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5)

　　陆礼华发动了一批热心爱国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作为救亡活动的骨干，她们是产科医院院长张湘纹，培明学校的美术教师郁风，女青年会的谢祖仪，妇女协会的林克聪，女作家杨清心、陈珪如，《大公报》编辑蒋逸霄，还有史良、沈兹九、罗叔章、金秉英、朱立波、王汝其、石薇、董竹君、金光楣以及王晓籁夫人、杜月笙夫人、黄炎培夫人等等。她们广播、演说、慰问、募捐，成为上海妇女救亡斗争很有影响的一支队伍。日本的报纸说：“上海第一流的妇女组织起来了。”

　　以家庭妇女、失业妇女和普通女工为骨干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是上海中华妇女互助会。妇女互助会有会员400多人，它以“互助”为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帮助，抗日救亡，发起人是1936年参加妇女救国会的****党员尉迟缨等人。30多位理事中有小学教师、家庭妇女，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夫人田淑君是理事长。

　　她们以浅显通俗的道理向生活在下层的贫苦妇女做宣传，广泛地动员她们为民族解放献出自己的力量。

　　上海的舞女们也觉悟了。大新舞厅的陆丽娟和殷美凤、倪文仙、周华英、俞秀英、张妹妹、陈云云、陈飞飞、陈莉珍等人发起了上海舞女救亡协会，并发表《告姐妹书》：

　　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被社会轻视已经很久了，我们时常也想堂堂正正地做人，但为了生活，我们只有始终被困在这醉生梦死之中。既然这样，我们没有迟缓与怀疑的时光了，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吧，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做我们能所能及的伟大工作。姐妹们啊，敌人的炮火是要烧尽我们的国内建设，炸死我们的生命，我们中的好多姐妹的亲人都早已完了，我们要赶快起来报国仇与家仇，我们要尽力帮助前方作战的忠勇将士，为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亲爱的姐妹们，擦干眼泪，起来吧！

　　觉悟了的劳动妇女投身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她们做军鞋、做背心、做手套，上街募捐，支前慰劳。她们在白尔部路开办了两个难民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她们和流离失所的民众一起放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现代史上最出众的女性宋庆龄站到了抗日救亡的前列。作为中国国民党先总理的夫人，作为和平运动的妇女活动家，早在1924年的神户女子高校演说时，她就把民族解放作为妇女运动的目标，她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她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由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很遗憾，支配动物的是它的兽性和本能。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上海，这是1932年的1月28日，他们扬言48小时之内占领东方这座大都市。

　　宋庆龄与何香凝立即筹备慰问19路军的所有事情，她们坐着卡车，将慰问品送到真如前线。

　　宋庆龄一次又一次冒着炮火到战地慰劳。目睹伤兵医药困难，她又筹建伤兵医院，她挑选了《小桃红》等广东音乐的唱片到病房慰问广东籍官兵。为了支援19路军，她几乎把自己的钱都花光了。

　　淞沪停战签订了屈辱的协定。接着，热河省10天沦陷！宋庆龄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她发表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救国主张。挫折和磨难，改变不了她的爱国斗志，宋庆龄又加入了国际反帝反战的队伍，她在世界反战委员会远东会议上以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严正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她向英、法、比利时和各地代表报告了中国的反战斗争。国际和平运动的伟大战士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赞扬。

　　战火又烧起来了。8月13日，日军开始对上海大举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这时候，她们的小妹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庆龄和宋霭龄是这个团体的上海分会理事，她们结成了同盟。

　　公众舆论认为：庆龄爱国，美龄爱权，霭龄爱钱。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势如水火的宋氏三姐妹一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阵线。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人际关系与人的个性。作为大姐的宋霭龄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炒股票和做投机生意更具有意义的事情。

　　她也第一次想到在西爱咸斯路的花园洋房外面竟有那么多人过着惨不忍睹的日子。

　　日军的炮火，震撼了她的心灵。她心灵深处的良知复苏了，她要帮助穷苦的人，她要为正义、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尽力。

　　宋氏三姐妹挽起了手。

　　5患难相依

　　人潮像黄浦江水，滚滚不息地从北四川路涌来。钢铸铁架的外白渡桥第一次负荷这么密集的人群，炮火中，桥身战栗着。肩挑背扛手提着箱子、包袱、箩筐、竹篮和拉扯着孩子的难民们怒吼着、咒骂着、哭喊着，像鱼群般争先恐后挤过苏州河上的这座铁桥，逃到外滩，逃到南京路，逃到外国人保护的租界。

　　滚滚的苏州河，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分界。冲过这座横跨苏州河南北的铁桥，就到了一个安宁的世界。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个负责难民收容的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他是市党部的人。这位官方代表和他领导的救济委员会在“八一三”抗战前就意识到应付非常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了，他们开始了筹备。潘公展依靠着社会局长的这块牌子，联合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医药团体以及各旅沪同乡会等机关，共同组织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救济委员会下设10个组：总务、财务、外事、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纠察和掩埋。11位常务委员是忙碌的，集资募捐以及准备收容场所都是十分繁杂的事。特别是安排难民的住所，需要实地察看，根据场地大小和路途远近，划定人数和次序，还要布置清理，他们准备了60多个难民收容所。

　　60多个收容所根本不够用，仅从8月13日开战到8月14日这两天，蜂拥而来的难民们全部住满了收容所，有的还只能在走廊上过夜。

　　10多辆卡车彻夜不停地从虹口和闸北运送难民进入租界。幸亏潘公展这个社会局长分管教育机关，他下令公私学校延期开学，腾出大量教室作为收容场地，又和因战争而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接洽。上海滩名声最坏的黄金荣这次却做了一件好事，他首先让“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和最宽敞的娱乐场所作为难民的收容地，他还出钱捐物，给难民提供吃喝、衣物和看病。这一善举，为他赢得了一些颇为得意的声誉。

　　这时候，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所，收容人数近10万。

　　上海难民的收容和救济，是全社会的行动。除了官方的难民救济委员会所属的收容所外，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开创了官民合办的新模式，它由佛教界的领袖人物黄涵之和赵朴初主持日常事务。上海还有一个国际救济会，会长是西方代表挪威总领事奥尔，中方代表是佛教界的屈映光。德国神甫饶家驹既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又是积极救助众人被称颂为“婆心一片”的公益领袖。民间的难民收容所也不少，基本上是各地同乡会和一些群众团体自发的行动。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在天灾人祸面前，善良的中国人和西洋人患难与共。

　　8月19日下午，杨树浦一带战火纷飞，中日两军争夺激烈。市民和工人在弹雨中无处躲避。慈善团体救灾会的屈文六和黄涵之经与租界当局再三交涉，才同意派出10辆卡车运载难民。这是有条件的，每辆车只能派一名驾驶，另由工部局派日本巡捕一人随车。下午1点开始，10辆卡车在战火中穿行，第一次共救出700多人。开回收容所后，接着再去，第二次又救出700多人。每一车都塞得像沙丁鱼罐头，小小的车厢挤了七八十人，其中还有不少受刀伤、枪伤的伤员。枪战激烈的浦东陆家嘴地区，8月19日这天，由渡轮渡过黄浦江逃来上海租界的难民达八九万人！

　　随着战争的进展，宝山、罗店、吴淞一带的农民拖儿带女地到上海寻求一块安全的绿洲。每一个难民收容所门前都有数以千计等待收容的人。

　　慈善团体救灾会派出人员到处联系，又寻得孟拉纳路的护国寺、石路的大观楼、跑马厅路的一元饭店和法公馆马路的鸿运楼辟为新的难民收容所。

　　有了躲风避雨的一席之地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粮食、衣服和医药也是一个耗资巨大和十分复杂的问题。8月中旬，上海市政府拨款6万元作为难民救急费用，又拨4万元为救护伤员费，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群众性的募捐开始了。各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纸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为难民救济会筹募捐款大会串，全上海的名家艺员一齐出马，在大世界共舞台和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全部八本《雁门关呼延赞表功》以及全部《关云长》、《凤仪亭》等，以平民化的票价为平民义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