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卫星扑了过去，那个民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陈卫星捂着嘴巴摁在地上了，我立马掏出军用匕首，把周志军身上的绳子割开，扔给了陈卫星。陈卫星三下两去二地把那个民兵连手带脚地绑上了，我又用匕首把那个民兵身上的衣服割下一小块，堵住了他的嘴。我们三个人撒开脚丫子就跑。
老李也把那几个民兵摆脱了，我们终于在六点以前赶到了Z镇。
这次渗透演练，我们一千多名兄弟，被民兵逮住了十一名。这样算算，实际上还是可以的。李大队长就很满意。那个军分区司令员连连摇头：“亏本了，亏本了，我本来以为这些民兵能赚不少钱呢。”我们站在旁边，都嘿嘿地笑了。
实际上这只是我们训练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很多的东西我并没有说，我们这支部队一直是人家情战部门关注的对象，想方设法地要弄些东西出来，有些东西我还真不能说。
你只要知道，我们是群像狼那样的士兵就行了，就像李大队长说的那样，我们单兵是一只狼，一只不屈不挠永不退却的狼！集结起来就是一群狼，毁灭一切敌人的狼群！
我和老李、周志军表现还不错，我们都挺过来了。专业训练结束，李大队长来看我们时，还握着我们的手使劲地摇了摇：“小伙子，干得不错！”把老李感动得都要哭了，红着眼睛悄悄地对我说：“大队长这是高看咱们一眼啊，你看看，他就没跟别的人讲话！”我注意看了看，他果然没跟别的人说什么话，走到他们跟前时，互相敬个军礼，握一下手，也就过去了。我想了想，低低地对老李说：“他们都是一个部队的，咱是红军团来的，李大队长是在激励咱们。”老李使劲地点了点头：“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那天晚上不是节假日，但李大队长很高兴，特地破了个例，每个连队都可以喝酒。我们酒喝到一半时，潘连突然举着酒杯过来了，把我和老李、周志军，还有我们红军团来的那几个弟兄都叫了起来：“来，我敬你们十几个人一杯！”我们十一个人都有点受宠若惊，慌慌地站了起来，说：“连长，应该是我们敬你！”潘连拍了拍我们的肩膀：“你们辛苦了！老兵毕竟是老兵，好样的！”
特战一连的“锅盖头”们一齐看着我们，不知道是谁带的头，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潘连回过头来，微笑着看着我们，也一个劲地拍着巴掌。我们这些红军团来的士兵都有点不知所措，红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些掌声比任何美酒都要醉人，我好像走在云彩里，有点头重脚轻。这帮“锅盖头”们，他们终于承认我们了！
我们是真正的特种兵了！
我们从那个训练基地回来后，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大堆的信。部队规定不能上国际互联网，我们这个部队因为其特殊性，更不能上网，电话费又很贵，所以我们主要还是靠写信和亲人朋友联络。除了民工兄弟，我们军人可能是现在最喜欢写信的人了。我的信也不少，我忙翻拣着找最重要的信，最重要的信当然是米小阳的。我们这次外出训练是封闭式的，大队规定，不能到处乱讲，家人也不行，我就没有给米小阳讲过。在那里的两个月，当然也没有电话打，我和米小阳这两个月可以说是失掉联系了。
米小阳的来信很生气，她问我这两个月死哪里去了，是不是又有女朋友了，要把她甩了？如果想把她甩了，就给她说实话，她不会阻拦我的等等，让我看得心里很不舒服，她这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她还不了解吗？我皱着眉头把信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站起来走了两圈，如果她的信上都是这么写的，我真不想看它了。接到女朋友的信，本来想高兴高兴，谁知看了反而更难受。最后我还是坐了下来，心想，说不定她在后面还有一些甜言蜜语呢。谁知后面的更不像话，她讲了一大堆他们学校组织教师到乡下进行计划生育宣传的事，这是政府摊派给他们的，不下去宣传就不发工资。米小阳去宣传一次后，回来就很看不起那些农村人了。
她说，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些农民真是中邪了。我知道米小阳说的也是实话，我们老家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很难搞，父老乡亲们宁愿倾家荡产也都一定得要个男娃子，在我大伯那个村庄里，就没有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最少的是两个，最多的有三四个了。米小阳在信里对我的农民兄弟姐妹大大地嘲笑了一番，说她一进村子，还有土坯茅屋，到处是猪啊、牛啊拉的粪便，村里的女人们好像几十天都没梳过头，头发乱糟糟的，上面还沾有草叶，小孩个个像黑乎乎的小狗一样脏兮兮的。中午是在村支书家吃的饭，他老婆给他们做捞面条吃，她吸溜一下鼻涕，用手背擦了一下，又开始活面。她恶心得差点吐，以后再也不来这样的鬼地方了，打死我我也不会再去了，那不是人呆的地方，恶心死人了……
我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愣愣地把米小阳的信又读了一遍，我都有点不相信这是米小阳写的信了。是的，我们老家的农村是很穷，村里有些人甚至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我上次回家探亲时，特地从乡下看望大伯一家时，村里有个叫王金花的老太太还问我：“听说城里人都有个腰电话，是不是有这事？”我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才弄明白，她说的是挎在腰里的手机。米小阳从小是在城镇长大的，她不知道农民的艰难，不知道农民兄弟们因为没有退休金之类的可以保障下半生，他们超生就是想要个男娃子养老，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其实稍微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挺同情他们的，大伯他们村里许多老人七八十岁了，还仍旧天天下地干活。这封信让我很难受。我不喜欢那些看不起农民的人。
我有点想不明白，当年米小阳跟着我一起跑到我家去，那里和乡下农村也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穷，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米小阳。我想象不出米小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越来越不喜欢她的想法了，她变得越来越庸俗了。
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不给她回信了，就给她打了个电话，给她说我们前段时间去搞专业训练了，我刚回来。她还不信，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你骗我，你肯定是想甩我。我说什么她都不信，还是死死地咬着这一点，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就好像我真的想甩她一样。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了行不行？说两句其他的好不好？她说不行，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行，你说，你是不是想甩我。我都快被她气哭了，根本就没有的事，她却搞得像真的一样。我很不耐烦地说，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她还缠着不放，我越听越不对，她那样子就好像盼着我把她甩了才好。她最后把我搞毛了，我口气很冲地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我的脑袋有点疼，揉了揉太阳穴，使劲地摇了摇头，女孩子真是麻烦，如果她再这样无理纠缠下去，我甚至都不想和她谈恋爱了，
那一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
潘连的心情也不好。上级后勤工作组又下来检查，我们单位的后勤生产又是一塌糊涂，地里的菜都是稀稀拉拉的，有些还荒着，当然地块也不像刀切了一样整齐。连队喂的猪也不怎么样，个个瘦得像屎克螂一样，工作组的首长一进去，它们就扒着猪圈，嗷嗷地叫着，饿得像狼一样，好像几十天没吃过东西了。我知道很多部队都有专门喂猪的战士，别的事都不干，就干这一件事。但我们特种大队不干这事，每天就是炊事班把剩菜剩饭抬来喂一下，然后他们还要跑到训练场照常进行军事训练，当然喂不好那些猪了。李大队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要想把猪养好，不但要专门抽调一两个战士伺候它们，还要买猪饲料，这东西又很贵，养猪成本要比到市场上买猪肉还要高，现在的伙食费已经不低了，完全不用自己养猪种菜了。再说，这要牵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队不是搞这个的，部队是用来训练打仗的。李大队长说得很有道理，大家其实对这种情况都很清楚，上级有关部门也不是不知道，但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养猪种菜？官兵们都很讨厌搞养猪种菜这些事，用它来学学文化看看书多好。我敢说，如果有一天部队取消养猪种菜了，基层官兵肯定会放鞭炮祝贺。
我们整个特种大队养的猪种的菜都不是很好。上级后勤工作组很生气，这次他们动真格的，把我们特种大队的连首长们全部用卡车拉上，让他们到兄弟部队一个炮兵团去参观学习人家的后勤生产。潘连本来就是带着情绪去的，到了那里还不服气，总是斜着眼撇着嘴看人家养的猪种的菜，就好像人家的猪和菜跟他有仇一样。人家的菜地种的就是好，一块块菜地整整齐齐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条直线。上面的土也整得很平，几乎看不到一个土疙瘩。但那些菜长得却不怎么样，个个都是病蔫蔫的，黄不拉叽的，这也不能怪人家，弟兄们都是操枪弄炮的，种菜真不是行家，有时水浇多了，有时水浇少了，有时肥料上多了，有时肥料上少了，反正没一个能拿捏到位的。他们在这方面，还真不如农村一个老太太。我们那个红军团的菜地也搞得不错，地块都是整整齐齐的，但那些菜也不怎么样。我不敢说全解放军的部队都是这样，但恐怕大多数部队都种不好菜，只能在平整菜地上下功夫了。我甚至还听说，有些单位为了应付检查，连夜突击，从老百姓那里买来菜秧，直接插在地里，检查完了，那些菜也都枯死了。
我们潘连斜着眼睛看着那些菜苗，像牙疼一样捂着腮帮子，呜呜地说：“我的娘啊，都是老弱病残，这也叫菜？”有人一带头，那帮“锅盖头”连长们立刻活跃起来了，都指指点点地数落起人家种的菜来了，还借机发了很多全军都应该取消菜地生产的牢骚怪话。这让工作组的领导很不高兴，很严肃地说：“你们自己的菜地搞不好，让你们来学习，你们还在说风凉话，你们这帮人是怎么回事？”说完，还狠狠地瞪了潘连一眼。大伙这才不敢吭声了。但那表情都写在脸上，个个都是不服气。
我们也不服气，部队是用来打仗的，要比就比军事训练，种菜能种出战斗力吗？
潘连他们接着去参观人家养的猪。人家的猪圈显然精心准备过了，地面上被水冲得干干净净的，进去不但没有臭烘烘的味道，还有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潘连一进去就叫了起来：“妈呀，咱这是到哪里了？是不是到五星级宾馆里了？”人家还没听出潘连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在表扬他们，就笑哈哈地介绍经验：“我们要求每个连队必须把猪圈的卫生打扫好，给猪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如果到了冬天，天气要是冷的话，我们还要在这里升火，让它们取暖。对猪们还说，这还真是五星级宾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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