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部队驻地不大，周围都是村庄，就是四十里外有个江城，城市很小，但事情却不少。这是一个民工，同时也是一个包工头，他带着村里几十号人在一个建筑公司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但老板却只给了他们一半工钱，他曾到那个建筑公司要钱，被保安扔了出来；他还到老总的别墅要钱，被110警察带走了。那个公司很大，江城百分之六十的楼盘都是他们开发的，我真不知道，这么有名的一家公司，为什么要像市井无赖一样吞掉那些民工兄弟的四五十万元钱呢？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点毛毛雨，但对我的那些民工兄弟来说，却是关系着如何生存了。我就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对民工夫妇看不起病而双双跳河自杀的新闻。当时我当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是名歹徒带着炸药绑架了一位公司老总，在警方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击毙。
我知道整个事情是在三天后的报纸上，报纸上很详细地报道了这一案件，他们把这个包工头称为歹徒，歹徒声称，如果不当场拿来五十万元钱，就引爆身上绑着的炸药，与建筑公司老总一起死掉。公司很快就把钱拿来了，但这名歹徒仍旧不肯放掉人质，要了一辆车，要求把他送回村庄。他们刚上高速公路，就又被警察堵住了。他一只手圈着那个人质的脖子，一只手举着爆炸物的引爆器。警方的谈判专家也来了，口干舌燥地和他对峙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点用。罪犯越来越烦躁，必须得采取非常措施了。但罪犯的手一直拿着引爆器，大拇指翘在按钮上面，随时都会摁下去。警方谁也不敢开枪，他们的狙击手也不敢。这个常识我懂，如果一枪不打在人中，他的手一紧就会把爆炸物引爆了。警方最后想到了我们特种大队的狙击手，于是求援，于是特种大队向上级报告，于是上级批准了，连里就让我去了。
那天正好是双休日，我本来准备去洗衣服，刚把衣服放在盆子里，命令就来了，让我们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作战准备。我穿上防弹背心，戴上钢盔，拿出狙击步枪，我刚压上一颗子弹，连长来了，他也全副武装，把我手里的另外几颗子弹要走了，瞪着眼睛朝我吼了一声：“只用一颗子弹就行了，一个目标只能用一颗子弹，没有人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我想了想，他说的也是，我如果不能一枪把歹徒击毙，他肯定会引爆炸药，我就是再打上几十枪也没一点用了。
我们潘连这时已经转业了，现在的连长就是“狼人”集训队时的田队长，他本来是副营长了，大队高职低配地让他过来当我们的连长。我估计时间也不长，那意思很明显，带点整顿我们一连的性质了。我无所谓喜欢或者讨厌他，他只是我的连长，我们的指挥官，他要的也是这种感觉，如此而已。事实上我俩见面都有点尴尬，这可能和那次他把我打伤住院有关。我们都很默契，谁也不提这件事。
田连长亲自开着班用吉普车带着我和三四名战士出发了。他脸色红彤彤的，汗水发着亮光，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里充满跃跃欲试。我知道他很想自己亲自上去一展身手，在和平环境里，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这很不容易。一颗真实的子弹，要把它射进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体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军人都是好战的，何况是一身功夫的特种兵？我当然也很激动，并且很庆幸周志军正好回家探亲了，如果他在，怎么轮也轮不到我来。也许有人当一辈子兵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机会。我低着头打量着闪着金属光芒的狙击步枪，手掌里沁出了汗水，可能有点紧张，但我一定也不害怕，我相信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我要打他哪里？当然是人中了，我们在狙击训练中就无数次地讲过了，只有打到人中，对手才不能做出任何反应，甚至连抽搐一下都不会。对付身上有爆炸物的歹徒，这是最理想的部位。除非条件不允许，所有的射手都会选择打他的人中。
田连长一边开车，一边叮嘱我：“你一定要干得利索漂亮，打出咱们特种大队的水平来，记住，就打他人中！”他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我抱着狙击步枪，沉着地点了点头。我想，他会从吉普车的反光镜里看到我点头的，并不是我不想和他说话，我要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地进入实战状态。
我们赶到现场，公安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案情，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们讲他是个民工，是为了讨债，他说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我也就一直把它当作了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了，甚至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名歹徒立刻击毙，然后像个英雄一样吹吹冒烟的枪口，接受人们的鲜花和欢呼。高速公路四周空荡荡的，地形很不好，没有可隐蔽的地方，也没有最佳的射击位置。
我皱着眉头向四周看了看，四五百米外有一根水泥电线杆。歹徒注意力都在周围警察身上，他不可能看到我的。我指了指那根电线杆，对田连长说：“连长，我看那个电线杆还可以，我爬上去，视界好，容易射击。”
公安局长和田连长都扭头去看那根电线杆，公安局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拿的狙击步枪，脸上的肌肉抖了两下，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距离太远了些吧。”
田连长认真地看了看我，我沉着地冲他点了点头。
田连长扭头对公安局长说：“就选这个地方了，你放心吧，我的这个手下不会失手的！”
我们悄悄地转移到了那根电线杆下，我把狙击步枪背在身上，抱着电线杆蹭蹭地爬了上去，爬到一多半时，我向歹徒的方向看了看，视界还可以，居高临下，再加上八倍大的瞄准镜，应该没有问题。我用双腿盘在电线杆上，把狙击步枪取下来，双手握枪，目测距离，心算风速，去掉虚光，死死地瞄着了歹徒的人中。歹徒在瞄准镜中被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我什么都没看，我的眼中只有他的人中，那是我的目标。田连长抬起头，问我：“怎么样？能打吗？”
我的眼睛没有离开瞄准镜，整个身子一动不动，低低地说：“能打！”
命令很快就来了，公安机关终于失去了耐心，下了当场击毙歹徒的决心。
我紧紧地握住狙击步枪，控制呼吸，摒除任何杂念，周围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声，没有人影，只有风和虚光，把它们去掉，只有我和目标，死死地锁定。脉搏和心跳平稳，那不是一个人，只是靶纸中间的一个点。瞄准，射击，“啪”地一枪，子弹穿过风和空气，避过虚光，准确地击中歹徒的人中，一汪鲜血突然溅向瞄准镜，我本能地把头向后一仰，差点从电线杆上摔下来。
田连长叫了起来：“胡建军，打得怎么样？”
我趴向瞄准镜，歹徒已经倒在了地上，他的手紧紧地攥着引爆器，大拇指依旧翘着，这和我无数次想象过的情景一样，我是不会给他引爆炸药的机会的。再往左边移了一下，我看到了他的脸，实际上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只是一脸的鲜血，我突然打了一个冷颤，我甚至听到了鲜血汩汩向外流动的声音，闻见了扑鼻的血腥味。我忙把头抬起来，离开了瞄准镜，低头看了看田连长，低低地说：“没事，我已经把他打掉了。”
田连长拿着的步话机里也传来了公安局长兴奋的声音：“你们打得好啊，一枪毙命！我要给那个小战士请功，他不简单啊！”
田连长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小子，你干得不错，下来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突然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身上好像没有了一点力气，胳膊好像被人打断了一样软绵绵的，很艰难地才把狙击步枪背在身上。我双手抱着电线杆，刚要滑下来，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了，仍旧死死盘在电线杆上，好像不是我的了。这不是抽筋，这连十分钟的时间都不到，我们训练时常常几个小时都不动一下。我想，可能是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有点不适应吧。脑袋里很乱，是的，我杀人了，我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杀死了！我深深地做了个深呼吸，试着往下滑，但两条腿还是不听使唤。
田连长在下面叫了起来：“胡建军，下来吧，你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掐了一下大腿，大腿居然没一点感觉。我艰难地扭过头，冲着下面叫道：“我知道了，可我下不去啊！”
田连长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怎么搞的？是不是抽筋了？”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才三下五去二地爬上来了，一会儿功夫不到，现在怎么下不去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决不是抽筋。是我杀人后害怕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窝囊，但我的确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和难受，甚至还想呕吐。天气并不是很热，但我身上已经湿透了，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流。我都有点想哭了，我真不争气，别说是个特种兵，我这连个社会上的混混都不如了！
田连长的脸色有点难看，他吼了起来：“你****的玩什么把戏？双腿一松，不就下来了？你****的夹那么紧干什么？”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哭丧着脸说：“连长，我就是腿松不开啊。”
田连长急得绕着电线杆转了两圈，气呼呼地叫了两名战士爬了上来，把我拖了下来。我坐在地上，腿还松不开，无论我怎么捶它、掐它，它根本就不听我大脑的指挥，好像是别人的腿一样。额头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我又拉稀了。我知道我的脸色肯定很苍白。田连长皱着眉头，很困惑地看着我：“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愣愣地看着田连长，说：“连长，我从前打的都是靶子，可能这是第一次打活人，打完以后，有点难受，然后就这样了。”
我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他瞪了我一眼，把脸扭向一边，不理我了。我很了解他，他心目中的特种兵应该是用钢铁做成的，无情而冷酷，从来不应该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感情。但我真的做不到，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只是个歹徒而已。田连长是真的生气了，他踢了我一脚：“我还以为是咋回事呢，不就是打死一个人吗？他是个歹徒，你有什么难受的？”
他瞪了旁边两个战士一眼，那两个战士很有眼色地把我架了起来，走着活动了一会儿，我这才把腿松开了。但还有点不大适应，走路一瘸一拐的。田连长一直都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我觉得有点内疚，本来他挺高兴的，我把他的心情破坏掉了。他对我的表现很恼火，回去的路上，一直都紧紧地绷着脸，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我知道他心里说不定还有点后悔，忘了自己来打这一枪。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很难受，胃里翻腾个不停，很想趴在地上狠狠地呕吐一阵子。但我咬着牙忍着了，使劲地把涌到喉咙的呕吐物逼了下去。我不能呕吐，我要是吐了，田连长会更看不起我的，我是一个特种兵，将来打仗时，还要近身接敌，面对面地杀死敌人，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的懦弱表现出来。
但我这是懦弱吗？我不害怕敌人，但我真正杀人了，怎么又会这样呢？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有一会儿我甚至觉得自己完蛋了，我******不像一个特种兵，我怎么会害怕杀人呢？
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不愿意让人知道，第二天仍然坚持着参加训练。
第三天我就看到了《江城晚报》上的报道，我这才知道，我杀死的是一个歹徒，但同时也是一个民工，一个为生活所迫的民工兄弟！他和我没有什么仇恨，他并不是真的想把那个建筑公司老总绑架走，他也许是不相信真的讨回了这五十万元钱，仍然觉得不安全，想利用人质把他护送到村庄里，把钱交给其他民工兄弟。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伤害人质的想法，甚至也有可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只是想把钱安全地送回去。我却把他打死了。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他也许有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活泼的儿子。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也许是个善良的农民，就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我却把他当作歹徒杀死了。
我干得是件什么事啊？我杀死了一个民工兄弟，杀死了一个为手下民工兄弟讨债的包工头，杀死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我把他打死了，但我一点都不恨他，我恨的是那个建筑公司的老总，是他让我成为了一个陷义人于不义之地的杀人者！我不是英雄，相反是个可怜的帮凶，我杀了人，但我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我只是一个机械地执行命令的笨蛋！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真正的军人，我不愿意这样。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我参加了战争，面对我的敌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子弹呼啸，脑袋开花，如果贴身近战，我用军用匕首狠狠地刺进对方的胸膛，哪怕刀柄没进，带着一手鲜血出来，我也决不会害怕。很多次，我在想象中已经热血沸腾。事实我现在真正杀死了一个人，一个在五百米的距离，用一颗澄黄的狙击步枪子弹杀死了一个人，我甚至连他的面容都没有看清，我都已经感到恶心和悲伤了。
我像一个军人吗？
是的，我是一个军人，我是一个并不惧怕战争的军人。我只是不愿意去杀死一个和我一样，和老家乡下父老乡亲一样的农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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