　

“舰只调动过去一般由海军每日公布，从昨天起已停止公布。……

　

“以上准备工作是海军部独立进行的。不管是谁的命令其结果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说明他本人消息极为灵通。如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三年前我任内务大臣时签署了开拆某些人士信件的一般授权令，这个授权令揭露了存在于所有军港的正规特务网络，这些小特务主要是接受德国津贴的英国人。如果我们逮捕他们，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其他人便会接替他们。因此我们认为，较好的办法是侦察出他们后让他们自由自在。(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通讯——由我们小心地发送——中看到这三年内他们向柏林的给钱主子都报告些什么，我们也完全知道何时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反对让德国政府知道整个海军正在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的确，除了细节外，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是符合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在到了拉下帷幕的时间了。我们不再让那些人传送信件，几天后按照给内务部的通知，所有这些为了每月几个英镑而出卖祖国的小叛徒们统统锒铛入狱了。德国人要一下子组织别人取代他们决非易事。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详细叙述。早在7月28日星期二，我觉得舰队应进入战位。它必须立即秘密地进入战位；它必须向北行驶，因为德国的海军或陆军当局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我们冲突。如果舰队这样早出发，就不必经过爱尔兰海峡向北行驶。它可以通过多佛尔海峡和北海，这样英格兰岛一天也不会没有掩护。而且走这条路线既可以节省燃料又可以节省时间。

　

因此在星期二上午10时光景，我将这个意见告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他们表示衷心的赞成。我们决定舰队应在29日早晨离开波特兰，算好出发时间让舰队在晚上黑暗中通过多佛尔海峡，这样它可以不露灯光高速穿越这些水域，并以最大的警惕心驶向斯卡帕湾。将此事告知内阁令我担忧，因为有被错误地认为是可能破坏和平机会的挑衅行为。把英国舰队在领海内从一个港口调动到另一个港口告知内阁是不寻常的。因此我只告诉首相，并立刻得到他的批准。命令相应地发给乔治·卡拉汉爵士，他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舰队由副司令率领出发，他本人则由陆路经过伦敦前往，以便我们有机会与他面商。

　

海军部致国内舰队总司令

　

1914年7月28日，下午5时发出

　

明天星期三，第一舰队离开波特兰去斯卡帕湾。目的地除海军将官与指挥官外一律保密。如在海军部时对你们要求的那样，由海军中将任指挥率第二中队，从波特兰出发的路线是先向南行进，然后来一个中等弧度转折驶向多佛尔海峡。各中队在夜间熄灭灯光驶过海峡，在向北行进途中须从沙洲的外侧通过。“阿伽门农号”留在波特兰，第二舰队将在那里集合。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庞大的舰队率领着它的小舰队和巡洋舰，一个中队跟着一个中队缓慢地驶出波特兰军港，几十座宏大的钢铁城堡穿过有雾的闪光的海面赶它们的路，像巨人低下头作焦急的思索。随着夜色降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描写为，18英里连续的战舰在一片漆黑中以高速行驶通过狭窄的海峡，驶往北方无垠大海，它们担负着保卫祖国自由与荣誉的责任。

　

虽然会推理的德国海军部似乎并没有获知英舰运动的消息，否则它有可能并有时间布下潜艇或水雷的陷阱。当30日星期四早晨在每日参谋例会上，旗舰报告她自己与全部舰队已驶至北海中心区域时，我们都以非常满意的心态交换会意的目光。②

　

德国大使立刻为这次舰队调动向外交部表示不满。根据德国官方海军史，他是在30日晚上向他的政府报告的。当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作如下回答：

　

“舰队的调动丝毫没有进攻性质，这支舰队不会接近德国水域。”

　

德国军史作者补充说，“但是，这支舰队的战略性集中，随着她转移到苏格兰港口，实际上已经完成。”这是正确的。我们此时处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控制事态发展的位置上，难以看出对手如何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个优势。在宣战前或在宣战的同时德方使用鱼雷突然袭击的恶梦，无论如何永远过去了。我们至少能在10天以前就理解这点。倘若战争来到，没有人会知道到哪里去找英国舰队。在浩瀚的荒凉大海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群岛的北边，存在这个强大的组织，它时而这样巡航，时而那样游弋，隐藏在浓雾和风暴中。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们能从海军部大楼与它们讲话。国王的军舰现在正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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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马什先生和现为詹姆斯爵士的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

　

②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得知费希尔勋爵在办公室，我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事情，看得出他非常高兴。

　

时时出现愚蠢的报导，说这次舰队的北遣是据费希尔的建议做的。据费希尔勋爵所写书中的正确记载，他与我的会见是在30日。舰队实际上通过多佛尔海峡是在前一个晚上。我认为有必要把事实写下来，宣战以前在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上，我唯一的海军事务顾问是第一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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