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天，日子一天天短起来，在这高山的山村里，天黑得更快，太阳一眨眼就落进烟雾弥漫的群山里去了。在农家吃过晚饭（这里农家通常一天只吃两餐饭）不多一阵，天就慢慢黑下来。山村里秋天黄昏的景色是迷人的，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好的景色。初来的时候，每天吃过晚饭，我就坐在农家门外土坝边的豆棚瓜架下欣赏黄昏景色：看那屋前满树夕阳渐渐消逝，天上的几片红霞，一瞬间变紫、变黑，融进青色的天空里去，青灰色的雾像轻纱一样，慢慢从山谷里拉出来，盖住了山村。四围十分寂静，只听到田野里的秋虫在唧唧地叫，远远听到赶牛回家的“呵呵——叱——”的声音。
在这一段要黑没黑的时间，恐怕是农家娃娃们所能找到的最快活的时刻了。他们跟着大人在田地里劳累了一天，却不想马上回去睡觉，而且对于爬进那间黑洞洞的污浊的小茅屋里去，实在没有兴趣。他们到处叫着闹着，在瓜架里，在果树下，在篱笆间穿来穿去，小狗也跟着它的小主人们嬉耍，叫呀跳呀，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忧患了。
我简直为这种恬静的田园风光和一种不可捉摸的甜蜜幻想所陶醉了。我并不了解我在书本上读到的阶级斗争知识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知道在这慢慢浓起来的夜幕后面，掩盖着多少悲伤和眼泪，多少痛苦和仇恨。我几乎忘记了我来这山村的任务正是把这些悲伤和眼泪转化成为愤怒和复仇的力量。只有在几天以后，我和我寄住的农家主人苏老爹谈了许多话，又和其他一些农民有了一点接触，几乎每天晚上都参加他们摆龙门阵，我才明白我这是多么荒唐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梦幻！
每天傍晚，那些已经把他们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辛苦劳动的老年人，那些正背负着生活重担的成年人，以至那些才稍微懂事的青年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地坐在那茅檐下边，或者坐在打谷场角的草堆旁，吧嗒吧嗒抽着令人发呛的叶子烟，摆起龙门阵来。在他们的身旁，总有女主人在黑地里呜呜地摇着手纺车，那样如泣如诉，像在把你的心一片一片地撕裂开来。农民却并不厌烦听这样令人难过的音乐，似乎这种哀伤的调子正和他们摆谈的辛酸的故事相协调，成为一种绝不可少的伴奏呢。他们摆的龙门阵是没有预定的题目的，随便一个人叹一声气，说一句话，就开了头。他们谈今年的收成，谈铁板租，谈牛毛捐，谈过去无穷的灾难和将来渺茫的希望，比较达观的人总不忘记在这些苦涩的闲谈中搀进一点有味道的传说和笑话，来排遣大家的辛酸。比如谈谈那些地主老爷们永无休止的丑事，这可以在大家愁苦的脸上引来一片两片满足的笑容，然而近来使大家更为动容，使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能够发亮起来的，是从远方传来的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贺龙又回来了，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他统领着十万红军。老年人听了，直摇头，不大肯信；中年人点着头，半信半疑；年轻人都是眉飞色舞，相信是真的，并且摩拳擦掌，要去投奔红军。然而这样令人兴奋的消息常常不是真实的。这些美丽的传说不过像一颗石子投进水池里去一样，只在大家心里激起几层波浪，慢慢便消逝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是永无休止的辛酸和屈辱的生活。夜慢慢深了，明天还不知道有多少繁重的“活路”在等着他们，于是他们把那些永远没有结果的龙门阵暂时告一段落，把旱烟杆在石头上敲掉烟灰，别在腰上，摸黑路回家去了。
有的农民却连参加摆龙门阵的兴趣都没有，只是独自一个人愁苦地坐在家门口，在黑暗中沉思默想，他们是把自己的痛苦从心里摸出来，一片一片地放进自己的嘴里，慢慢地咀嚼，不想拿去叫伙伴们分尝，因为伙伴们自己的也够他们咀嚼的了。
我借住的农家主人苏老爹就是这样。他吃过饭，也不想理会我，独自一个人坐在瓜架下的一个小竹凳上，吧嗒吧嗒地老抽他的旱烟袋，在慢慢浓起来的黄昏中，火光一亮一亮的，照出他那又粗糙又善良的面孔。今晚上还有点不同，火光还照出他那紧锁着的眉头，和在眉头上面缠着的白帕子，白帕子下面有一个用草药敷着的伤口。他吧了一阵叶子烟，那旱烟杆已经不冒烟了，他还在那里吧嗒吧嗒地吧个不完，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心事。
我今晚上没有出去参加摆龙门阵，也坐在一个小竹凳上，隔他不远，也咬住一根旱烟杆在吧；我平常抽烟是不行的，这又焦又辣的叶子烟更是呛得人难受。但是今晚上我也像苏老爹一样坐在那里吧个不完，也是一句话不说，因为我也有心事，烦恼得很。
二
特委派我到这个叫百丈崖的山区来清理党的组织，已经有七八天了。我来的时候，特委给了我和这里党组织接头的暗号，叫我来找一位姓陈名耀光的小学教员。到了这里，我没有找见陈耀光同志，我只好找另一个名叫王大山的农民同志接头。问了几个农民，都说不认识王大山。后来碰到一个老汉，问起王大山，他把我打量了好一阵，才把我引到僻处，轻轻对我说：“哦，你说的‘歪把式’，噢？你找他啥事？”
我凭我才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当然不能告诉我的来意，我说：“我找他问陈耀光老师在哪里。”
“咹？你认得陈老师？”这老汉更吃惊了。
我说：“不认得，有个朋友让我带个信给他。”
这个老汉才比较放心，把我引去找王大山。我和他一对口号，就对上了，和他接上了关系。当时王大山同志就给我介绍这个老汉叫苏老爹，要我就住在苏老爹家里。他是一个独户，在山村里面。
我在苏老爹家里住了几天，王大山一直没有来找我。我请苏老爹去催，他叫苏老爹回话说，秋收的活路太忙，没有工夫，要我再等几天。我只好住在苏老爹家里等他。
苏老爹家里人不多，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妇，还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孙子。儿子出门去打短工割谷子去了，家里的活路就靠苏老爹一个人干，够忙的。我闲着无事，除开和他天南地北地说些闲话外，也帮他做一点杂活路。我做得虽然很认真，有些活路我却不会，反倒给苏老爹帮了倒忙。苏老爹也不生气，看我认真的样子很高兴，也认真教我做，慢慢我们就混熟了。
一连几天晚上，我和苏老爹吃过晚饭，就在坝子边瓜架下闲谈。我问了许多乡下的事，苏老爹都一五一十地给我说了。我从苏老爹的口中才第一次听到农村中骇人听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眼前足以引起我多少奇思遐想的山村风光，那冉冉下降的夕阳和夕阳中的悠扬山歌，都引不起我的诗情画意来了。
我也摆了一些革命和打日本的道理，可惜讲得太枯燥，文绉绉的一派书生气。他看我在作种种努力，想摆脱说话中的书生气，结果也不过是把“什么”换成“么子”，“怎么样”换成“咋的”，他不禁笑了起来。但是他对我讲的话不住点头，与其说是他相信我讲的革命道理，还不如说是他从和我相处的这几天日子中相信我这个人。
王大山同志还没有来找我，我有些着急起来。秋收的活路忙过去了，为什么还不来找我，汇报这里党的组织情况呢？我请苏老爹去催一下，他才来了。他还是三推四推地说要陈老师才晓得，他不清楚。其实我看他总是用那双炯炯发光的鼓眼盯住我，半信半疑地不住打量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打扮，还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来历，我知道他是不大相信我。
后来说了一阵，他说可以找他的三朋四友来听我摆一摆抗日的事。我想也好，只要能和大家接触，就好做工作。我相信他说的三朋四友其实就包括了这里的党员，或者还有一些农民积极分子。只要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大家说清楚，就可以动员大家组织起来，准备在日本鬼子打过来以后，在这大山里打游击了。
三
昨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王大山来约我和苏老爹一起到一个山沟里去。我们出发了，在山沟里左转右转，才转到一个竹林深处的茅屋里去。一进门，嘿，二三十人把这间小屋挤得满满的。王大山在前面开路，才把我和苏老爹带到屋中间一张破方桌边坐下。穷苦农民家里除开逢年过节，是不兴点灯的，今夜晚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盏桐油灯来点着，虽然不很亮，却显出有一个中心了。
我抬头看，周围都是一色的赭红色的粗糙面孔，都在微笑和期待着，看来是想来认真听我讲些什么的，我多少感到有些兴奋。我参加革命不久，今晚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和贫苦农民像兄弟一样地挤坐在这间小屋子里，我第一次闻到他们的汗臭气，感觉到一种幸福，我怀着和他们要长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愉快心情。
自从王大山通知我要和大家见面后，我把和农民同志要讲些什么，作了充分的准备。根据上级指示，当然是宣传党的根本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文件，我都熟读过了，许多重要文句几乎都能背得出来，并且我来的时候，还把有关的文件带来了，今晚上也带在我的身边。我相信今天晚上能够准确地传达这些文件的精神，大家一定会为这些文件而大大鼓舞起来，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当大家在微笑着期待我的时候，我也微笑着向他们点头，对于他们的鼓励表示高兴。
王大山开始说话了：“伙计们，党里头派来一个张同志，今天晚上要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这就是张同志。”他只这样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准备让我讲。大家听了，都兴奋地小声议论起来。王大山说：“大家雅静一点，听张同志讲话。”大家都不说话了，十分雅静，只听到坐在我旁边不远的几个农民出大气的声音，那桐油灯一闪一闪的，增加了肃静的气氛。灯光虽然不强，却照出那样多闪闪发光的期待着的眼睛，似乎都想把我讲的每一个字都吞进去。
于是，我照着我预先准备好的腹稿讲了起来。我尽力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并且尽力想讲得通俗一些，可是除开在讲话中生嵌进去几个这几天才学到的本地的土话外，还是满嘴的知识分子的文明词儿。比如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中华民族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进攻，它想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做亡国奴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是********超过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去了。我们要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向敌人展开决死的斗争……”
起初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屋子里除开我讲话的声音，别的什么声音都没有，连窗外溪边的流水声，屋外夜风摇动竹梢的声音都听得见。可是我才按照我的计划讲了头一条，可以说才把我准备的腹稿说了一个帽子，还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却忽然听到一个同志叹了一声气。我抬头看了一下，当然并没有意思想去追寻这一声不礼貌的叹气声从哪里发出来的，只是随便抬头看一下，我才看到许多双眼睛都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很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简直无法接受我这一段逻辑性很强的语言，一下就把我的腹稿打乱了。我开始有些慌乱起来。原来准备好的背得很熟的句子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在屋角开始出现细声的议论，坐在桌边的几个农民为防止被我的话催眠，摸出铜头旱烟杆来装上叶子烟，在灯上点火吹起来。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青年农民，明显不耐烦地用旱烟杆在桌边上敲烟灰，敲得冬冬地响。我越是慌乱，越是说得不顺畅，连有意识嵌进去的一两句本地土话也不见了，我的喉头并没有塞上什么东西，却总想干咳一声两声，想起一点镇定自己的作用。看来效果不大，因为从窃窃私语变成嗡嗡之声了。王大山也是那样莫名其妙地望着我，还用手挖一下耳朵，以为是自己的耳朵有毛病，听不进去一样。我不得不向王大山求援了，用眼睛望着他，他明显看出我的窘态，只好帮我维持秩序。他说：“哎，你们像打破了的蜂桶，嗡嗡地叫啥子，好生听倒嘛！”屋里的嗡嗡之声小起来了，又平静了。
我继续讲下去：“所以……所以我们党发起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什么是抗日统一战线呢？抗日统一战线就是……”我的话才开始比较流利，却忽然被坐在我身边的那个青年农民的一句问话打断了，他粗声粗气地问：
“呃，你莫说那样多，你说到底红军咋样了？现在在哪里？”
他们对于红军的下落有兴趣，当然不奇怪，我正要谈红军的下落。他打乱我的秩序，我虽然不高兴，但是提前说了也行。我回答说：
“红军长征胜利地到了陕北，现在已经改编成八路军了。”
“啥子八路军？”王大山也不明白，他问。
我回答说：“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缘故。在全中国已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日抗战，共产党和国民党又合作了……”
“啥子？”
“咹？”
“呃？”
“……”
忽然从四面八方像怒泉一般射出来怀疑的声音。王大山的声音最大，他的眼睛发红，狠狠地盯住我，像头一回和他接关系的时候一样。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有什么可怕的，我沉着地解释：
“是这样嘛，国共合作了嘛。我们同意不搞****暴动，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国民党同意不再围剿我们，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你胡说！啥子国共合作！”
“哪个说的不搞暴动，不打土豪了？”
“哪个说的不分田地了？”
“……”
又是一片像暴风雨一般的质问声，落到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解释，王大山在桌子上一拍，把桐油灯都震得跳了一下，他恶狠狠地望着我，大声说：
“哼！我就是看到不对头哩，果然！你叫我喊大家拢来，就是听你说这一套吗？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你倒说得怪好听，你在哪里贩来的这个混账主意？”
“呃！你可不能这样说哟！这确是我们党中央……”我还想解释，他又打断我的话，说：
“党中央，党中央，哪个党中央？是刮民党中央还是共产党中央？我不相信共产党出这个投降主意。”
“怎么能不相信呢？真的是……”我还想解释。王大山霍地站了起来，把一只脚踏在条凳上，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大家说：“伙计们，你们看，党里派来这样一位‘先生’，”他把“先生”两个字说得很响，“要我们去和陆阎王合作，还要和陆阎王那个办刮民党的儿子陆歪嘴去合作，你们说这个主意出得多好呀！哈哈哈哈……”
大家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简直有些生气起来，怎么可以这样乱哄乱闹呢。我还是坚持解释，我说：“同志们……”
“滚你的，哪个是你的同志？哪里有和刮民党合作的同志？”我旁边那一个农民高声大叫。
我还是坚持说服，并且迅速地从怀里摸出中央文件来，“同志们，你们可不能这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政策，你们不信，这里还有党中央的文件，白纸黑字……”
“去！去！少拿那些本本来吓唬我们这些睁眼瞎子吧，我们不信！”王大山又打断我的话，大家也闹了起来。
“说的怪新鲜，要我去和陆阎王手下背枪的混蛋肩膀靠肩膀打日本呢，把我的头割了，我也不干！”
“你到底是哪个党派来的，嗯？”
“说不定又是陆阎王派来玩啥子花样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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