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切·格瓦拉丛林殒命

　　第十章 英雄末路，切·格瓦拉丛林殒命

　　才华横溢、充满叛逆精神的切·格瓦拉是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古巴新政权的三号人物，曾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他辞去了在古巴的一切党政职务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却成了中情局追捕的对象，最后惨遭杀害；他牺牲后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红色罗宾汉”，逝世四十年后，其遗物被高价拍卖，格瓦拉的头像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

　　出生在阿根廷的“红色罗宾汉”

　　20世纪60年代前期，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公开断言，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拉丁美洲传播开来。当年，卡斯特罗秘密走访了拉美一些国家和非洲刚果（金）的地下游击队组织，选择“突破口”，策动“古巴式的革命”。

　　面对卡斯特罗的这种行为，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任命菲茨杰拉德为中情局的“拉美处”处长，以加强中情局对卡斯特罗的遏制。这一计划包括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努力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利用国际开发总署的经济发展联盟制裁古巴，训练和装备一些拉美国家的反暴动部队（即特种部队），加强中情局在整个南美洲的情报活动，对拉美国家的反共政权给予政治的和准军事上的支持等。

　　中情局在拉美地区频频出击，扼杀革命势力，颠覆一些主权国家，卡斯特罗的战友切·格瓦拉就在此时遭到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围剿，年仅39岁就牺牲了。

　　切·格瓦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阿根廷的医师、作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34年，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西班牙文学巨著《堂·吉诃德》。当兄弟姐妹都嘲笑堂·吉诃德的荒唐滑稽时，他却坚持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以堂·吉诃德自比，梦想着做挑战风车和雄狮的英雄。由于出生在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又受到身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格瓦拉出生不久就患上了哮喘病，但是他从不安分，率性和冒险的家族传统在他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他喜欢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在田野里狂奔，虽然经常咳嗽得喘不过气来。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最感兴趣的是橄榄球运动。他自命为“勇士”，在球场上经常横冲直撞，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只是在激烈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停下来，捂着郁闷的胸口，向守在球场边的父亲求救：“爸爸，快给我打一针吧。”哮喘使他一生饱受折磨，在后来的游击生涯中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也使他的性格中养成了一种忧郁的特质，很早就开始思考关于生和死的问题。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大学时代，格瓦拉才华横溢，热情、叛逆，身材挺拔，面容俊朗，很快就与当地的名门闺秀奇奇娜相恋了。

　　1951年，格瓦拉在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过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一路走去，他看到了穷人的苦难，眼界被现实的残酷大大开阔，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不公。他们带着同情给沿途的麻风病人看病，也接受这些人最无私的帮助。

　　这次拉美之行，让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感觉到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拉美之行使格瓦拉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离家8个月后，格瓦拉于1952年9月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大学毕业后，格瓦拉告别母亲，同时还舍弃了他和奇奇娜美丽的恋情，告别了一生中最爱的姑娘，踏上了他人生的征途。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一个战士出发了！”——他高喊着跳上鸣笛的火车。

　　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吸引了格瓦拉。

　　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时是1953年12月24日。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人组成的雇佣军，阿本斯的政权很快被推翻，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发动的政变，从此，更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格瓦拉成了阿本斯的支持者。当阿本斯逃亡后，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在那里，他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劳尔又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很快就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他在总结危地马拉的教训时说，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论怎样合理，只要“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国的镇压。他认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组织的策略。他论证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情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温情主义是自取灭亡。7年后，当中情局在古巴企图故伎重施时，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毫不客气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军事组织。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最信赖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时还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后来有资料表明格瓦拉当时处死了156名战犯，但也有人认为处死的人数可能在600人以上。

　　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到了周末，格瓦拉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到哈瓦那的工厂或者是到郊区的甘蔗园劳动。有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在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就辞去了自己的职务。1965年4月1日，格瓦拉乘飞机离开了古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

　　一些资料指出，在离开古巴之前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自己的这次行动。到了刚果以后，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

　　从此，格瓦拉开始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了，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格瓦拉十分推崇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武元甲等人关于游击战方面的军事理论。

　　在此期间，格瓦拉的行踪已经进入了中情局的视野。中情局的特工和刚果政府军一道，开始全程监控格瓦拉领导的部队的对外联络，以便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

　　格瓦拉当时希望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的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但事后格瓦拉发现，由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最后，导致了那次起义的失败。

　　他在非洲丛林中吃尽了苦头。在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日子之后，身体虚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幸存的古巴战友离开了刚果，来到了拉美的另一个国家玻利维亚。

　　假护照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乔装成乌拉圭商人，来到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地区。当时格瓦拉并不知道，自己的假护照已经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了。中情局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马上对格瓦拉采取行动。

　　来到玻利维亚后，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在事先买下的农场里安营扎寨，进行训练，同时在附近山里挖掘岩洞，储藏各种给养。后来，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按照古巴革命的方式，改编了当地的游击队，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即“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同玻利维亚政府的正规军作战。

　　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利恩托斯得到这个消息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并下令玻利维亚的政府军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格瓦拉认为，只要能打败玻利维亚那支装备极差的政府军队就大功告成了，却没有想到美国中情局会介入。

　　当美国政府得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马上派出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围剿格瓦拉的革命武装。

　　当时，美国还从陆军的特种部队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利维亚的军队，并且训练了一支应付密林作战的特殊别动队。

　　当时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处境相当艰难，他既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协助。因为中情局的特工进入玻利维亚后，抓捕了一大批认为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有关系的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追问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下落；同时，格瓦拉的游击队里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报机又坏了，那台用来对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进行解码的录音机也在一次渡河中丢失了，这样就让他无法同哈瓦那取得联系，他完全地被隔离了，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格瓦拉的处境十分危险。

　　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领27名游击队员（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维亚人）向尼阿卡瓦苏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长途进军，侦察当地的敌情，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选择地点发展势力；同时，格瓦拉还准备与玻利维亚的城市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他曾进行过多次联系，但是直到格瓦拉被捕时也没有获得成功。

　　格瓦拉率领他的游击队员在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坚持游击斗争，发动当地的农民起来革命。不幸的是，有一个叫奥诺拉多·罗哈斯的农民出卖了他们，他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行踪。政府军和中情局的特工立即跟踪围剿，在转移时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瓦带领游击队于3月下旬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时，一些先遣队的人员居然违背游击战的原则，来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巴尔加斯的家里，并且随身带着枪支，谎称自己是墨西哥地质工作者。这些人一离开，巴尔加斯就沿路跟踪他们，并向当局告发了，使他们的行踪又暴露在政府军和中情局特工的监视之中。

　　格瓦拉带着队伍回到营地后，发现有两个人开小差逃跑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奸细。前不久，格瓦拉招募了八名新队员，这两个人都是那次招募来的，没想到竟然招来了一名奸细。

　　在以后的几天里，玻利维亚当局极精确地测定了游击队的营地位置，围剿的军队有目的地步步进逼，侦察飞机整天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上空盘旋。山下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封锁了，食物供应也被切断了。为了粉碎政府军的包围，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的峡谷中伏击了一支前来搜索的政府军，打死了7人，俘虏7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然而，在政府军重兵压境、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格瓦拉只好率领游击队撤离农场营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到古铁雷斯村，4月10日在伊里皮蒂附近同政府军打了一次漂亮的遭遇战。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打死了政府军10人，俘虏了30人。这一仗使玻利维亚政府大大震惊，随即宣布在东南地区实行戒严，并禁止玻利维亚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一切活动。

　　这时，中情局的特工也趁机出动，紧紧地盯住了格瓦拉的行踪。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中情局就在秘密调查格瓦拉的行踪。到了1967年3月，中情局已经正式确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活动范围，并且呈报了白宫。当时，约翰逊总统亲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此事进行研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的军方主张立即组建特种部队司令部，出动美军进入玻利维亚，以期一举消灭游击队。上任不满一年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却认为，目前格瓦拉的势力并不大，不需动用美国正规军，中情局完全可以对付格瓦拉游击队，以秘密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如果再向玻利维亚出兵，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势必波及到越南战争的进行。于是，约翰逊总统决定由中情局统筹指挥对格瓦拉的秘密行动；同时，他还决定，驻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及其特种机动部队归中情局辖制，一切行动听从赫尔姆斯的调遣。

　　得到总统的授权之后，中情局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负责人、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担任组长，他的副手就是特种部队的雷蒙德·韦伯中校，具体行动由中情局老资格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直接指挥。中情局随即派出了16名特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并从韦伯中校的特种部队战斗团中选拔了50名“绿色贝雷帽”作为骨干，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与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的特工会合。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真实身份，就是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站长。正是他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中，把玻利维亚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中将扶上了总统的宝座；还有现任玻利维亚陆军司令的奥万多将军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来的。因此，当时玻利维亚的军权几乎完全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中。

　　“老头子”谢尔顿带领全班人马飞抵玻利维亚后，立即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郊区的一座兵营中驻扎下来，然后在这里训练了12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人员，以此作为围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且对玻利维亚军官兵进行反游击战的强化训练，直接指挥他们作战。

　　1967年4月12日，中情局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建立反游击战训练中心，着手组建和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是从驻卡米里的第4师抽调了大批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第8师选拔了部分人马，还抽调了一些空军和伞兵，前后共计2000多人，由20多名受中情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和少数古巴流亡者充当管理者和军事教官，对他们进行分期轮训，每期训练约600名官兵。训练结束后，中情局把格瓦拉及其游击队员的照片和画像分发给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同时还为玻利维亚的突击营配备了侦察机、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开始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当时中情局反游击战的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外松内紧”的方案，将包围圈逐步缩小。

　　4月中旬，中情局的包围圈已经开始形成。格瓦拉为了突出重围，就将游击队分成两部分。他自己率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队伍作为先行部队，在前面开道探路；由古巴人华金率领的伤病员和20人的队伍作为后卫队紧随其后，争取机会冲出中情局的包围。但是直到全军覆没，这两支队伍也没有重聚。

　　随着开小差者越来越多，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8月上旬，政府军找到三个岩洞，缴获了游击队储存在里面的全部医药、食品、武器和电台。更严重的是，和城市游击队进行联络的照片和文件被缴获了，其中还有一张洛约拉·古斯曼的照片。洛约拉·古斯曼当时是城市游击队的司令。政府军获得这一条重要的线索后，立即跟踪追击，把洛约拉·古斯曼逮捕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城市游击队及其支持者一网打尽了。这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被孤立隔绝了，尽管他们东拼西杀，屡屡重创敌人，但包围圈已越来越小了。

　　8月30日，华金率领的后卫部队来到奥诺拉多的农场。他们被伪装成农民的士兵发现了。奥诺拉多告诉赶到农场的政府军，游击队要他带路，在附近渡过格兰德河。政府军一听到这个消息，随即在河边设下了埋伏。傍晚5点，正当华金一行十来人肩负背包在河中泅渡时，岸上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射击。他们当时正在没胸口的河水中，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结果不到几分钟，华金的这支部队就全军覆灭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巴列格兰德，作为军方的胜利公开展出。华金队伍覆没后的第二天，格瓦拉才率领他的队伍赶到这里。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格瓦拉就带着他的队伍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群众的支持，更没有外界的援助，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同强大的政府军和中情局指挥的特种部队进行周旋。9月26日，他们在伊格拉斯地区遭到政府军的袭击，伤亡惨重。此时，由中情局训练的600名玻利维亚突击队员遍布于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对游击队进行追捕。他们抓获了两名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格瓦拉残部急于突围。这时，他们完全可以肯定，格瓦拉就在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逃脱的机会非常渺茫。

　　格瓦拉率领他的队伍在崇山峻岭中坚持了最后的十天。10月7日深夜，格瓦拉率队在尤罗峡谷谷底悄悄行进。他们正要从这里突围出去，结果被一个农民发现了。这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扛着步枪和背包的队伍，就是格瓦拉的游击队。于是，这个并不了解格瓦拉的游击队战斗和存在的意义的农民，立即让他的儿子向附近的驻军报告了。驻军司令普拉多上尉马上组织人马封锁了尤罗峡谷出口，抢占出口处的高地，设好埋伏，并且将此事报告了中情局的军事顾问。

　　在得到玻利维亚军方的情报后，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亲自赶到尤罗峡谷口现场指挥。

　　“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的早上，格瓦拉的这支17个人的游击队躲藏在树木繁茂的尤罗峡谷。他们在空旷的高处看见追捕自己的军队正在移动，知道自己已被四面包围了。此时摆在格瓦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撤回峡谷深处，要么就地隐蔽，坚持到天黑或许能脱离重围。格瓦拉选择了后者。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数百倍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政府军向他们发起进攻。格瓦拉知道，事已至此，就地隐蔽已经不可能，只有撤离，而唯一可能逃出的路线就在通往格兰德河的峡谷。于是格瓦拉选定了6名游击队员担任火力掩护，自己率领其他的人迅速滑下峡谷直扑格兰德河边。但是他们不知道包围圈已经合拢，而且他们恰恰冲进守候在峡谷出口处的敌人伏击圈，倒是那些志愿担任火力掩护危险任务的6名游击队员逃了出来。

　　格瓦拉一行已经陷入层层包围之中。此时，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正在现场督战，指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进攻；另一伙中情局官员则乘坐着直升机，并带着两架战斗机在战场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格瓦拉的行踪，随时准备支援政府军的进攻。

　　格瓦拉的队伍很快就被分割开来。不久，格瓦拉的手枪被打坏了，他的小腿又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他的战友威利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格瓦拉拼命向山上爬。刚爬到山腰时，埋伏在林木中的政府军就大声高喊着：“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格瓦拉和威利都没有开枪，在沉默片刻后，格瓦拉大声说：“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们来说，活着的我比死去的我更值钱。”

　　威利对围上来的士兵们大声说：“这是格瓦拉司令，你们要尊重他！”

　　也许是出于“尊重”，威利被全身捆绑在担架上，由士兵抬着，格瓦拉则被两名士兵搀着，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在普拉多上尉的亲自监督下，格瓦拉和他的战友被拉上了直升机，押解到附近村庄拉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他们被分别关押在两间教室里。当天晚上普拉多上尉曾经想审讯格瓦拉，但格瓦拉拒绝回答问题。最不知趣的是前线突击营指挥官塞尔尼奇上校，他简直乐昏了头，一路上坐在汽车里喝得酩酊大醉。他首先来到隔壁房间，把身材弱小的威利毒打了一顿，然后摇摇晃晃地来到格瓦拉面前。格瓦拉突然猛扑上来，一记重重的耳光，将他打倒在地。塞尔尼奇恼羞成怒，爬起来疯狂地殴打格瓦拉。

　　格瓦拉虽然被抓获了，但是却让玻利维亚当局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在玻利维亚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死刑，而且在整个玻利维亚，当时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来关押这样的要犯，于是只好把格瓦拉暂时关押在这所小学的教室里，等待美国中情局来决定他的命运。

　　抓捕格瓦拉的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后，菲力克斯·罗得里格斯跳了起来。一切终于要结束了。从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来到玻利维亚南部的山峡，所有长时间的周密的策划与部署，都是为了找到他——那个被人们称做“红色罗宾汉”的格瓦拉。

　　第二天，一架直升机停在格兰德河附近的一片旷野上，中情局顾问菲力克斯·罗得里格斯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军区司令官约圭恩·詹蒂诺上校跳下飞机，急匆匆地向拉伊格拉村走去。他们被带到了那所破旧的小学校，见到了格瓦拉。看守的士兵向他们报告说，从昨天格瓦拉被押到这里后，已经有好几位长官来过这里了。

　　1967年10月9日上午，在南美刺目的阳光下，两个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士兵把格瓦拉从教室里押了出来，让他在一堵破旧的墙边站好。格瓦拉身材高大，双肩很疲惫地垂下去，穿一件已经褪了色的绿色旧衣衫，上面还有点点暗红色的痕迹。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堆乱草，脸庞瘦削，胡须浓密，脸色苍白发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

　　罗得里格斯第一眼就确认了是格瓦拉，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红色罗宾汉”，那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他叫随行人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并把他身上所有的文件都没收了，然后把他带回了教室。奥万多将军等几名军界头目在塞尔尼奇、塞诺特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进行了审讯。

　　中情局特工冈萨雷斯问格瓦拉：“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再问他，还想些什么？”

　　格瓦拉厉声说道：“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统统要枪毙！”

　　奥万多第一个从教室里退出来，其他军官和中情局的特工们也纷纷跟着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奥万多下令，在他离去后，立即处决格瓦拉及其战友。于是一份对格瓦拉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很快就由玻利维亚总统巴利恩托斯将军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共同签署完成了。

　　然而，由谁来对格瓦拉执行死刑却成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士兵们都不敢执行这个命令。最后他们不得不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究竟由谁来动手。他们找来一把麦秸秆，由塞尔尼奇上校把这些麦秸秆掐成一段段的，集中放在他的手里，谁抽到了那根最长的麦秸秆，就由谁动手。最后中签的是马里奥·德兰少尉，因为他抽到了一截最长的麦秸秆。

　　马里奥·德兰少尉看着手中的那截麦秸秆，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无论如何都不敢向格瓦拉开枪。这时，塞尔尼奇上校只好把中情局的特别赏金——厚厚的一叠美元交给马里奥·德兰。然而，马里奥把美元揣进口袋后，却仍然拉不开枪栓。于是，按照中情局顾问们的建议，他们又赏给马里奥少尉几大杯上等白兰地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马里奥才同一伙人到了隔壁的教室，向格瓦拉的战友威利开了枪，把他给枪毙了。隔壁的枪声响过后，一个军官就对格瓦拉说：“伙计，一会儿就轮到你了，还有什么话需要留下吗？”

　　格瓦拉看了他一眼，似乎还笑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将要枪毙我，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抓活的。请转告菲德尔，这次失败并非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将会在其他地方取得胜利。请转告阿莱达（格瓦拉夫人），重新结婚，好好生活，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最后，请告诉你们的士兵把枪瞄准一点。”

　　醉醺醺的马里奥·德兰少尉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执行死刑来了。他奉命不得向格瓦拉的脑袋开枪，他端起半自动步枪，不敢看格瓦拉的脸，几乎是闭着眼睛对着格瓦拉的胸部以下一连射出了9发子弹，格瓦拉的腹部几乎完全被打烂了。由于没有伤及头部和心脏，格瓦拉在极端痛苦中喘息和呻吟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用手枪向格瓦拉的左肋补射一枪，格瓦拉才终于死去。整个行刑过程由7名中情局特工和“绿色贝雷帽”在现场监督执行。

　　尽管格瓦拉的游击队曾经抓获过近百名敌军官兵，但从未处决过任何一名俘虏（经过教育后都释放了）。可是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当局却极其凶残地杀害每一名游击队战士。

　　当天下午，塞诺特上校回到巴列格兰德，向新闻界宣布了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当晚5点，直升机把格瓦拉的尸体从拉伊格拉运来，放在巴列格兰德医院洗衣房的水泥洗衣台上，在这里指挥调度的是中情局特工爱德华多·冈萨雷斯。

　　根据中情局特别行动部的指令，刽子手们锯下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装入容器中，用防腐液浸泡保存。然后把格瓦拉的尸首用直升机转运到一个秘密地方，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葬或火化。当时他们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0月9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大大地加速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对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

　　不久，中情局将格瓦拉的头颅和日记原件取走了。

　　格瓦拉牺牲后，中情局通过传播媒介，编造了所谓塔尼亚与格瓦拉的浪漫史，并且对格瓦拉的牺牲编造了一个曲折的故事。他们宣称塔尼亚是苏联克格勃特工，她奉命参加游击队，成了格瓦拉形影不离的情妇。后来由于格瓦拉同苏联的分歧日深，克格勃指令她向玻利维亚当局出卖了格瓦拉游击队，塔尼亚本人则秘密返回苏联。

　　其实这完全是中情局惯用的宣传伎俩。真实的情况是，那个出生在阿根廷的德国共产党人塔尼亚投身古巴革命后，奉命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在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跟。但塔尼亚是个热血青年，她不甘在安逸中生活，向往参加战斗，于是她在1967年3月中旬来到格瓦拉的游击队营地。对此，格瓦拉曾经责备她不该放弃秘密工作岗位。此时，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正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格瓦拉就作出了一个决定，一旦情况允许，塔尼亚和另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必须离开游击队。然而，陷入重围的游击队最终未能将他俩送出去。

　　塔尼亚来到游击队不久，因患重病而留在华金支队，并在格兰德河的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塔尼亚身中数弹，遗体被冲到河滩西面三公里处。当时玻利维亚当局还在巴列格兰德公开展出了这些游击队员的遗体，后来将他们合埋在一处，但是塔尼亚作为游击队唯一的女性，她的尸体被埋葬在另一处。华金支队当年从4月份开始，就与格瓦拉支队分头行动。两支部队分别以后就失去了联络，双方根本不知道彼此的音讯。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塔尼亚再也没有见到格瓦拉。

　　当时有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曾一直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患难与共，被俘后经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面斡旋，才得以回到祖国。后来德布雷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中情局对格瓦拉的无耻诽谤，就连那4名从游击队中开小差逃跑了的玻利维亚人也不得不承认：“格瓦拉品格高尚，绝没有这类风流勾当。”

　　永远的格瓦拉

　　自称为“世界革命者”的格瓦拉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西欧，一些青年把他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式人物罗宾汉，他成了造反者和理想主义的象征。

　　1968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学生运动中，格瓦拉成了法国学生的偶像。他们高举着格瓦拉的巨幅画像，高唱《马赛曲》，在巴黎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三十多年以来，许多左翼激进组织和游击队一直把格瓦拉奉为楷模，试图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争取独立自由，讨还公正平等”。然而，当年的格瓦拉绝不是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者，更不是劫持人质的绑匪。

　　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格瓦拉不仅在古巴，而且在全世界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崇拜。

　　1970年，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出于对格瓦拉的崇拜，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格瓦拉的日记复制照片及其双手和面模先后送到哈瓦那，交给古巴政府，他自己也举家移居古巴。

　　古巴政府将格瓦拉的日记作为革命教材大量印刷，免费分发给人们，将格瓦拉的双手妥善保存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在每年的10月8日移放在民族英雄马蒂的纪念碑下，供人们瞻仰。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是在世界的东方或者是西方，格瓦拉的名字一直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激动人心，他那英俊的形象和潇洒的气质一直栩栩如生——历史在告诉人们：格瓦拉不死！

　　关于格瓦拉的故事永远是个传奇——直到40年后的2007年，中情局前特工菲利克斯·罗得里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向世人披露当年格瓦拉受害的内幕。罗得里格斯说，格瓦拉被枪决后，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

　　在中情局前特工罗得里格斯眼中，这位著名的拉美游击战士与传说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这个男人看上去更像个乞丐，他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丛林撕破了”。当39岁的格瓦拉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时，“他连双靴子都没有，鞋子上仅仅挂着几块破皮。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我为他感到难过”。罗得里格斯说。

　　美国当时曾极力反对玻利维亚立即处死格瓦拉，而是希望把他运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这一要求最后遭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

　　罗得里格斯对采访他的记者神秘地说：“我们当时和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约定好了代号，其中，500代表切·格瓦拉，600代表死亡，700代表活着。就在我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500—600’。这一暗语表示，格瓦拉必须被立即处死。由于电话中有噪音，我又让他再重复了一遍，这才确信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意思是要立即杀死格瓦拉。”

　　接到那个电话后，罗得里格斯随即走进格瓦拉被关押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非常对不起，格瓦拉，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格瓦拉立即明白了这话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对罗得里格斯说：“这样更好，我早就应该在战斗中死去。”

　　罗得里格斯说，有人宣称当时曾剪下格瓦拉的一些头发，并准备以700万美元的高价进行拍卖，他目前尚不能肯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

　　当时玻利维亚政府担心卡斯特罗会不承认格瓦拉已死，但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否认。罗得里格斯说：“恰恰相反，他建造了一个切·格瓦拉的传奇。”

　　在纪念切·格瓦拉遇害40周年的日子里，81岁的卡斯特罗还在报纸上撰文纪念当年的这位战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这位40年前倒下的独一无二的战士面前，低下我的头。”

　　切·格瓦拉的形象如今在世界广为流传，他的照片已经被印在明信片、打火机、文化衫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他的形象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曾经为这名革命先驱拍摄照片的两名古巴摄影师却说，格瓦拉生前其实不喜欢被拍照。诺瓦尔在古巴一个纪念格瓦拉摄影展上说，他们通常搞突然袭击才能拍到格瓦拉。有一次要给格瓦拉拍照，可是格瓦拉却厉声喊道：“好了，够了，别再拍我了，我不是关键人物。”

　　格瓦拉有一张头戴贝雷帽的照片，成了他一个标准的形象。照片上他一脸浓密的胡须和一头卷曲的长发，将一双眼睛映衬得格外有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这张头像照片流传最广，是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抓拍的。原照片没有被报社采用，科尔达把剪裁过的照片一直挂在自己的摄影室内，当做一种艺术作品来欣赏。196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为出版格瓦拉传记寻找一张封面照片，就看中了这张照片，于是科尔达就免费送给他两张照片。没有想到六个月以后，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捕遇害了。费尔特里内利当时发行了大量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海报，用的就是这张照片，从而大力推广了格瓦拉的形象，扩大了他在全球的影响。

　　后来，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根据阿尔贝托·科尔达抓拍的这张照片，画了一幅格瓦拉的肖像画，很快就风靡全球。画面上的切·格瓦拉头戴贝雷帽，披散卷发，神色坚定，深邃的双眼凝视远方。这幅红白黑三色画像如今是流行的“格瓦拉文化”的标志之一，以其为主题的海报、T恤衫等也随处可见。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这幅家喻户晓的画像里，竟然有一个隐藏了近40年的秘密。在切·格瓦拉逝世4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吉姆·菲茨帕特里克向英国《苏格兰人报》透露，他在画中切·格瓦拉的肩膀处隐藏有他的姓氏首字母“F”，作为个性化标记。这位爱尔兰艺术家说：“我希望这幅画广为流传，也希望在里面留一点自己的痕迹。”

　　如今，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6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被安放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特别的陵墓之中。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

　　当年，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市。圣市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如今，每年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圣克拉拉瞻仰格瓦拉的陵墓。2004年大约就有20万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万是外国人。这里还有一座纪念馆，里面陈列了格瓦拉当年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的原稿。格瓦拉在信中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