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开，中情组改成中情局

　　第二章 冷战初开，中情组改成中情局

　　战略情报局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美国特工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但是派到德国去的21个小组几乎全军覆灭；罗斯福的逝世终于让战略情报局寿终正寝。冷战开局，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中央情报局从此开始进入美国政治舞台。

　　帕克上校的报告宣判了战略情报局的死刑

　　多诺万出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后，马上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只向总统汇报工作；二、由总统指令政府所有部门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三、虽然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其经费由总统的秘密经费开支。

　　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后，多诺万立即积极开展工作，招兵买马，迅速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使战略情报局在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并陆续在世界各地建立情报网点。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战略情报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战略情报局在军方的地位也明显提高，赢得了军方的尊重和支持，为战略情报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诺万除了被称为“野蛮的比尔”之外，他还有一个绰号是“疯子比尔”。他是一位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的英勇表现而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但是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以致信赖他的陆军和海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构，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的想法让那些军队的将领大惊失色。

　　战略情报局当时已培养了一批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那位得力助手艾伦·杜勒斯依靠英国情报机构传授的手段，派出特工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地区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德国纳粹的进攻。

　　到了二战结束的前一年，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早就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这时他就想速战速决，直接派遣特工深入德国，进行破坏活动。不幸的是，派遣到德国的特工到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了。他派出去的21个双人小组几乎全军覆灭，只有一个小组到后来才有下落。

　　尽管如此，多诺万总体来说并没有辜负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他以过人的才能、智慧和精力迅速地让战略情报局这一庞大的机构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他选拔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为美国情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批人中，有4人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们是：艾伦·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付德国的情报网；理查德·赫尔姆斯，协助多诺万领导反纳粹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员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威廉·凯西，建立了潜入德国的谍报小组。他的战略情报局还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骨干力量，占据了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职位，比较著名的有：威斯纳、安格尔顿、克莱因等。此外，多诺万还重用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如破译密码的专家威廉夫妇等。

　　在多诺万的领导下，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争时期组建的情报机构在名义上已经不能继续存在；同时，由于开支庞大和其他部门的反对，战略情报局也很难继续开展活动。

　　多诺万也觉得随着二战的结束，战略情报局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成立一个统一的、独立于军方的中央情报部门来承担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

　　其实早在1943年，多诺万就已经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邀请，着手规划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想知道，多诺万是如何将战略情报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中的一环。但是，多诺万并不希望在战后的和平时期把自己的情报工作同美国军方混在一起。他在信中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以对付敌国。他认为战略情报局的编制一直没有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希望在战后能成立一支拥有独立人员的情报队伍，成立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立即开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曾经说过，多诺万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是荒诞不经，起码也异乎寻常，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代的任务，那就惨了。布鲁斯说：“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略情报局的精神。”

　　针对多诺万提出来的建议，罗斯福总统好像也在考虑，但是他却对多诺万的动机有所怀疑，他曾说过：“要不是多诺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共和党人，总统很可能是由多诺万来当。”不知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1945年初，罗斯福还曾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理查德·帕克上校，针对战略情报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

　　帕克上校刚一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了，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罗斯福一见到这些评论，就知道多诺万很可能会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于是就马上告诉多诺万不要将自己的计划轻易向外界泄漏，以免遭到外界的攻击。1945年3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召开会议，正式将多诺万的这一计划束之高阁。因为“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能够服务于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而并非白宫。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军官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并将它们提供给四星上将级的指挥官作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序幕。

　　1945年春，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人要了解的对象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了，但是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大陆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多诺万以他的远见和对情报工作的独特理解，建议罗斯福成立一个总揽全局的情报机构。但是，多诺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罗斯福总统收到自己的信后，还没有来得及作出考虑和决定时，就在1945年4月12日那一天逝世了。

　　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让多诺万大失所望，顿觉前途黯淡无光。在罗斯福去世的第二天早晨，多诺万带着一种颓废的心情，和战略情报局官员威廉·凯西一起，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坐在他对面的凯西当时还是多诺万的一个下属，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时，凯西觉得他的上司多诺万情绪有点不对，就对他说：“您觉得总统的去世，对您的建议会有影响吗？”

　　多诺万看了凯西一眼，然后低下头说：“岂止是有影响，简单是要完蛋了。不信你等着瞧吧！”

　　多诺万的判断相当准确——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就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极其机密的调查报告。这份关于当年战略情报局的报告，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这份报告就像是一把由美国军方打造、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精心打磨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当时根本看不起多诺万，而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所以对多诺万极尽诋毁之能事。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战略情报局那些特工们所创造的神话，而且还在新总统杜鲁门的心中，播下了对秘密情报工作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的种子，从而使战略情报局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帕克上校在这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战略情报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报告中，帕克丝毫未提战略情报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略情报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散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略情报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略情报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略情报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略情报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略情报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已经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略情报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

　　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基本上对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宣判了死刑。但是，多诺万还要作最后的争取。罗斯福去世后一个月国殇期内，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多诺万找到了新上台的总统杜鲁门，在总统办公室里，他向杜鲁门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利用“挖克里姆林宫墙脚来遏制共产主义”。但是杜鲁门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多诺万，听了不到十五分钟，就以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急着处理为由，草草地打发他走了。

　　尽管如此，那一年的整个夏天，多诺万还是在华盛顿四处奔走，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8月25日，多诺万再一次告诉总统杜鲁门，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再一次提醒杜鲁门，“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一次，他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苦口婆心，能说动总统成立中央情报局，可惜他没有摸准这位新总统的脉。他哪里知道，这时的杜鲁门已经认定了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不但不支持他成立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反而决定解散他的战略情报局，并且撤销多诺万的职务。1945年9月12日，也就是美国在日本空投了原子弹后的6个星期左右，杜鲁门作出了解除多诺万职务的决定，并且下令战略情报局在10天内解散，把情报搜集工作并入陆军情报系统，情报分析部门并入国务院研究司。多诺万从此失去了继续领导美国情报工作的机会。尽管后来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厅里仍然高悬着他的照片，许多人也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但是，毕竟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和组建他都没有参与，也从未出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就这样，二战时期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战略情报局，从此寿终正寝了。

　　杜鲁门终于同意成立中央情报组

　　当时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明确希望能成立一个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国务院也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这些部门都开始抢地盘来了。

　　这种混乱的现状，让曾是多诺万得力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很是痛心。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儒将。他坚信美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要想在战后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就只能是靠碰运气，只得仰英国鼻息。他主张，美国的情报工作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是在华盛顿当时几乎已经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了。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谋职业去了，在三个月内就走掉了近一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还不到两千人。连当时驻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员也几乎全走光了。“珍珠港事件”四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经搅乱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回到了纽约，在他的兄长约翰·杜勒斯和人合伙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这些人都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去日无多了。

　　那些没有离开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了国务院和其他一些研究局，结果也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后来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在1945年夏天德国纳粹投降的日子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曾派遣了一支人马进驻千疮百孔的柏林，监视正在向欧洲大陆挺进的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当时派驻德国主管的艾伦·杜勒斯一到柏林后，就在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比较齐全的大楼用做办公室，马上开展工作。他手下的爱将理查德·赫尔姆斯设法监视苏联人。半个世纪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

　　赫尔姆斯这一次是随艾伦·杜勒斯重返柏林。他23岁时，曾以美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采访了希特勒，由此而一炮走红。他这次来到柏林后不久，就听到了杜鲁门准备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消息。

　　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驻柏林情报站的那些人简直怒不可遏。他们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来到柏林的那家征用来的酿酒厂里，一边肆无忌惮地喝着正宗的德国啤酒，一边愤怒地发泄着对这道命令的牢骚。艾伦·杜勒斯没有想到，多诺万所构想的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让赫尔姆斯也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任务就此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他们恨不得把这家酒厂一把火烧了。

　　但是几天后，华盛顿的总部却传来了一份电报，电报声称要他们“坚守岗位”。这又让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份电报来自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之手。

　　1945年9月26日，就在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六天后，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了。此人一直坚决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以为总统这一次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于是他愤然辞职。

　　亨利·斯廷森辞职之后，约翰·马格鲁德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就走进了五角大楼，与亨利·斯廷森的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准备劝说总统成立新的情报机构。约翰·马格鲁德无论是对多诺万本人还是对战略情报局都是有感情的。他和约翰·麦克洛伊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这位部长助理在华盛顿的能量，在五角大楼更是一呼百应。他决定趁机游说约翰·麦克洛伊，和他共同联手，迫使杜鲁门总统接受多诺万的建议。

　　当约翰·麦克洛伊听完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联合起来，联系了国防部的其他一些人，共同抵制杜鲁门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

　　两个“约翰”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杜鲁门总统果然作出了让步，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撤销后的战略情报局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维持战略情报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又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

　　这时，约翰·麦克洛伊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战略情报处处长助理，并且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同时还告知杜鲁门总统，对情报工作要“有所作为”。

　　在“战略情报处”的新招牌下，马格鲁德向驻海外的各情报站下达了命令，命令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德国，正在同美国抢占地盘。马格鲁德立即向东德派出特工人员，企图阻止苏联红军接管东德。他们在德国收买警察和政界人士，以便在东德建立情报网络。但是，战略情报处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人不仅顺利地接管了东德，并且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东德的失手，并没有影响战略情报处的积极性。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开始着手整顿那些涉足柏林黑市的军官。当时柏林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当做买卖的商品。那时，如果你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下20箱骆驼牌香烟，那么你转手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出厂的奔驰汽车。

　　这些美国特工人员除了整顿市场秩序之外，还在搜罗那些知名的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人所用。不过，由于忙于摸清苏联人的动向，这项工作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些美国特工当时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时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以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北非和朝鲜推进。如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局面的形成，甚至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面对新的战争的威胁，美国情报界的头目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通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通过谍报活动了解新的世界局势，赫尔姆斯等人即属此类。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通过秘密行动把战场引到敌方，以此来改变世界格局，当时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原是密西西比的一位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奉命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略情报局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新站长。当时苏联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经控制了布加勒斯特，威斯纳立下了军令状，负责监视苏联红军的行动。他和年轻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了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苏两国的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苏联人把酒言欢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当时他曾很自豪地向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他已和苏联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威斯纳这种所谓的“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苏联人早就在他的战略情报局内部署了人员，而且很快就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苏联人很快就夺得了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他们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地看着27节车厢满载着这些罗马尼亚人浩浩荡荡驶出布加勒斯特车站，向遥远莫测的西伯利亚方向驶去。这段记忆让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略情报局驻德国情报站，向赫尔姆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年年底，他们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不知道这次回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容忍他们的情报组织的存在。

　　面对来自欧洲的“红色恐怖”，美国人感到了新的威胁。这时，杜鲁门也清醒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了混乱，决定拨乱反正，于是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少将，告诉他准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统一情报体系，一个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并且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情报行动的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

　　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的。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圣路易超市去赚钱。而令索尔斯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的组长。果然在1月23日，索尔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威廉·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在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了这次授衔典礼。杜鲁门总统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索尔斯得到这个新的任命之后，感到有点惊慌失措。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大约有2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只是苦笑着说：“我想回家。”

　　索尔斯虽然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想要什么，也许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只是说过，他要每日情报摘要，免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看2英尺高的一大堆电文。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也许只有那些不知所云的“情报摘要”，才是杜鲁门总统看得上眼的东西。

　　关于中央情报组所肩负的任务，马格鲁德将军认为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以从事秘密活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份来自白宫的书面文件提到这件事，美国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更是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但索尔斯还是在他很短的任期内留下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唯一的认识途径就是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被美国人称为“俄罗斯通”的乔治·凯南。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杀手，战友和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生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二战时他和苏联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山区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过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当时艾伦·杜勒斯患上风湿病，但还是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让他失去了一个控制柏林的好机会。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指示。凯南已在苏联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已经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东欧的许多国家，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苏联境外的一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

　　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就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它不仅是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份电报，也应该是世界电报史上最长的电报之一。整个电报全文长达8000多字，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的“偏执”。凯南在电文中深刻地指出：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这让美国人不得不防。

　　凯南由此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被人称为“俄罗斯通”。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提前改变了美苏两个大国当年在二战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的盟友关系，从而成为冷战的对手。多年以后，凯南还在回忆时说道：“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和斯大林，1946年4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了他的身份。车子一路经过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向深宫走去。史密斯只身前往，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元帅。

　　一见面，史密斯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干什么？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听到这样的提问后，似乎显得有些不大高兴。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张废纸上胡乱地画着，出现在那张纸上的是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规则的线条和圆圈。后来，他还是对史密斯说，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并且谴责丘吉尔不久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自己的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的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来遏制苏联吗？”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几乎连想都没有想，马上回答说：“没错。”

　　史密斯又接着问斯大林：“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两眼直盯着史密斯说：“我们没有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的这次拜访除了自讨没趣之外，并没有问到什么名堂。当时美国也很清楚苏联的野心，不过就是搞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于是在1946年6月10日他们撤销了西德尼·威廉·索尔斯的中央情报组的组长一职，换上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

　　中央情报局成立

　　中央情报组的第二任组长范登堡将军是个英俊潇洒的空军军官，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空战战术就是由他主导的。如今他要管理的中央情报组位于波托马克河边的小山上。指挥部就设在E街2430号战略情报局原来的总部，旁边有一家废弃的煤气厂、一家角楼式的酿酒厂和一座溜冰场。

　　范登堡将军一上任，就发现中央情报组缺少三项基本资源：经费、权力和人员。

　　范登堡决意要让美国回到拥有情报业务的轨道上来，他改变了他前任的策略，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力量用来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并且设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处”（OSO），又私底下向几位议员“诈取”了1500万美元，用于执行海外的谍报与颠覆任务。他要知道苏联驻东欧及中欧部队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动向、能力和意图，并命令赫尔姆斯尽快提交报告。

　　当时赫尔姆斯手下有228名海外特工，专门负责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情报业务。当时欧洲各地的一大批政治流亡者、前情报官、前特务和各式各样的经纪人，各自兜售按客户需要而杜撰的情报。高明的骗子拼凑出来的谎言，被当成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相关情报。

　　赫尔姆斯后来认定，中央情报档案里有关苏联和东欧的情报，起码有一半纯属谎言。柏林和维也纳工作站已经成了假情报制造工厂。他手下的官员或分析师无法从虚妄之中分辨出事实真相。

　　范登堡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海外传回来的惊人报告吓坏了。这些情报让他真假难辨，但他还是往上呈送。有些情报是这样写的——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苏联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入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范登堡将军收到这些情报之后，又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呈送到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总统和他的那些高级幕僚对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十分看重，他们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遏止苏联继续向欧洲大陆挺进。有人向杜鲁门总统建议，遏止苏联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就命令中央情报组派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决定开始改变中央情报组以前的行动方案，将中央情报组变成一个作战机关。范登堡将军亲自出马，去找新上任的作战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伯恩斯，让他们悄悄地给中央情报组下拨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将军如愿以偿拿到了这笔钱以后，立即命令驻巴尔干半岛的情报人员帮助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一支反抗的军队，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阻止和干扰苏联红军；同时又在维也纳苏联红军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由威斯纳担任这个情报站的站长。

　　结果这个情报站很快就被苏联情报机构和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给破获了。在严刑拷打下，那些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供出了中央情报组在罗马尼亚的全部计划。苏联人立即出动，将那支刚刚由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建立的反抗武装粉碎了。中央情报组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纷纷逃回美国。情报站的站长威斯纳跑回美国后，向范登堡将军报告了失败的全部过程。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情报组无力与苏联人抗衡。苏联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英国人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撤离了，给苏联人留下了一大片发展的空间，让斯大林有机可乘。事实上那里现在已经是苏联人的天下。

　　这位情报站长来自第一线的分析引起了范登堡将军的重视，他马上将这一情况上报总统。由于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放弃，加上后来英国人又停止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这样就逼得希腊每年都需要拿出2.5亿美元来用于“反共”事业的开支。但是希腊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希腊随时就有落入苏联人的势力范围的危险。一旦希腊成了苏联人的势力范围，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就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苏联人的面前，这种现实和后果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

　　杜鲁门自从上台之后，由于对“红色恐怖”遏止不力，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声望和支持率明显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杜鲁门决定来点行动，提高一下自己的声望。几天后，他在国会举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演讲，夸大其词地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出警告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红色恐怖”并不亚于当年的战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在海外加大“反共”的力度才能拯救未来，否则全世界都将面临着一场新的浩劫。他还列举了许多来自中央情报组提供的各种情报，告诉这些议员们，希腊“正在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的威胁”，整个西方世界即将落入苏联人之手，美国只有花上数亿美元才能稳住当前的局势；否则，这种混乱不仅仅不会到此为止，而且马上就要波及整个中东地区。这种现状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杜鲁门最后说：“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任何外来武装势力和政治压力。”——杜鲁门的这番讲话，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杜鲁门主义”——美国就是从那时开始扮演一种“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敌人进攻任何国家，就等于是进攻美国。

　　杜鲁门的这番演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久以后，随着大量的美元和武器装备进入希腊，中央情报组的大批特工也涌入希腊各地，希腊很快就成了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这种情报活动最主要内容就是从事反共活动，扩大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势力范围。

　　为了满足美国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947年7月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9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代替一年前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并且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名下，建立中央情报局来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于是，1947年9月18日，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海军少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被委任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