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后记

　　1最后一战

　　1945年4月15日清晨，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在设于邵阳的军指挥部向所辖各部下达攻占芷江机场的作战命令。

　　命令下达完毕，坂西一良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面前一幅巨大的着色湘西地图，久久沉默不语。

　　中午，一名参谋低声问司令官想不想吃点什么。坂西一良自语般地对他说：“你不觉得在中国南部有这样一座大山是多么奇特吗？”

　　“望着它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你怎能不想起本土的富士山呢？”

　　司令官梦呓般地又说。

　　在名为雪峰山的广大山地，中国将领王耀武指挥第四方面军苦战一个半月，毙伤日军2万余，取得了粉碎日军摧毁中国芷江机场企图的重大胜利。

　　这次史称湘西会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的最后一战。

　　自然，它也是抗日战争湖南战场的最后一战。至此，潇潇湘水终于流到了这段历史的尽头。

　　雪峰山的枪炮声停息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告诉他的臣民：战争结束了。

　　9月2日上午9时，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日本人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内阁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他告诉世界：战争结束了。

　　9月的一天。平素不饮酒的******和蒋介石在重庆一同举起美酒，两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抗日战争结束了。

　　抗日战争结束了吗？

　　2寻觅老兵

　　我把采访机和笔记本装进部队发的军绿色小挎包挎在肩头，不离手的湖南省旅游图、长沙、常德、衡阳市区游览图揉烂又换新。我走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条条道路上，寻找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第4军102师305团2营机枪连少尉排长张灼文，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亦称长衡会战）中守长沙战败被俘，做劳工受虐待，三个多月后的农历八月十五夜晚逃出虎口。抗战胜利后退伍经商。解放后先后在湖南省纺织品公司、省化工局工作，1980年退休。在我找到他之前不久因病逝世。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在师长方先觉率领下参加守城作战的第10军预10师28团上尉连长吴中玉于1990年3月患肺心病逝世。

　　黄昏。长沙市南区热闹的黄兴南路。地址上的门牌号是一个经营土产杂品的铺面。

　　言锷，又名言海祥，曾在覃异之任师长的52军195师565旅1129团3营9连任上尉连长，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土产店老板言国良是言锷的侄子。

　　“四叔（指言锷）那人命太苦。”侄子说。

　　“1986年春节，不是初二就是初四，下半夜3点半，敲门。‘文革’

　　时定了历史问题，在外面劳动（劳改），那天回来了。

　　“后半夜，冷。我生上炭盆烤火。20年没见，都不认识了。他说，初次见侄媳妇，两手空空，真惭愧。我说一家人，莫讲客气。

　　“说是一家人，其实他还有个亲女儿，我堂妹。我婶去世以后，堂妹不认父亲，他只好来找我。

　　“在我这里住了半年，在我小妹家住了两年，经过亲戚们调解，回我堂妹家住。四叔肺病严重，痰中带血，堂妹怕传染孩子，让他自己在一间小屋，每天送饭过去。有天去看他，他躺在床上，我见床头有只碗，细一看，说：‘怎么就吃这？’叔说：‘还不如喂猪。’

　　“最后一个春节，我和小妹去堂妹家，他已经不能动了，想说话，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也说不出，直直看着你，光流泪。在堂妹家住了一年，死了。”

　　“你知道他这一辈子有过风光的时候吗？”我问。

　　“有有。他最大当到营长（黄埔同学会提供的资料为曾任63师187团1营中校营长）。”

　　“他没说过打鬼子的事吗？”我又问。

　　“没说多么详细，只是说，小日本的兵也很厉害，他的命多少次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

　　离开言国良的土产杂货铺时，长沙市区豪华的夜幕刚刚揭开，霓虹炫目，音乐如潮。时下大舞厅刚刚清理“三陪”现象，身材姣好、面容艳丽的妙龄妹子们一群群站在舞厅门口，等待客人选她们共度欢乐时光。先锋厅一带劳动力市场淳厚朴实的农村青年仍未散去。我漫步街头，不知该去哪里。

　　在原第4军90师排长王以典联系地址，人说他半年前搬到（长沙市）河西，不知具体地址。

　　唐仁寿，淞沪会战中为第2军18师52旅103团排长。大场失守时，他的师长朱耀华开枪自杀。他后来调第4军59师177团任连长。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177团为军总预备队，兵败之日，该团掩护军指挥部撤退，损失惨重。我按地址寻找长沙市青山祠42号。找到青山祠却没人听说有42号，问派出所，说两月前拆迁了，问唐仁寿其人，皆不知，户籍警打开微机，右查左找，也没找到。

　　黎家锐，二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0军朱岳190师570团中尉连指导员，三次长沙会战时任该军方先觉预10师28团上尉连指导员，衡阳守城时又任周庆祥3师8团上尉连长。正准备好好采访一番，按地址来到“书院路41号”。主人说：从来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搞错了？

　　长沙市劳动路石子冲35号，第4军90师少尉排长魏振钊家。在劳动路石子冲一带转了几个小时，硬是没有找到35号。

　　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期第4军炮兵营1连中尉排长黄斌青，家地址为长沙市南区楚湘街273号。寻之，老号新号皆无273。问之，老人们隐约记得“文革”初期街上有过打倒他的大字标语，再无所见所闻。

　　笔者在长沙期间，值市领导班子新官上任，正在酝酿举行“将长沙建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研讨会”。这当然是在一个很大的发展基础之上来做的事情。长沙处处新建筑林立，市民们近学广州、远学外国，衣食住行观念远不是你坐在家里凭空想象之中毛主席的故乡人的感觉。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东西在突然地或悄然地消失，突然或悄然得让我莫名地伤心。

　　湖南六次会战，79军野战补充1团迫击炮连排长曾德威参加了两次，都是增援。一次是增援常德74军57师，一次是增援衡阳第10军。解放战争后期，曾德威的部队兵败大陆，开往台湾。他不愿背井离乡，偷跑回老家。文革开始时怎么左也不过分，他父亲是地主，他是国民党小军官，家乡农会的人挖好了坑后去人叫他，他跳窗逃命。躲过最乱的时候，讲政策不活埋人了，但也常揪出来批斗一番。1981年落实政策，按退休返城，每月240元，吃饭够了，他说。

　　抗日那段历史，过去不敢提，现在政策好了，敢对人说。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了。邓小平好，他说。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和吴克敌、梁定固夫妻结婚60周年。

　　抗战爆发，吴克敌将原名改为这个名字，志在抗日御侮、克敌制胜。

　　他考入黄埔18期湖南武冈分校，两年炮科毕业后投身战场。他是独生子，又是6岁丧母后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说，你去吧，到队伍上要尊重长官。

　　毕业后到饶少伟暂54师报到，当天接到父亲病危的信，到家第二天父亲瞑目。在军校时父子二人常通信。父亲说：好好学习，杀敌报国。儿子说，你一定要请医生看病。

　　1944年参加衡阳保卫战，任迫击炮连副连长，全连10门迫击炮。一天敌人进攻，离阵地不远时敌群中有人喊：“不要打，是自己人！”吴克敌听出是湖北口音。见穿伪军军装，大叫：“不是自己人，是湖北人，打呀！”一着急，将伪军说成“湖北人”。47天守城，他左腿和头皮各中一枪，好在不重，没下火线，直到城破被俘，不久逃亡。

　　内战时，他在154旅，部队人心涣散，他趁让他到海南岛接兵之机，跑回了家。

　　“文革”中，他与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一起被关在牛棚中，心里挺平衡。臂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吴克敌市纺织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制”字样白布袖章在商店卖货。许多买货的人悄声说：“老吴，你要少说话，保重身体”。卖货之余，还要烧开水给斗他的革命群众喝，还要扫街道给大家走。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好得革命群众没有了脾气，好得领导透风说：

　　“快落实政策了，你要坚持住。”果然政策落实，按职工退休。一个女儿早就成家，一个外孙是掌上明珠，操不完的心哟。老两口经常进行关于谁先死的对话，结论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先死。

　　抗战胜利50周年和结婚60周年，两位老人记得这两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还记得炮兵口令：“左转15度，齐射，放！”78岁的吴克敌喊。

　　3槟榔之约

　　沿着七折八拐的路来到曾家湾5栋，杨森27集团军军法分监部上尉预备员文际春家。

　　那是在湖南停留的最后一天，车票已经装在肩头的绿挎包里。

　　打听楼下那个槟榔店，文际春家在哪一间，无数个槟榔小店是长沙最鲜明的特色。我不了解槟榔，还没有走近过一次。

　　这家名叫“三毛槟榔店”。主人一愣，追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待我说明来意并出示有关证明，他说他是文际春家老三，名叫文会元。父亲已在九一年阴历七月初六去世，尿毒症，81岁。

　　“从来没有人为他打过鬼子来找过他，”会元说，“嚼口槟榔再走吧。从来没有吃过？那就更要吃了。”

　　这才仔细看一看这半个拇指大小、两头尖尖、呈黑褐色的果实。过去我只在一首歌里品过它的味道：“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

　　会元挑出两只不大不小的槟榔，十分熟练地用砍刀几下切成小瓣，拿起两瓣，滴上几滴什么，又抹上一点什么：“可能吃不惯，慢慢嚼，主要是品味道。”

　　槟榔？槟榔。槟榔！

　　与它本身的味道相比，它表面裹的那层糖显得很不真实。从咀嚼第一口起，那强烈的味道便在你口中爆炸开来，四处奔突，迅速扩散。

　　是苦、是涩、是酸、是甜、是辣、是麻？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

　　“我父亲最早在中央军校武冈分校，军官班第3期。毕业以后分配到宋希濂的部队，打鬼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至于打了些什么仗，他很少说，我也记不确切。”

　　“槟榔最好是海南岛的，无所谓熟不熟，只有大小之分，都能吃。把鲜槟榔洗净，煮透，晾干，烟熏，再用酒和糖精泡三天，泡好后再用烧化的白糖裹一下，就是现在盆里的样子了。切开之后，滴上桂子油，抹上红砂糖与石灰掺起来熬的糖汁。

　　我陷入迷惑。水煮，日晒，烟熏，酒泡，糖裹……经过这么多程序，只是为了制造出由浓而淡的味觉效果吗？

　　“解放前夕，我父亲脱离了国民党部队，知道好工作也不好找，就在长沙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东区经理部做回收废品工作。1957年戴上四类分子帽子，1988年落实政策，派出所姓胡的户籍警负责我家的案子。胡同志通知我父亲：你的事和谁的也不一样。去上面查，什么也没查到，连档案也没有，定性名单里根本没有你，当时没人定你是什么，所以现在也就不存在摘帽子的问题，你从来就没有戴过帽子。你的事，就是当时那个街道主任一句话，并不是组织意见……什么苦也没比别人少受，别提有多难了，31年。”

　　终于走出冰天雪地时，忽然有人对你说：别误会，春天不属于你。

　　生活不是普希金的诗歌，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变成甜蜜的回忆，但人们仍然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咀嚼、来回味，尽管回味并不总是甜的，甚至从来不是甜的。每个人或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回味生活的方式，湖南人——嚼槟榔。

　　会元说，司机开夜车困乏时要嚼槟榔提神，清醒时嚼槟榔会飘然如醉。

　　天哪，除了调动生命中所包容的全部甘甜与苦涩，还有什么能像槟榔，双向调节自身对客观世界的感觉！

　　所有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老人们，所有与我们的民族一起历经劫难、饱受折磨的老人们，只有你们，才有资格说出槟榔最后的滋味呀！

　　椭圆而带尖的槟榔，这个险些失之交臂的机缘，为我画上寻找老兵行程中说不清滋味的句号。

　　这确是“谁先爬上谁先尝”的果实。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品出上一代人槟榔的味道。但我们也有我们“后爬上树后尝”的槟榔的味道，我们乐于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以生活中所有的味道，来充实这短暂又短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