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作者：丘吉尔
第25章、新的决心
01.
当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达达尼尔海峡时，当许多意义深远的反应在整个战场上出现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海军作战行动开始动摇和失去活力。从3月3日起卡登中将的进攻步调不断放慢。天气经常不利于远程炮击，我们的早期水上飞机不但数量不多，而且效率不高，炮击与观察的配合，虽有健全的原理为基础，但由于缺乏经验，实际上还比较原始。敌人的移动榴弹炮从海峡两岸开始每天大规模炮轰，骚扰我们进行炮击的军舰，迫使军舰不停地移动。3月4日登陆的部队遇到比以前强硬得多的抵抗，他们未能到达堡垒群。扫除雷区的工作也遇到了越来越多土耳其野战炮有探照灯准确指引的炮击，为这个任务准备的扫雷拖网渔船证明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拖网渔船上那些平民出身的船员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虽然他们熟悉水雷，但是过去从来没有遭受过炮轰。
在3月2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我们对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内层防线的土耳其堡垒分别进行了三次持续炮击。
第一次炮击发生在2日和3日。“老人星号”、“速捷号”、“康沃利斯号”、“阿尔比恩号”、“凯旋号”以及“乔治王子号”在不同的时间对各个堡垒进行了炮击，其中达达诺斯(8号)堡垒是炮击的主要对象。堡垒宁静了，没有一门炮开火，但是由于起先敌人用榴弹炮射击，军舰有时须绕圈行驶。军舰总共打了121发12英寸的炮弹。炮击的效果如何也无法作出确定的结论，可是弹药的消耗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
3月5日改变了方式，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对狭窄段的堡垒实施非直接炮击。她停泊在海峡外距离加巴山两英里处，隔着半岛进行射击。白天总共打了33发15英寸的炮弹，其中朝13号堡垒射了28发，朝17号堡垒射了5发。一切都取决于探明炮弹落点的安排上，这个任务由与击射线成直角的三架水上飞机和在海峡内活动的三艘战列舰(“不可抗拒号”、“老人星号”和“康沃利斯号”)担任。由军舰校正射击高度比较容易，但是它们所处的位置难以进行观察，无法校正射击方位。这就要依靠水上飞机了，可是就这个至关重要的目的而言，我们的水上飞机也难以胜任。派出的第一架飞机因螺旋桨在3000英尺高度断裂而坠毁。第二架飞机被步枪子弹射中六处后被迫降落，飞行员受伤。第三架飞机只校正一个目标。
非直接炮击继续到3月6日。此时，土耳其人已将小炮和榴弹炮运上了加利波利半岛，向“伊丽莎白女王号”射击，迫使她将射程增加到20000码。老式的土耳其战列舰“巴巴罗塞号”也用11英寸大炮开始从海峡内迈多斯海外向她射击。我们所有的军舰都安然无恙，虽然全都被榴弹炮和野战炮击中过几次。
现在我们知道炮击的结果如下：13号堡垒被击中11次，17号堡垒被击中约7次。两个堡垒后部兵营被击毁，一个弹药库被击中。大炮没有遭到破坏，但是炮火从没有防护的角度射来，这对土耳其炮兵起到了扰乱作用。如果能够使用飞机观测，无疑这两个堡垒将受重大创伤，只要弹药充足，每一门大炮都可以被摧毁掉。堡垒在这个方向完全失去保护，每门大炮和炮架全成为最大目标。原来海军部命令中包含的关于节省弹药的指示，以及由于空中观测的安排不充分，导致这种方式的攻击草草收场。这真是一件太大的憾事。“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远程炮击是海军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特色。15英寸大炮的炮弹供应充足，但是海军部不允许在3月18日以前动用这些炮弹。节省弹药的规定得到了遵守。在几周内加强和提高空中探明炮击成果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也这么做了。使用“伊丽莎白女王号”攻击堡垒所根据的、体现在原来海军部计划中的原则是健全的。失败应归咎于对弹药消耗量的限制和空中观测的不足。这两个方面随后都得到了弥补，但就在此时这种方法遭到猛烈的指责，以后再也没有重新使用。
使用非直接火力进攻被认为已经失败，在3月7日由“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恢复对狭窄段堡垒的直接进攻，射程为12000至13000码。法国中队也轰击7号堡垒和8号堡垒。那一天的进攻是非决定性的。8日，在“老人星号”、“康沃利斯号”和“不可抗拒号”的帮助下，“伊丽莎白女王号”又恢复进攻。由于暴雨光线昏暗，低垂的乌云又使得水上飞机无法观测。所有的军舰都遭到了榴弹炮的通常炮击，然而并没有给军舰造成重大破坏。堡垒的炮轰显然被压制住了，但是土耳其人声称他们是为短程炮击节省弹药，他们停止炮击是要清除周围炮弹爆炸飞溅在大炮内的碎石沙砾。
进攻行动持续到12日，同时进行断断续续的炮击和试探性的扫除雷区作业。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怀疑攻击之后是否有充分的决心。例如，在中将的在一份电报中，他报告扫雷船被猛烈的炮火赶了回来，他又补充说，炮火没有造成伤亡。想到西线正在发生的情况，协约国部队几乎每天都要接受艰巨的任务、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报告只能让我感到不安。中将在后来另一份电报中解释种种困难，并说他正在使用正规的海军人员重新组织扫雷工作。然而，直到进攻行动进入很迟的阶段，这个重组工作方才完成。与此同时，虽然又作了几次坚决扫雷尝试，而且侥幸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是雷区基本上保持原状。
显然，我们必须作更加热情的努力。
02.
为集结在东地中海的部队任命一位陆军司令并将他派往作战现场，这一时机被大大延误了。到了3月第一周的周末，基奇纳勋爵实际上已选定了当时指挥国内中央部队的伊思·汉密尔顿爵士。然而，他一直没有向这位军官透露自己的决定，直到12日他才派把他召来，对他简单地说：“我们要派一支陆军去支援现在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你担任司令。”①
等待这个决定，它却毫无理由地了一天又一天拖延下去，而此时军队和事态正在迅速变化，这种等待使我和费希尔勋爵极为难堪。原定在18日将运输船队集中起来，有关为大量人员和牲口提供吃饭、饲养、用水和组织等一大堆复杂而紧迫的问题急待在穆多罗斯解决。法国师也已经登程出海，他们指望我们给予指引和安排。在这些行政问题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军队的使用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一再询问，基奇纳勋爵却稳如泰山，他还憎恶看来像是对他施加压力或者逼迫他动手的任何事情。我们急切等待他尽快派出不管什么部队，但与他打交道必须有老练圆滑的手腕。我是直到11日才确知他已选定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我立刻预订了一辆12日下午的专车以防万一有需要。
以下是基奇纳勋爵写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指示要点：
(1)舰队已经开始了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战斗。在此阶段，大规模动用陆军在陆上作战，只有在舰队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仍旧无法穿越海峡时才加以考虑。
(2)在加利波利半岛执行任何重大任务之前，所有选派远征的英国陆军都必须集中在一起，以便全部力量能够整体投入。
(3)一旦参与进攻海峡的行动计划就不能有放弃此计划的想法。此次行动需要时间、耐心以及海、陆两军司令官有条理的合作计划。关健一点是，应该避免那种会阻碍我们获得战略上和政治上成功的挫折。
(4)不排除进行小规模战斗的可能性，如肃清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防止他们在那里以炮击骚扰舰队，或摧毁已被舰队打哑了的坚垒。但是这种小规模行动应该尽可能限制在达到预定目标所必需的兵力，而且应该尽可能切实执行，要避免长期占领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阵地。
无论对这些指示有什么样的军事批评，它们准确代表了此前战时会议所作出的决定。3月13日晚，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口袋里藏着这些指示，在一小批上一天任命的还是第一次晤面的参谋军官的陪同下，离开了查灵克罗斯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航速30节的轻巡洋舰“费顿号”在马赛升火等候他，17日早上载着他全速驶往达达尼尔海峡。
03.
海军进攻日益陷入困境，而小股海军陆战队在2月底却轻而易举地在半岛登陆，这使得立即动用陆军的方案对海军部和半岛战场的指挥官很具诱惑力。此刻要判断陆军登陆的前景是困难的。没有人知道土耳其在那个地方部署了什么样的部队。卡登中将在2月23日的电报中说“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守卫部队大约有40000人。”这个数字也是陆军部假设的工作基础。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在半岛上的军队实际上不足20000人，他们分成小股部队沿海岸零零散散地驻扎着，既无援助也无储备。如果在这个时候第29师在现场作战斗部署，如果从埃及抽调的无论什么部队就有可能不遭受重大损失而登陆成功，从而占领非常重要、或许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此后登陆部队可能会遭受土耳其人沉重和越来越凶猛的进攻。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守不住阵地，他们会得到来自埃及、以后还有来自英国的不断增援，增援的规模会远远大于敌人的增加。占据阿奇巴巴这个观测要点可以给海军的非直接炮火绝对精确地指引轰击狭窄段的堡垒。我们还可以把我们重炮和榴弹炮(包括新型的15英寸榴弹炮)运到陆地上，让它们在有效射程内轰击敌人。如果能取得这种局面，在合理时间内摧毁堡垒是必定无疑的，舰队通过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也必定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以这种规模动用军队必然要有一个新的严肃的决策。它意味着又要开始一场新的争论，动用陆军必须与继续坚持纯海军进攻进行比较、权衡利弊；而纯海军进攻至今尚未得出任何结论。
我认为我不亲自宣布我的观点，而请求基奇纳勋爵代表陆军部观点发表正式声明是正确的。他的回答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1915年3月13日
海军大臣，
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除非我们发现我们是过高估计了奥斯曼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力量，除非发现基利德巴尔高地上的阵地没有预料的那么坚固，否则，在第29师到达并作好准备参加可能证明有激烈战斗的艰巨任务之前，不能采取任何大规模作战行动。
基奇纳
我不批评这个决策。在当时的处境下这个决策似乎是最聪明的。错误是在更早的时候犯下的。如果第29师能按照最初的决定于2月22日以后就动身出发，它本来会在3月中旬抵达战场，而不是在三个星期以后。如果第29师在运输途中就作好战斗准备，它本来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几天内便可投入战斗。其他奉命开赴这个战场的部队，到3月17日或18日时，有的从英国和法国运往莱姆诺斯，有的在亚历山德里亚海岸等待运输船队。从20日起，就运输时间而言，他们全已严阵以待，参加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的战斗。海军部履行了诺言，正好在规定的日期，即3月17日，准时将所有指定部队(包括法国师)全部集结完毕。18日海军进攻达到高潮。此时，土耳其没有大批增援部队到达半岛。但是没有第29师，陆军什么也不能干。它是最为关键的师，是唯一的正规师，它的调动和到达控制着全局。因而，指定到这个战场的部队有五分之四如预先安排准时集中，而那不可缺少的五分之一却晚到了三个星期，而没有它，其余部队则不能行动。于是所有的部队都不起作用。
04.
到了3月中旬，不仅海军行动而且整个战役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截止此时我们还没有经历重大风险，还没有遭受损失，大部队还没有深深卷入作战。原先卡登制定的逐步铲除堡垒的计划依旧在执行。这个计划没有失败，但是它已经落后，现在执行得如此无力几乎陷于停顿。同时时间却在不断流失。自从开火以来已过去将近一个月。土耳其人在干什么？他们显然在德国教官的有力组织下增援部队、加强工事、布放新的水雷、安置新的鱼雷管、架设新的大炮。德国人自己又在干什么？将潜艇从易北河派往爱琴海可能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潜艇派出了吗？它们正在路上吗？它们可能已近在咫尺。这是一个令人日益担忧的问题，但也是一种鞭策。现在肯定已到检查我们整个立场和政策的时刻了。当初我们曾经预料，“如果形势的发展出乎我们的希望，如果堡垒的抵抗过于顽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停止进攻——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当初预料到的这种时刻。事实上，我们可以照这个预料行事。指挥棒一挥，集聚在达达尼尔海峡或正朝此地行驶的全部舰队——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拖网渔船、供给船、运输船——转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傍晚时人们还能看到一支强大的海军正在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进攻，而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可能只见空荡荡的大海和静悄悄的海岸。
进一步说，现在不是考虑取舍的时刻。对达达尼尔海峡的长期炮轰必定促使土耳其把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加利波利半岛和亚洲沿岸。土耳其人欠缺的大炮和各类军火供应已经从各处搜刮运来或正在运来的途中。再说，俄国人经过一次奋勇努力已大大恢复了高加索的形势。现在在海上的英、法部队也许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登陆并进攻加利波利的高地和山峦。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占领并守住亚历山大勒塔的能力——从而将土耳其帝国的一块巨大版图切下，把威胁埃及的土耳其陆军的交通切断，并截断从东部运来急需物资和食品的供给线。为了这样的进攻，达达尼尔行动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一次真正的佯攻。
所有这些考虑对我都没有什么价值。我太了解这些考虑了，所以我将它们一概拒绝。我坚定不移地维护主要事业。我相信，只要尽一切努力，我们能够拿下达达尼尔海峡，只要拿下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就能取得真正的决定性胜利。但是那里的海、陆军将领和政治家们从不赞成这些清晰明了的结论，他们怀疑，一直怀疑这次行动的可行性，怀疑主力舰队的优势不足，怀疑这次行动对东方战场的作用！现在肯定是对他们有利的时机。现在肯定是对费希尔勋爵有利的时机。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给了长登计划一次很好的考验。我从来不太喜欢这次行动。行动没有成功，但是却是一次很好的表演。它愚弄了土耳其人，也帮助了俄国人。它实际上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现在让我们完全停止行动，干一些其他事情吧。”后来，在4月份，我们已经更深地卷了进去，并且遭受了实实在在的损失和遏制，如果撤退，确实有人提出这种建议，必然损害我们的军威。但是现在结束攻打必定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海军看来，撤退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
但是事实如何？第一海军大臣根本不想终止这次军事行动。他对这次行动的支持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坚定过。他真心诚意地同意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现在将逐步的、试探性的、承担有限责任的进军转变为凶狠的、坚定的、因而也是险象环生的进攻。他也赞同海军部的一些重要电报，这些电报是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充分讨论之后由我起草的，当然也不断征求过首相的意见。他甚至要求亲自出马，悬挂起他的旗帜，去达达尼尔海峡指挥战斗，声称这次战役责任重大，只有最高领导才能承担。随后，虽然形势使费希尔勋爵的立场变得复杂，但他仍旧以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方式亲自告诉达达尼尔委员会上述事实。
至于书中提到的其他权威人士，谁也没有表示过丝毫异议。阿瑟·威尔逊爵士、亨利·杰克逊爵士、奥利弗上将以及德·巴托洛梅准将全都意见一致，同意继续进攻和加紧进攻，大臣们似乎也有同样决心。陆军部和外交部也都迫不及待而且充满希望。首相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召集会议将要点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观点。我看到这次行动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赞同和支持计划的力量而感到欣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各方面未能将他们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贯彻到底。
如何解释众人的团结和决心？是胜利的前景点燃了内心的热情。所有人的思想全贯注于达达尼尔海峡和海峡之后的那个城市的巨大价值。被俄国在3月6日拆散的联合仍旧潜藏着。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的态度引人关注。人人都已是热血沸腾，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展开一次大规模海、陆作战所必须的意志力和内聚力现在已经具备。但是晚了一个月！
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大家都同意给卡登中将拍发下面电报。
1915年3月11日下午1点35分
101.你以前强调指出要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迄今为止你在推进时没有蒙受损失，我们高度评价你的技巧和耐心。
然而，如果取得胜利必须损失舰只和人员，那末我们获得的成果之大也足以证明这种损失是正当的。迂回恰纳克拐角可以决定整个战斗的成败，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你考虑，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集中最大数量各种口径的能轰击敌人的大炮，在有效射程内对狭窄段的堡垒实行压倒性的轰击。……
我们并不想催促或逼迫你放弃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都清楚，在战斗的某一阶段，你将不得不狠下决心作出决定，我们渴望知道你是否以为这个阶段已经来到。我们将支持你为争取决定性结果而采取的思考周密的行动，即便承担令人后悔的损失。
15日又发一电：
109.……我们理解你的用意：从布雷区中扫清一条航道，以便能最终在近距离内攻击狭窄段的堡垒，并保护战列舰队的各种火力对堡垒或对可移动的轻型炮组进行轰击，这项任务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扫雷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了解你打算在有效距离内对狭窄段的里全发起进攻，使它们事实上失去作用。然后，只要方便，你将继续进攻狭窄段以外的坚垒；如果必要进一步扫除水雷。倘若这就是你的用意，我们表示真心赞同。我们希望你不要太匆促地执行这些任务，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
中将答复道：
1915年3月15日上午9点15分
我完全意识到形势，而且正如3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打算对狭窄段展开猛烈的进攻，并在进攻的掩护下清扫雷区。关键是要有良好的能见度，有利时机一旦出现我会立即加以利用。……
海军部的101号和109号电报是发给舰队的两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它们的主要用意就是让中将领悟到，如果他有决心打通海峡和因此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整个作战行动中途失败，其责任将由他在国内的上司承担。他只需要考虑他自己的任务和他面前的敌人。
05.
有关进攻的一切事宜都已处理完毕，我休假了两天，去往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指挥部(在那儿我当然有直线电话联系)等待结果。一到那儿我就接到了卡登中将致海军部的电报，声称他的医官决定他必须病休。他推荐德·罗贝克中将接替他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他认为德·罗贝克中将“十分熟悉目前和将来的所有安排，而且在准备阶段发挥了巨大辅助作用。”
这件事搅乱了计划。我们对卡登中将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他是海军逐步进攻方案的负责任的作者。他已表明他完全同意采取更积极进攻的方式。他已深深地卷入此事，必须将这场战争打到底。现在战役已迫在眉睫，他却突然垮了。我们又得重新与另一个人合作。我在过去的三年中熟悉了德·罗贝克中将。他在海军中享有盛誉。他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和能干的纪律执行者。战前在我的任期内他担任东海岸巡逻舰队司令达两年之久。我并不总是赞同他担任该职务时制定的一些应战计划。人们感觉不到在那个时期之前他的训练和经验已使他有能力从更高的战略与战术角度思考问题。他对事业的信心源于他的性格、个性和热情。事态的发展指定他为卡登中将的合适接班人。确实，他的资历要低于目前正在指挥穆德罗斯基地的威姆斯少将，但是在这次整个军事行动中德·罗贝克都担任副司令，所有的情况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威姆斯还在紧张处理因运兵船队随时到达而产生的迫在眉睫的行政工作。仅仅依据军衔高低来选拔这些军官看来显然是不对的。一心为公的威姆斯本人主动打来了电报：“如果你们认为应该提升德·罗贝克，我完全愿意服从他的命令。德·罗贝克和我完全一致，无论你们如何决定，我们都会忠实合作。”任命事实上是不可改变了。就这样命运之神在达达尼尔海峡小心翼翼地跨出她的脚步。
我认为，我们必须完全了解德·罗贝克中将的是，彻底地弄清楚他是否完全与海军部意见一致，这样才能令他从卡登中将被迫放弃工作之时起接手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于是在和费希尔勋爵商量后，我从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指挥部里给他发去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德·罗贝克中将
1915年3月17日
海军大臣密电，收件人亲启。我满怀信心委任你担当地中海特遣舰队司令，我相信你一定完全赞同海军部101号和109号电文以及卡登中将的回电，相信你在经过独立判断之后认为，所建议的行动是明智和切实可行的。如果你不那么认为，望你直言不讳。反之，望你尽速执行，一旦有利机会来到，切勿犹豫不决。请每日详细汇报，并与汉密尔顿将军紧密配合。若发现有适合下级指挥部的人选可以提出建议。威姆斯担任你的副手。祝你好运。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3月17日上午10.点20分
海军部海军大臣亲启，密电。
228.德·罗贝克中将发。感谢您发来的电报。我完全同意你提到的电报。倘若天气许可，明日将开始行动。我的看法是，进攻狭窄段取决于我们扫除雷区的能力，这就需要在扫雷过程中遏制坚垒不使它开炮。汉密尔顿和达马德陆军将领以及威姆斯海军少将今天来我船上，会谈结果十分满意。
第二天又发来电报：
1915年3月18日
天气良好。战斗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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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恩·汉密尔顿，《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