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鼠行动”，安格尔顿成了“瘟神”

　　第五章 “肃鼠行动”，安格尔顿成了“瘟神”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间谍案层出不穷。继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之后，神秘的斯尼帕又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从此，冷酷的安格尔顿也由中情局的“保护神”而变成了中情局的“瘟神”，他亲手制造的一起起冤假错案几乎断送了中情局，最后他不得不被“请”出了中情局，“肃鼠行动”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

　　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内部发起了一个“肃鼠行动”，来查找潜伏在中情局的“鼹鼠”。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就是詹姆斯·安格尔顿。他在1954年至1974年担任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期间，曾经疯狂地追杀他所认定的“潜伏间谍”。在长达10年的“肃鼠运动”中，安格尔顿以他特有的敏感、歇斯底里和莫名其妙的臆想，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捕谍狂”。大名鼎鼎的美国中情局在世界情报组织龙头老大的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内部的不平静更使其雪上加霜。

　　安格尔顿生于1917年，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镇压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军官。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以后，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安格尔顿在中情局内是个传奇式人物，神秘色彩浓厚。他是个瘦高个儿，瘦得像一具干尸，身穿黑色的丧服。他性格内向，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他还曾赢得种植兰花的桂冠，而兰花是每7年才开一次花，可见此人具有超常的耐心。有一次，一位官员应召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觉得我仿佛去了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中情局一直把目标对准了苏联。双方在人力和物力上互相斗智斗勇，高招迭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揭开了苏联撒在西方的间谍大网，一举破获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联邦法院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时任大法官的考夫曼说：“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依我的观点，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着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罗森堡夫妇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旅。在这期间，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激励。这些信件也是罗森堡夫妇获得同情的主要源泉。“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埃塞尔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无奈，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等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乎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朱利叶斯也用满腔深情回应：“埃塞尔，你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我们受到的最大挫折，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和深沉的爱。孤独的监狱笼罩着我们，阴森的死神威逼着我们，但这绝不能中断我们与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牢固联系。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我最亲爱的人也在这个地狱里受折磨。只有你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我经受住磨练……”

　　哀婉动人的信件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美国一家“左倾”的杂志《国民前卫》发表了记者威廉·鲁本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连载7周后，美国的舆论明显发生了转变，有些人不再认为被告有罪了，要求复审罗森堡一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鲁本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然而，1952年2月25日上午10点，纽约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罗森堡案件的上诉请求，他们的深挚情感没有打动美国的司法和行政当局。

　　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欧洲报界也开始关注此案，一些意大利左翼刊物甚至对教皇十二世没有出来讲话而表示遗憾。

　　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1952年6月19日上午8点06分，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执行电刑，几分钟后，轮到埃塞尔·罗森堡坐上电椅。这个女人淡定地从一群犹太教教士面前走过，带着类似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罗森堡夫妇死后许多年里，他们的案件成了杂志、报纸、书籍、戏剧和电视报道的主题。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考夫曼法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受到了抨击。

　　直到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结束。两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的妻子则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原子弹间谍案刚被揭开之时，大批的苏联间谍纷纷潜逃，而可怜的朱利叶斯则因为在间谍网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竟然没有人通知他逃跑，从而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牺牲品。至此，原子弹间谍案总算真相大白了。

　　神秘的斯尼帕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共产主义世界”接踵而来的叛逃者，中情局却似乎看花了眼睛，结果昏招迭出。最后竟搬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不仅没能揪出潜伏在内部的苏联“鼹鼠”，反而元气大伤、贻笑大方。

　　中情局这一次持续数年之久的“肃鼠行动”，是由一个叫斯尼帕的人引起的。

　　1960年3月18日下午2时，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泰勒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泰勒随即打电话给中情局驻伯尔尼的情报站长，这位站长赶过来一起拆开了信封。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共产党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斯尼帕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中情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身份。最后，他们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波兰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有“铁幕”国家的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中情局在《法兰克福日报》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

　　通过这一方式，中情局又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西柏林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1960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情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因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娇艳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的军事代表团，这位真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原来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兰军情部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

　　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兰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中情局得到了戈列涅夫斯基藏在树洞里的文件，他们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300张，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部的组织编制表，中情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之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揭露“柏林隧道”计划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西德联邦情报局、被高层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策·菲尔弗也因此下水。

　　不过，让中情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情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他举例说，中情局准备在瑞士招募一名波兰情报军官，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中情局内也没几个人知道，但克格勃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这些话使中情局官员面面相觑，他们不得不相信戈列涅夫斯基的话，确认自己内部有克格勃的“奸细”。

　　然而，就在中情局还没有来得及证实戈列涅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时，又有一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主动送上门来了。

　　1961年12月22日中午，中情局驻赫尔辛基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他小心而谨慎地打开门，一位身材又矮又胖的陌生人站在他面前。当弗里伯格正要掏出手枪时，只听到这位不速之客却不慌不忙地对弗里伯格说：“先生你不要开枪，我是和你们合作的，我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的一名少校。”

　　弗里伯格开始不信，就对他说：“先生，难道你真的是阿纳托利·克利莫夫吗？”

　　对方一听，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钦。

　　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原来早在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后，曾列出了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情局招募过来。阿纳托利·戈利钦就赫然排在这份名单上，而且是名单上的第二个。当时德里亚宾曾专门提起过，说戈利钦的妻子作风放荡，即使中情局不能在这一点上使戈利钦就范，他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好炫耀自己的学识，在同事中很不得人心。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戈利钦自动送上门来了。

　　戈利钦与中情局联系上后，没等他们发问就滔滔不绝地抖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让中情局专案官员欣喜若狂。不过，戈利钦也给中情局乃至整个西方带来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信息。他说，长期以来，苏联集团针对西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欺骗，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苏联精心谋划的阴谋，如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阿尔巴尼亚的争论、1956年出兵匈牙利……戈利钦向他的专案官员大喝一声：“你们对‘共产主义集团’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但对美国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戈利钦确证了戈列涅夫斯基所谓中情局内存在苏联“鼹鼠”的神话，这惊动了中情局反情报处的老牌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

　　在中情局内部，詹姆斯·安格尔顿并非等闲之辈。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并由此进入中情局反间谍处。他在揭露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和菲尔比间谍案时都有很大的贡献，从而声名显赫，成为中情局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掌管着大量经费，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开展他的反间谍活动；他可以不敲门就径直走进杜勒斯局长的办公室面陈工作，副局长赫尔姆斯对他也很放手，他成为中情局的第一“守护神”。

　　这一次，戈利钦又被带到了安格尔顿的面前，他早就听说过安格尔顿的鼎鼎大名，就毫无保留地对他说，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鼹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一计划得逞，那么这些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入瘫痪境地。

　　戈利钦的这番话让安格尔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戈利钦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在这些年里，起码有数百名潜在的不忠诚分子混进了中情局。就像中情局在注视戈利钦一样，克格勃一定早已把目光集中在这些不可靠的家伙身上。这些人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至于何时会爆炸就不得而知了。身为中情局的反情报官员，安格尔顿顿感责任重大。

　　于是，安格尔顿决定发起一场“肃鼠行动”，把深藏在中情局内部的那些“鼹鼠”一个个都挖出来。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前程和捉拿“鼹鼠”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戈利钦身上。从此，戈利钦成了安格尔顿的座上宾，对他的警告安格尔顿几乎是言听计从，并开始怀疑每一个同事都是克格勃的间谍，或者是被其所收买的叛变者。结果中情局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怀疑、被监视，许多人最后甚至由于这种原因而被“请”出了中情局，丢掉了饭碗。

　　在戈利钦的建议下，中情局长达数年的“肃鼠行动”开始了，安格尔顿首先把枪口对准了中情局内的“苏联科”科长戴维·墨菲。因为墨菲祖籍波兰，又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且娶了一个白俄女子做老婆，他身上的“苏联元素”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墨菲去前线供职，他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认识了同在朝鲜战场的布莱克。后者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了42年徒刑。后来，墨菲加入中情局，曾任慕尼黑站站长，又曾经亲手处理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渗透进中情局柏林站的“萨沙案”。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于是戴维·墨菲很快就被免去了“苏联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而且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

　　墨菲调离之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也主动请求调出“苏联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去了。接替墨菲的罗尔夫·金斯利是安格尔顿的亲信，他不打折扣地执行上司的“肃鼠行动”计划，认为“鼹鼠”肯定存在，必须把他查出来。于是金斯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科”大动手术。有“鼹鼠”嫌疑的人被一一调离，他们的岗位则由远在千里以外、绝对不可能是“鼹鼠”的人来填补。安格尔顿的“肃鼠行动”虽然是拿“苏联科”开刀，但让整个中情局一时人心惶惶。安格尔顿的这种做法是否能保证当时中情局对苏最重要的情报部门不被渗透不得而知，但一下子把许多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亲信调到核心部门，结果让中情局的正常工作马上失效。而安格尔顿此时无论是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是沾沾自喜，把此当做自己的又一大功绩。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不久之后，又有多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这一进展让安格尔顿更是对戈利钦唯命是从。

　　1962年6月，又有一个不速之客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全官员。他找到中情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饮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以900瑞士法郎的价钱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情局保持联系，提供了大量的有用或没有用的情报，直到1964年2月叛逃。

　　不过，诺森科却给中情局再次带来了震荡，因为他所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所提供的情报相对立。戈利钦曾警告中情局内部已混入了苏联“鼹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根本没有渗透中情局，他是通过常规侦听等渠道发现情报信息的。为此，安格尔顿又找出戈利钦对质，后者反咬一口，认为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情局对苏联“鼹鼠”的调查。这时，安格尔顿和中情局的工作重心已经是围着戈利钦而展开的，因此，他们认为诺森科充当了一个“假叛逃者”的角色。

　　1964年4月4日，中情局对诺森科进行了测谎检查。检查之前，有例行的“颤震”，即实施恐吓战术。一个测试官员对他大喊大叫，骂他是“骗子”，紧接着，几个卫兵破门而入，命令他站在墙角，全身脱得精光，然后开始检查。结果，测谎器测到了一些剧烈的反应。这证明，要么是诺森科心虚，要么就是他在撒谎。

　　既然诺森科未通过测谎检查，对他就不必客气了。中情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仍是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伙食差极了，根本吃不饱，肚子总是咕咕叫。我要说话连个人都找不到，看不到书报，没有烟抽，甚至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到了冬天，冷得要命。我要求给我条毛毯，过了很久他们才给。我日夜处于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之下。为了打发日子，有好几次我试着做棋子玩。可是，我刚刚做好，立即就有卫兵开门走进牢房，把它们没收了。”

　　诺森科是投奔“自由世界”而来的。在苏联，他是克格勃这个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了这里“享受”的竟是非人待遇。经过229天的对诺森科的敌意审讯后，中情局对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沉不住气了。1966年8月，中情局二把手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科必须在60天内给诺森科定案。结果，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他是个骗子。

　　这份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句号，它在安格尔顿那里没有获得通过，他不能接受报告中认为诺森科压根儿就不是克格勃人员的看法。诺森科成了中情局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1967年11月，诺森科被转移到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安全屋内再次被提审。第二年8月，他又接受了一次测谎检查，这次没有“颤震”，没有如狼似虎的卫兵，诺森科顺利地通过了。相关审讯人员拟就了第二份关于诺森科的案情报告，最后认为诺森科没有撒谎，他就是克格勃军官。

　　这些背着自己进行的行动让安格尔顿十分恼火，而让他始料不及的还有，那份“终审”报告将一个完整的中情局分裂成两半：支持诺森科派和反对诺森科派。前者以另一位副局长鲁佛斯·泰勒为代表，他坚持认为诺森科是个真诚的叛逃者，“既然我们相信了戈利钦，就应该相信诺森科”。而以安格尔顿为代表的反诺森科派则认为他多处撒谎，很明显有隐瞒的行为。双方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森科的自由。

　　1969年3月，诺森科终于获得了中情局的信任，被聘为反情报顾问。在投奔“自由世界”5年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安格尔顿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鼹鼠”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情局经过8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一些苏联“鼹鼠”的影子，连一只真正的“鼹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本风平浪静的中情局，在这8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终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科”更是在这次动荡中彻底瘫痪，一蹶不振。

　　叛逃者带去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西方情报机构受到影响，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捉拿苏联间谍方面鲜有建树与此有很大关系。在此期间，中情局的很多官员几乎个个都担心安格尔顿会把他狐疑的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确实说过戈利钦是一个可能的招募对象，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竟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将计就计，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往美国。但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个辅助条件，戈利钦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才能把中情局搅得天翻地覆。

　　是谁最信任戈利钦？是安格尔顿。“苏联科”的一位科长指责安格尔顿说：“如果要我在中情局里找出一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事。他认为中情局确实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钦、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鼹鼠”。这只大“鼹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缉拿“鼹鼠”的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鼹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他没有朋友，对谁都是一副审视的眼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

　　1974年12月底，詹姆斯·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中情局的退休名单上。新任局长威廉·科尔比不容这里的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他只能拿安格尔顿开刀。公布退休名单那天，中情局的官员大多为之震惊，唯有安格尔顿镇定自若。他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的同事发出警告。然后，他就消失在下班的人群中。

　　这场在中情局历史上以安格尔顿名字命名的“肃鼠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到头来安格尔顿倒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安格尔顿是“怀疑一切”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常常令人感到怪异。例如，他认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裂痕是一种假象，中苏分裂是麻痹西方的诡计……科尔比与安格尔顿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这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渊源之一。中情局局长们对安格尔顿都很垂青，对他那套玄虚神秘的迷宫理论也很感兴趣。

　　1960年，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利钦投奔中情局之后，安格尔顿对他信任有加，并多次组织西方各国情报专家赴美向戈利钦索取各种情报。当时收获很大的是英、法、西德等国，他们根据戈利钦的指证及其提供的明确线索挖出了几十个隐藏很深的苏联“鼹鼠”。到了1963年，戈利钦提供的线索日益朦胧，搜索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他“该打扫门槛了”的建议，安格尔顿于1965年开始在美国和西方情报界展开了一场“肃鼠行动”，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清查苏联间谍。在这一秘密行动中涉嫌的特工人员达数十名，冤枉了不少人，甚至牵连到一些西方盟国情报机关，与他抓到的真货相比，实在是过大于功。许多人评价他“徒有虚名，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说他是“中情局里的麦卡锡”。科尔比坚决将他赶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怀疑一切”，使中情局背了一屁股冤、假、错案，弄得局内外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然而，支持安格尔顿的人说，正是由于他的敏锐，才创造了中情局历史上反渗透成绩最好的时期，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他是中情局的老警卫。

　　但是，有许多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被安格尔顿视为“苏联间谍”，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典型的有以下一些人：

　　保罗·加布勒

　　保罗·加布勒1918年生于美国的纽瓦克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移民。二战时期，加布勒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参加过35次俯冲轰炸任务，获得过11枚勋章和奖章。20世纪50年代初转入中情局，1952年在西德情报站工作；1956年任中情局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副站长；1959年—1960年间到中情局兰利总部工作，任苏联处国外情报科科长；1961年，他以美国驻苏使馆海军武官助理的掩护身份，出任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第一任站长。

　　从苏联归来后，加布勒本来应该仕途亨通，然而他却在GS—16的工资级别上搁浅，并连续14年未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已经成了安格尔顿领导的美国情报界内“肃鼠行动”的怀疑对象，1966年5月，加布勒突然被赶出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调到皮里营的训练学校出任教官。这一工作调动的真正含义，在中情局人员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但加布勒却一直蒙在鼓里。不久，这名曾经在中情局极有前途的“情报才子”又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去几乎没有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一个小岛——特利尼达情报站工作，或是退休。上司的态度十分严厉：想好后，马上出发或即刻“开路”——退休滚蛋。已经55岁而且有一个极需钱上大学读书的女儿的加布勒，出于无奈，接受了新的任命。

　　1970年初的一个夜晚，从西半球来加勒比访问的一位密友告诉加布勒，“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苏联间谍”。加布勒这时才明白自己连遭厄运的奥秘。在以后的18个月中，因毫无根据地被怀疑而产生的烦躁和不安，使加布勒什么也不想干，实际上，中情局总部也没有交给他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且他的位置不久就由另一名官员所替代。令加布勒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上级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审讯；为什么既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又不让他干任何具体事情。其实，加布勒所不知的是，对于安格尔顿等人搞的“肃鼠行动”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局长科尔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有关加布勒的问题档案中明确写上了自己的否定意见，强调指出“加布勒是忠诚的”。

　　1973年，在科尔比的干预下，加布勒被任命为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三年后，他任职期满回到华盛顿，准备提前退休。不知何故，他的退休申请被返回。直到1977年加布勒在情报界效力满25年退休时，他的工资标准仍停留在GS—16的级别上。此时，安格尔顿和热衷于“肃鼠行动”的其他一些人陆续离开了中情局，反间谍处也换上了新的领导人，卡特的心腹特纳出任中情局局长。加布勒认为昭雪的时机已到，他毫不迟疑地给特纳局长写信，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就在正式退休的前3天，加布勒接到局长的答复。特纳肯定地指出，加布勒是被“臆想出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遭指控”的受害者。这位新局长向加布勒表示“诚挚的歉意”，并许诺将尽他个人所能，帮助加布勒获得由于14年来工资一直停留在GS—16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全部补偿。加布勒作为中情局的正式成员的最后三天，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度过的。他向国会讲述了自己14年来的遭遇以及“肃鼠行动”对美国情报工作造成的损失。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以个别案例的形式，决定给加布勒一大笔钱，以补偿他14年来的损失。退休后，加布勒一直在亚利桑纳州搞房地产投资生意。

　　瓦西亚·哥米尔金

　　哥米尔金的祖籍是白俄罗斯，1926年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其父是沙皇派驻新疆的特使，十月革命后，他与白俄军队一起回到俄罗斯，后又来到中国，并成为经营石油、黄金和皮货的国际商人。1932年，新疆各宗教派别间爆发混战时，只有6岁的哥米尔金和他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企图越过沙漠戈壁逃离那里，但被土匪扣为人质。直到两年后，其父用重金将他们赎出，才结束了囚徒般的生活。1934年，哥米尔金的父亲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

　　哥米尔金经过百般努力后，终于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二战中，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充当俄语翻译。1951年，加入中情局后，他流利的俄语和中国普通话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于是他被分配到苏联处工作。1956年，哥米尔金以使馆政治事务专员的掩护身份到日本东京从事秘密情报活动，并成为第一位被允许直接与苏联外交官接触、与克格勃官员同桌对饮的中情局秘密行动官员。此前，这类行为在美国情报界是绝对禁止的。在日本，哥米尔金抓住机会，及时给克格勃在东京的一位“居民”设下了“爱情陷阱”。他的手段是先租一套公寓，在街头雇一名妓女，然后安排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周到那里“销魂”一次。不知内情的克格勃特工真的与妓女“相爱”了，并开始每天都来幽会这位拿中情局工薪的“情人”。哥米尔金对他们接触的全部细节都进行了监视。这对“情人”一直“相爱”了三年，在此期间，哥米尔金则通过那位妓女获得了大量价值颇高的“枕边情报”。

　　1962年，哥米尔金被派往巴格达，担任那里的情报站副站长。1966年，他亲自招募了一名克格勃女官员。她是以设在巴格达的苏伊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为掩护身份的另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哥米尔金冒着个人风险，将这名女特工和她的两个孩子偷运出伊拉克，最后送达美国本土，使她成为美国情报界了解克格勃内幕的又一窗口。

　　除策反苏联间谍外，哥米尔金在伊拉克还获取到数百份苏联军事技术手册，其中之一讲述了苏联新式战斗机上安装的最先进弹射器的一种高科技，这是中情局很长时间就想得到的；另一本则讲述了苏联解冻设备的技术细节，此技术的获得，使五角大楼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的研究费用。克格勃也曾企图招募哥米尔金，但他都巧妙地摆脱掉了。

　　在伊拉克期间，哥米尔金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最新情报简报上，总部也经常向他发去“肯定英雄业绩”的表扬电文。当他回到华盛顿时，人们普遍将他视为英雄。当时的苏联处处长戴维·墨菲长时间地握住他的手，对他在巴格达期间“十分出色的行动”，表示衷心地祝贺。根据哥米尔金的业绩，他本应得到提升，并被授予勋章。中情局官员对勋章的渴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标志着一个人工作出色、事业成功。但若没有这枚勋章，则暗含着许多内容，人们会因此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职务的提升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然而，中情局的这位英雄奉命回到总部后，既没有得到勋章，也没有被晋升，在原职上竟然一直待了12年。

　　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和苏联叛逃者戈利钦指控他为苏联间谍的唯一根据是，他的祖籍是苏联，而且他多次与克格勃官员打交道。当“间谍嫌疑”的印章盖在哥米尔金的档案上后，他的情报生涯也就完结了，不得不从中情局全职特工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退下来的第二天，中情局竟以“自由契约特工”的方式，让哥米尔金重新加入该局，使其得以继续为美国的情报事业效力，直至正式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哥米尔金在中情局苏联处的重要作用。

　　奈莱德·迪克·科维克

　　科维克于1926年12月1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小城希宾。父亲是不识几个大字的塞尔维亚矿工；母亲也是塞尔维亚人，却受过一流的教育，她对小科维克进行家庭教育，将自己掌握的历史和语言知识传授给儿子。科维克的父母在一战结束后移居美国。

　　1944年，正值二战最关键的时期，18岁的科维克高中毕业。他参加了美国海军，不久被派往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但他不愿在战时将时间浪费在读书上，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所以科维克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后又调到冲绳岛，成为三级无线电发报员。复员后，科维克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州大学学习。这次，他攻读的是俄罗斯与国际关系学。在这里，他的导师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中情局。他的语言才能令中情局的招募人员大为吃惊。

　　1950年10月，科维克成为中情局苏联处的正式雇员。在短期速成训练中，科维克学习了侦察、反情报、固定情报交接点的使用、接头信号的传递、密写技术等基本间谍活动技巧。随后，他便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了。1953年，他奉命来到欧洲，负责间谍的招募、训练，并以各种方式向东欧和苏联派遣特工的工作（例如使用潜艇、橡皮船、商船、气球飞渡和空投等）。

　　1954年，科维克调回华盛顿，成为中情局苏联处主管叛逃者事务的D科副科长。1955～1958年，他又调入苏联处的SR—9部门，参加了旨在招募友好国家人士为中情局效力的“第三国籍人士”计划。他不仅亲自征招外国公民充当中情局的间谍，还训练他们如何进行秘密特工活动。在此期间，他每年平均到欧洲执行招募和训练任务多达8次以上。例如，1956年1月，他被空投到挪威，训练了挪威外交官英格堡·利格伦。利格伦来到莫斯科充当了中情局在那里的秘密间谍后，科维克又完成了数次相同的任务。1958年1月，他飞到巴黎，帮助那里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成功地招募了一名苏联人，而后控制这名间谍为美国效力达数年之久。科维克的成功，受到包括安格尔顿在内的中情局高层的赞赏。1958年6月科维克结婚时，安格尔顿还专门送去鲜花表示祝贺。科维克在中情局的事业十分成功，同事们都认为他的前途远大。

　　然而，自1965年8月开始，他却成了“肃鼠行动”的受害者。对他的间谍嫌疑，直到1980年才彻底撤销。在此期间，他的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窃听；外出时，总有“神秘的人物”跟踪；他的工资标准停留在GS—14级别上长达15年之久。1966年5月，他被要求暂时离开苏联处，到中情局设在珍珠营的一个训练基地担任教官，教授年轻的中情局雇员招募和控制苏联间谍、非法入境者和叛逃者的技巧。1970年，极为赏识科维克秘密行动才能的中情局行动部许多处室的领导要求科维克到他们的部门工作，但一直未获批准。同年，他被召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这样的安排旨在使科维克不能离开市区，便于监视。

　　自1974年起，科维克先后写信给几任局长，希望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并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尽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秘密小组委员会在1978年6月19日就倾听了科维克的陈述，但直到1981年春，这位最优秀的秘密特工才得到彻底平反：他获得了勋章，还得到了高达6位数的经济补偿金。

　　科维克退休后，他和夫人生活在南卡罗莱纳州自己的家里。尽管旧日老友不时前来，但他除打打高尔夫球外，不再谈论过去的一切，也不过问其他事情。

　　英格堡·利格伦

　　英格堡·利格伦是挪威情报局一位出类拔萃的女间谍。20世纪50年代曾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利格伦生于1915年，虽然容貌平平，但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中学毕业时，利格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

　　二战爆发后，在德国占领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利格伦为挪威抵抗组织做情报工作，后来逃亡到瑞士。战后她加入了挪威情报局。利格伦在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超人的语言天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俄语和波兰语的考试。参加情报局后，很快成为挪威情报局长最信赖的秘书兼翻译。她曾经被派往西德，指导那里的挪威军队的秘密行动，并曾在挪威北部边界地区与苏联人合作，完成过特殊使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奥斯陆和华盛顿的情报合作关系，北约各国得以接收到苏联科拉湾海军基地的无线电通讯。在挪威北部边境地区，美国设有一些极为灵敏的电子设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指挥部共同管理着那里的一些监听站，挪威和美国还共同管理着位于挪威北部专门为U-2型侦察机提供加油和着陆服务的地面设施。此外，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不久，中情局苏联处向挪威提出需要一名“低级间谍”到莫斯科帮助工作，利格伦被选中了。她聪慧，能讲俄语，并热衷于中情局赋予自己的间谍“中间人”的特殊使命。

　　1956年1月8日，中情局精通数国语言的秘密行动官员理查德·科维克奉命抵达奥斯陆，开始对利格伦进行特殊的技能训练。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不久，利格伦到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秘书，她的真正任务是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秘密为中情局工作，她在中情局档案中的代号为“椴木—3”。

　　来到莫斯科不久，利格伦就成了克格勃的招募对象，但苏联人并不知道，她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苏联情报机关先派出了一名叫赫尔加·格雷琴科娃的莫斯科大学21岁的女学生与利格伦接触，目的在于摸清她是否独身、是否有同性恋倾向和是否感到孤独等情况。

　　1957年春，利格伦买了一部轿车，但在第一次驾驶考试中却没有通过（克格勃有意做的手脚），这时潇洒大方、彬彬有礼的费利普夫来到利格伦面前，主动提出要当她的驾驶训练指导员。这位奶油小生实际上是克格勃派来的“乌鸦”。利格伦对克格勃的招募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将情况汇报给使馆的安全官员。挪威情报官员和科维克都十分信赖利格伦，他们断定，平淡无华的外表和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必然使利格伦终身不嫁，她肯定能抵御住任何男性的诱惑。

　　利格伦果然不负上司和中情局的信赖，在与克格勃招募人员巧妙周旋的同时，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多次完成中情局交付的情报传递任务，她还经常将挪威克朗和美元兑换成卢布，秘密放入“死投点”，然后通知美国间谍前去提取；她经常以密写方式不断将自己的活动报告给伊温格局长和科维克，使他们一直了解苏联境内情报活动的进展情况。她的工作危险性极大，然而她却从不索取任何报酬，她要求得到的仅仅是“为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效力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利格伦的工作十分出色，在两三年里，她几乎成了中情局在苏联间谍活动的中枢人物，而且一直没有被克格勃察觉。

　　1959年8月，利格伦回到奥斯陆，从事其他工作。这本来应该是她与中情局关系的结束，没想到，5年后，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却捕风捉影地指控她是暗藏在挪威情报机构内部的克格勃间谍。利格伦因此受到审查。

　　1965年9月14日早晨，利格伦在上班途中被挪威情报与安全局警察逮捕。尽管利格伦一再声明自己的清白，还是于9月18日被关进布兰德特瓦德女子监狱，并不准保释。

　　“利格伦间谍案”轰动了整个挪威，在这个小国里成了头号新闻。

　　1965年12月10日，挪威情报与国内安全局局长布里恩正式向法院建议以“间谍罪”对利格伦判刑，然而证据明显不足。12月14日，经过对安格尔顿和戈利钦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法官拒绝继续审理此案，同时宣布她无罪释放。经过3个月的审查和狱中煎熬，利格伦终于走出监狱，但她随即失业了。

　　1966年1月28日，挪威议会成立了三人小组，对“利格伦间谍案”进行重新审查，再次确认了她的清白。

　　1968年，议会以73票对63票通过了对利格伦误遭逮捕的补偿议案，她因此得到了3万克朗的补偿金。

　　“利格伦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挪情报机构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了与昔日的伙伴恢复相互信任与合作，1975年，接替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处长乔治·克拉里奇做出了“慷慨”的决定：付给利格伦25万美元的补偿费，这相当于她自被捕之日到当时近10年的工资总额。克拉里奇还言明，如果她想多要，经中情局局长批准后，仍可得到满足。为此，中情局派出特使到奥斯陆，当面向挪威情报部门和利格伦本人道歉。此时个性更加孤僻的利格伦拒绝会见这位特使，只是通过挪威情报机构表示感谢中情局的慷慨，但拒绝接受任何钱财。

　　利格伦终生未嫁，退休后，她住进挪威南部的一所老人院，1990年病逝。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1919年生于高加索，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其岳父是苏军上将。潘可夫斯基在苏联军事院校前后度过了10年学习生涯。在卫国战争期间，多次立功，曾获得5枚勋章和8枚奖章。

　　潘可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局（格鲁乌）上校情报官，对外身份是苏联国家科学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潘可夫斯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期间，多次寻找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主管情报搜集及分析）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并主动向他们提供苏联在中东的计划，但中情局多次将他拒之门外。中情局的秘密档案显示，潘可夫斯基的背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与将军女儿的婚姻以及他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都与一个叛变者的“正常形象”大相径庭，反间谍处的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克格勃的阴谋，因此，所有北约驻安卡拉的使馆都接到警告，拒绝这个上校的“顽固纠缠”。

　　20世纪60年代初，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继续将成包的机密材料主动送给西方外交官，屡屡被拒绝。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潘可夫斯基将一卷文件塞到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手里，然后就离开了。这份文件经伦敦秘密情报局的专家鉴定是真的，由此断定，中情局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有误，并指示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与其保持联系。

　　1961年3月10日，潘可夫斯基告诉英国商人雷维尔·温（当时他率领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他将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赴英回访。他交给温一些文件以及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信。4月20日，潘可夫斯基在伦敦一家饭店与英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介绍苏联情况（在与潘可夫斯基会面时中情局配备了3个翻译官和18个安全保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情报机构将潘可夫斯基移交给中情局。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震惊，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从1961年4月到1962年秋天的16个月期间，潘可夫斯基提供了5000多份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在中情局历史上，潘可夫斯基是“最重要、贡献最大、情报价值最高”的间谍。

　　潘可夫斯基在情报中详细报告了苏联导弹计划的技术数据，特别是有关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它表明，苏联导弹的现状落后于它的发展计划，优势在美国一方。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即报告给肯尼迪总统。原因是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尚未被说服，主要是安格尔顿本人仍然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冒牌货，他的态度在当时是左右中情局的；另外有些人担心这个消息会加强五角大楼“鹰派”的地位，有可能使他们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主张占主导地位。

　　转眼到了当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赫鲁晓夫的决策遭到一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军方）的强烈反对，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两名将军的职务，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后，随即持以强硬态度，逼苏联立即撤出。就在古巴导弹危机进入高潮的时刻，10月22日，苏联逮捕了潘可夫斯基。这不但使中情局和肯尼迪完全认定潘可夫斯基消息的可靠性，同时也给肯尼迪壮了胆。因此，当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说“只有那些想毁灭自己的疯子和自杀的人才想摧毁你们的国家”时，肯尼迪立刻提出了交换条件：你撤走导弹，我不碰古巴。赫鲁晓夫点头同意，于是危机结束。

　　1963年5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公审潘可夫斯基，并判处他死刑。潘可夫斯基死后，中情局借私人名义为他出版了《潘可夫斯基遗墨》。据说该书是一本日记集，是潘可夫斯基生前写的，一直藏在他在莫斯科公寓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后来被中情局的间谍找到，偷偷带出苏联。在这本书里，潘可夫斯基被吹成了“面对死刑判决，表情坚毅，没有丝毫的惊慌和畏惧”，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型间谍”。英国王室还煞有介事地授封潘可夫斯基爵位。

　　然而，过了不久，事实就揭穿了这套把戏：《潘可夫斯基遗墨》原来是由前《生活》杂志撰稿人吉布和苏联叛逃者德里亚宾在中情局的授意下，根据英国秘密情报局询问潘可夫斯基时的录音写成的。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而且家庭生活美满，个人仕途远大，可以说凡是他想拥有的已经都有了。他既不需求金钱，又不贪恋酒色，而且在他工作过程中，曾经十多次出国，却没有投奔西方，甚至在接到中情局的报警后，他还是临危不惧，拒绝逃到美国。这是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潘可夫斯基反叛的动机莫衷一是。

　　按照中情局的说法，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后期发现共产主义是个骗局”，从而使潘可夫斯基成为反抗苏维埃制度的异教徒。但谁都能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反共宣传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揭示潘可夫斯基叛逃的真正原因。像他这种情况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

　　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

　　1993年7月初，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专程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的格莱内尔格，在一套朴素的住房里会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保证渥太华很快会寄给他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并解释说这是政府对他20年来蒙受冤屈的补偿。这位老人就是加拿大反间谍部门前负责人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2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总算有了结果，尽管补偿金数额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标志着长期冷战恐怖史的结束。班奈特看着政府代表，倾听着他们的安慰之词，泪水随着几十年的甜酸苦辣夺眶而出……

　　班奈特1920年出生在英国的南威尔士南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信号情报部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在那里结了婚。1954年，班奈特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并参加了皇家骑警队，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任命为骑警队安全处处长。安全处是一个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单位，主管侦察、确认和逮捕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苏联及其他国家间谍的工作。

　　班奈特的荣升似乎预示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限，然而，他的结局却相当凄惨。尽管班奈特发誓要忠于加拿大，愿意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捐躯，上任后也确实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他亲自部署并指挥的几次捕谍行动相继程度不同地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一些同行视他为一个“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他轻易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加之班奈特经常穿一身苏格兰呢制服，肘部还缝上个装饰性的大补丁，与身着鲜红警服、神采奕奕的骑警相比，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他在皇家骑警队中很少得到人们的好感和同情。当有风吹草动时，他自然最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班奈特的职务相当于他的美国同行——安格尔顿在中情局里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掉班奈特前程并拆散其家庭的正是安格尔顿。

　　班奈特的几次反间谍行动失败后，安格尔顿对其产生了怀疑，安格尔顿将手下人秘密获得的班奈特个人档案及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到戈利钦面前。戈利钦看过后说：“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个关键人物。”后来，班奈特根据加、美情报合作协议亲自写给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更使安格尔顿加深了对他的怀疑。班奈特在报告中说，自己曾问充当西德情报机关与中情局联络员的一名西德特工因茨·赫尔在南美旅行时是否碰到过克格勃间谍，这名特工人员显得十分恐惧。中情局因此对他实施了全面监视。

　　数月后，赫尔到南美杰克逊洞穴游览区度假时，碰巧与两名克格勃间谍同行。安格尔顿手下的主要“捕猎者”佩蒂经调查分析认为，克格勃此举旨在陷害赫尔，“让我们相信赫尔不是好人”。安格尔顿因此断定：班奈特肯定是克格勃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要不是班奈特事先暗示，我们绝不会知道赫尔的南美之行”。于是，赫尔事件触发了班奈特一案。

　　熟知此案的中情局官员回忆说：“安格尔顿指示说，一定要抓紧，把此案查清楚。”随后，安格尔顿利用各种迂回手段，例如与加拿大情报界高级官员聚餐，在饭桌上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使他们相信美国对班奈特间谍嫌疑的指控。经过安格尔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警方终于决定正式对班奈特进行调查。

　　1970年，皇家骑警队最高层经研究后，制定了旨在查清班奈特间谍活动的“铁夹行动”计划，开始对班奈特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从此，班奈特受到昼夜连续不断的监视：电话遭到窃听，卧室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家里和办公室内还被安装了隐蔽式摄像机。调查人员一直想弄清楚班奈特是如何与苏联人联系的。他们曾数次从班奈特的家中跟踪他到一个树林，并且每次都发现班奈特从车厢里搬出一只笼子。调查人员几次想走近去看看他究竟从笼子中放出去的是什么，但怕打草惊蛇，未敢向前。由于树林枝叶茂密，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侦查人员只能隐藏在远处监视，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进行跟踪。尽管不能确定班奈特究竟在干什么，但美国人的怀疑却深深印在了加拿大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因此他们主观地推断：班奈特是在“放信鸽”，与克格勃进行联系，或是在传递情报。实际情况是，班奈特将毁坏自己花园的黑松鼠抓住后，不忍心打死它们，便来到树林中放生。

　　1972年，仍没有获得班奈特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皇家骑警队决定“逼蛇出洞”，开始与班奈特正面接触，连续对他进行了数天的严厉审讯。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了显示对班奈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班奈特与妻子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班奈特才知道自己的卧室早已被窃听、窃照。随后，班奈特被赶出办公室，并被告知他在反间谍部门的工作结束了。

　　被开除后，班奈特在日记中写道：“一生的事业完蛋了，连妻子都遭到他们的诬陷，他们究竟想对我怎么样呢？上帝呀，救救我吧！”3个月后，妻子忍受不了突然而且原因不明的灾难，与班奈特离了婚，独自带着他们的一对女儿去了澳大利亚。所幸的是，班奈特虽被撤职，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一直不足，因此未被关进监狱。后来，班奈特考虑到，既然在加拿大无法洗清自己的“间谍嫌疑”，干脆移居澳大利亚，离自己的女儿也近一些。

　　定居澳大利亚后，班奈特一直住在格莱内尔格，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仍然独身生活，去洗衣店洗衣服，买菜做饭都由自己动手。他一直极力保持着尊严，并不断鼓励自己不能被冤屈摧垮。班奈特多次上书加拿大有关当局，要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班奈特是苏联间谍的指控，早就有人提出异议。1977年，加拿大总检察长在议会上指出，有证据证明班奈特确实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洗刷掉班奈特的间谍嫌疑。

　　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旧案重提。1993年3月30日，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其节目中提供新证据说，皇家骑警队中确曾有过一名接收苏联数万美元报酬的克格勃“鼹鼠”，他叫吉勒斯·布鲁纳特，而非班奈特。布鲁纳特也是骑警队成员，其父曾是安全局的第一任局长。布鲁纳特的生活穷奢极欲，经常到墨西哥旅游。1984年，49岁的布鲁纳特去世。

　　电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总检察长道戈·路易斯就在众议院宣布：“我向班奈特和众议院保证，加拿大政府确信班奈特从来都不是克格勃的‘鼹鼠’。”此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详细审查了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决定为班奈特“平反”。

　　终于洗清冤屈的班奈特通过加拿大电视台说，他对终于洗清了自己的间谍嫌疑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问题终于解决了，加拿大人民终于承认了我，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为洗刷自己而奔走呼号了。”

　　经安格尔顿“甄别”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有不少，结果后来证明绝大多数都是错案。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跑到美国的鲁申科，也曾被安格尔顿定为假叛逃，由此蹲了三年多监狱。甚至连中情局局长科尔比也被安格尔顿怀疑是克格勃打入中情局的头号“鼹鼠”。这一下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科尔比清理门户，将安格尔顿赶出了中情局。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对安格尔顿那一套做法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安格尔顿之所以能够无法无天，就是因为“各守一摊”的体制所致。

　　当然，间谍活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弥补间谍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有时，间谍造成的损失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如休斯飞机公司高级工程师贝尔仅仅为得到11万美元的报酬，竟将Ｆ-15主力战斗机俯瞰射控雷达、拖式反战车导弹、凤凰空对空导弹及隐秘式雷达等机密设计图出卖给伪装成商人的波兰情报人员马林·兹查斯基，这些资料后来被送给莫斯科的克格勃。此案使美国数亿美元的研究成果顿时化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据专家的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以及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都曾遭到间谍的严重破坏。在国内公众的呼吁下，美国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400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检验等一系列法规。

　　安格尔顿离去后，中情局反情报人员从300名减少到80名。安格尔顿建造的情报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出入证易如反掌。在美国情报机构接二连三地发生间谍案之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后所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

　　然而，训练一支反间谍队伍至少要花费4年时间。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秘密文件数量和接触秘密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但是据1988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漏洞，例如，五角大楼每5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10万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则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的努力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