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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会战1939-1942》 作者:马正建

第20章 哀兵之战(4)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后,他让参谋长吴逸志带战区大部分人员南移至耒阳,自己则率少数作战参谋人员留在长沙。军委会曾规定为避免高级指挥员阵亡影响作战全局和部队士气,战区一级的指挥部距前线不得近于50公里。此次薛岳“明知故犯”,他是在做一种姿态。他用将指挥部设在长沙对守城的第10军说:我在你们身后,你们看着办吧!对各围攻长沙附近之敌的部队说:我离日军比你们近,我的生死在你们手里,你们看着办吧!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那么薛岳将自己的性命也押上了。他对蒋介石说“本次会战,职有必死决心”,绝非只是说说而已。而他所做的这种姿态也绝不是没有效果的,起码对于第10军,对于上一仗的两个败将——军长李玉堂和师长方先觉是如此。

  李玉堂自作战开始就在几个师指挥部转。周庆祥3师守城东,方先觉预10师守城南,朱岳190师守城北。开始日军在三个方向同时攻,一个上午毫无进展,中午略事休整,将重点放在南城。李玉堂听见这边枪炮响得凶了,便到方先觉这边来。说了解情况也行,说督战也可,反正军长往作战室一坐,不由你不瞪起眼来打。

  预10师守的是长沙正面阵地,战后方先觉立功授勋,荣升军长,足见战中出了大力。该师政治部代主任兼督战队长杨正华,在几十年后回忆了这场血战的部分片段:

  “1942年元旦晨,开始向长沙进攻的野联队扑向金盆岭,石野联队扑向猴子石,企图抢占各高地。我29团(团长张越群)居高临下,迎头以机、步枪猛烈射击,继之抛掷手榴弹,只见日军纷纷倒地。

  “敌以飞机协助步兵与我军拼杀,最后白刃相交进行惨烈肉搏。敌人预期一日内占领长沙,但出敌意料,初战竟遭到坚决阻击。张越群团血战至上午10时许,终因阵地正面太宽(约15华里)、配备兵力单薄、伤亡过重而阵地被敌突破。敌亦为之付出伤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敌军突破我第一线后,乘势向我第二线进攻,即遭葛先才第28团以迫击炮和机、步枪猛烈迎击。28团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团,葛团长的勇敢善战是全军公认的。他的指挥所选在全线最要冲的修械所背后,以此表示坚守的决心。敌在我第一线受到打击,锐气大减,在葛团猛烈打击下,不得不暂停进攻。

  “在敌人进攻葛团阵地时,张越群团长同政治部派出联络的科员马有成来到师部,我见张神色惶惶,就单独去见方师长。我说:‘敌人来得太快太猛,张团很难顶住。’方师长长吁一口气说:‘是这样,现在张团电话中断。’

  “我看他对张团有体谅之意,便直言以告:‘张团阵地已被敌突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方说:‘叫他在副官处休息,等我空时,喊来见我!’

  “他接过电话向葛团长喊:‘艺圃!现在看你的了,张团阵地已被突破,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归你指挥。任务大呀!我全力支持你,你要顶住。’

  “此时电话里听到葛先才答复:‘师长你尽管放心,我有信心,不会在薛岳面前丢脸。’

  “晚上,薛岳直接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问他能守多久。方说:

  ‘我能守一星期。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电话。

  “深夜时,我同副官主任张广宽在副师长孙明瑾房里烤火,忽听隔壁房里方师长喊张广宽,方对张说:‘这封信,你马上派人送到后方我家眷那里,在明天以前一定要送到。’

  “张把信拿出时,我不揣冒昧拆开一看,原来是他的遗嘱,内容为: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我看过后,决定发表以励士气,立拟新闻稿交科员马有成连夜过江送《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上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读者莫不感泣。……”

  元旦中午,第3师团将在城南预10师一线阵地的进展上报11军指挥部。参谋长木下勇闻讯后与随军新闻记者4人乘飞机至长沙上空视察战场。飞机在市东南郊第3师团攻击线上空低飞,地面日军扬手向飞机致意,新闻记者抓拍下这一珍贵镜头,不想日后成为侵略罪证刊载于《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上。木下勇令飞行员向地面投放贺年书和本土慰问前线的信件,飞机盘旋几圈后回到岳阳。木下勇向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部和日军大本营发电报,称长沙作战进展顺利,即将取得胜利。

  元旦夜11时,日11军特情班的情报参谋们在若干天后终于将九战区在此次作战中使用的电台密码破译,而首先被译出的正是薛岳31日要求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运动的命令。

  阿南看到一长串部队番号时不禁大吃一惊。29日是“箭在弦上”,而现在则是“开弓再无回头箭”了。只有早日攻克长沙,结束作战,否则攻击部队被守城的和包围的对手夹在中间,后果不堪设想。

  零点,阿南急电丰岛,要求他加紧进攻,抢在对方外翼包围前解决战斗。阿南同时命令第6师团加强对东部山区和浏阳方向的警戒,掩护第3师团后方。

  丰岛接到命令,立即将作为机动部队的加藤第2大队投入战斗。2日零时至2时,加藤在两个小时中走完了他作为优秀的日本军人一生的道路。

  日军战史载:

  加藤大队长带领副官等3人,穿过城外的房屋,越过敌兵营,前进到敌军的步哨线,被隐藏在屋檐下的敌人射来的子弹打穿腹部,时间是2日2时左右。但该少佐仍然挥刀与敌人搏斗,接着副官桥本光义中尉、川口定秀军曹相继战死;池山兵长冲出一条血路,摸索着回到本部告急。士兵们在“救出大队长”的呼喊下反复进行了几次必死冲锋,但均未见效,反而使那些房屋燃起熊熊烈火。得到池山的报告,参谋长指示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从这天夜间直到4日反转为止,虽反复进行搜索和夺回攻击,但终未发现大队长等人踪迹,因此认定已经战死,遂决定返回。

  加藤之死对长沙作战的意义在于,第10军士兵从加藤尸体搜出几份重要文件,从中了解到日军弹药不足的重要情况。这些文件以最快速度送到薛岳案头时,一贯自持力甚强的薛岳高兴地大拍桌子,说道:“一张薄纸,胜过万挺机关枪!”

  元月2日,方先觉继续指挥部队在第二道防线与日军苦战。薛岳将战区直属炮兵团的大口径火炮全部交李玉堂指挥,李玉堂又将预10师阵地作为炮火支援的重点,密集的爆炸过后,日军在葛先才团阵地前陈尸累累。

  在丰岛的严厉催促下,日军冒着炮火几次冲到守军阵地上,双方几度展开肉搏,一批批守军倒在血泊中。

  上午11时,金盆岭阵地29团2营联络中断,情况不明。11时30分,一名身负重伤的侦察员坚持着爬到邻近2营的一个阵地,向师部报告2营告危,带队的副团长陈新喜、团副曾友文阵亡。全营官兵大多数已阵亡,阵地已被日军攻占大半,剩余的官兵们还在做垂死坚守,请师长速派援兵。

  方先觉计算时间,派兵增援为时已晚。况2营阵地易守难攻,倘若为敌攻占,援兵也难上去。他忍痛下令,集中全师炮火向2营阵地实施覆盖射击。

  半小时后,预备队两个连赶到金盆岭,官兵们看见阵地上尸无完尸,中日士兵碎成一片,不能区分,隐约可看出曾经发生的那场白刃恶战。死者的尸体来不及埋葬和焚烧,只得暂时堆在一处。官兵们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准备迎接下一轮战斗。

  2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进入战场,向城区东北郊190师阵地发起攻击。傍晚,40师团将伤亡惨重的第3师团一部接替下来,继续猛攻预10师阵地。至此,进入湘北的日军3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攻城。第10军处于成倍于己之敌包围攻击中,形势渐渐紧张。

  方先觉下到团部督战,指示每次打退敌人进攻之后随即重新编组班排,任命指挥员,补充弹药。1日至2日两昼一夜,预10师营、连、排三级指挥员伤亡大半,战斗班班长普遍更换,有些新兵当了班长。设于城中的4个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

  第6师团展开攻势后,190师阵地成为长沙守城作战的热点。当时任190师作战科长的黄钟老人回忆道:

  “3日微明,李玉堂电话询问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答:

  没有失守。李令朱速查,陈家山果然失守了。

  “原来2日敌第6师团攻北门,受陈家山阵地我军炮火袭击,攻击受挫。敌人在深夜时利用我守军在地堡内了望视角缩小的机会,匍匐潜行到山下集结,凌晨冲到山顶,占领了陈家山。

  “我师570团团长李芝当即督部反攻,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三次攻击未能收复(战后营长吴子南撤职、李芝辞职)。

  “陈家山失守,北郊与东郊日军连成一线,形势十分危急。各师长均在一线督战。周庆祥对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玉堂军长提拔的,长沙守不住,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激战之中,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士气。

  “一天,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部对坐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手中一根筷子。李玉堂扔下筷子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说: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快点吃?李说: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岳阳,日11军指挥部。

  由于破译了九战区通讯密码,战场变为一盘明棋,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南挽回被动局面。中国军队第4、79、26、37、20、58军已全部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围攻态势已初步形成。于是,指挥部内发生的事情为历史留下这样的记载:

  1月3日晨,没有完全占领长沙,军参谋部充满着深深的忧愁与不安的气氛。11时,阿南军司令官来到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诗,以安慰沉入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我军空运的弹药都用尽,相反地重庆军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正在继续集结兵力,要在长沙包围我军。

  木下参谋长等幕僚的焦急心情,是非同一般的……因此,1月3日17时,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4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

  阿南军司令官说:“第6师团刚参加战斗,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不能过早地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一下情况。”批驳了木下参谋长等人的意见。

  接着,17时30分,接到丰岛第3师团长“不久可取得战果”的战况报告。然而,木下参谋长等的反转决心很坚定。在19时40分,幕僚们再次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因为在5日晨以前,必须进到汨水北岸,所以必须迅速开始反转”的意见。此时已经拉开了浏阳河畔渡河点争夺战的战幕。

  至此,阿南军司令官终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接到阿南下达的撤退命令,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满腹苦水。

  12月24日,丰岛接到由大本营发来的电令,他被任命为东京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是天皇的御林军,这项任命对于丰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24日正是这次作战开始的日子,同时被任命为第3师团长的高桥多贺二中将尚未到职,所以只能仍由他指挥作战。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他自问已尽了最大努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增援他的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在划分任务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使他感到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

  这时阿南下令让他撤退,即便能顺利地将部队带回岳阳,那么他又如何作为被大本营重用、天皇点头的将领,回东京去见那些对他友好的和对他不友好的京官们呢?他感到这是自1940年9月28****上任第3师团长以来遇到的第一难堪的事。

  再就是加藤大队。这是一支享誉全军的部队,原属于河南信阳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重信吉田大佐第6联队。由于该大队战斗力强,尤擅长夜战,丰岛将其调到湖南,带在身边,本想让他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这一仗添几笔光彩,不料2日零时投入战斗,第一个小时中其一个中队便伤亡过半。加藤求胜心切,只带了三个人便杀入敌阵。如一战成功,不用说就是孤胆英雄,力挽危局了。偏偏运气不佳,不一会儿就中弹身亡。其三个中队中的另两个中队在营救加藤时被封锁在一片房屋区内,守军泼上汽油纵起大火,可怜这两个精锐中队未曾起一点作用便多数葬身火海。如果回国后将战况据实报告,那是极难为同仁和死者家属接受的。

  丰岛思来想去,发电报给阿南惟几,以寻找加藤尸体为由,要求将撤退时间延迟一日。他要组织部队再做最后一拼,为了已经付出的代价和即将失去的面子。

  将电报发出后,他抽出指挥刀,亲率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冒着滚滚硝烟下到主攻联队督战。

  他不理会阿南如何回电。这是继阿南决定进攻长沙后的又一次先斩后奏。此次他也运用了那句中国兵家的古老格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月4日凌晨,几天来争夺激烈的城南方向修械所、太乙寺一带重点阵地,枪炮声、喊杀声再次刮起铁的狂风。第3师团7千余日军在丰岛亲自督率下发起最后一搏。

  战至天亮,修械所阵地前一支日军敢死队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几名日军士兵拉响捆在身上的烈性炸药,将守军支撑阵地的暗火力点炸飞,本来就伤亡殆尽的守军官兵们被随着爆炸冲上来的日军全部射杀,阵地易手。

  日军见防线撕开,便朝这里涌过来。

  上午8时,预10师陈希尧第30团以仅剩的80余人组成敢死队。中国士兵早在淞沪抗战中便开了“活炸弹”先例(日军将这种自杀性攻击称为“****”),20余挺机枪掩护十几名士兵冲入阵地,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

  参加过那些战斗的老兵们都知道,出动“活炸弹”的决心不轻易下,但一旦出动,便没有攻不克的堡垒。

  抗战初期,日军倚仗装甲部队的优势欺负中国军队。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连枪都不够每人一支,拿着大刀上阵的杂牌军部队的士兵们,就是用这种拼人命的办法,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一辆辆摧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南疆戍边作战,中国士兵用身体趟入敌人的地雷区,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舍命歼敌者有之,让人看到深藏于一个个血肉之躯中的民族性格那最坚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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