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他妈，大傻瓜，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崩爆米花……”
****的们追在我的身后，用这种谁也说不清出处的顺口溜骂我。我假装不生气，因为我没有妈，如果我有妈，他们也不会用这个顺口溜欺负我。假装不生气，实际上我仍然很生气，恨不得捡起地上砖头瓦块，狠狠朝那帮****的砸过去。
我有按捺不住的冲动，真想回身大打出手，可是我忍了。单挑，那些****的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可是我一个打他们一群，吃亏的就肯定是我。他们用的是群狼战术，在胡来的指挥下，如果打起来，他们就会一拥而上，不论我采取什么战术，双拳难敌四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十二三岁的我，胡来他们就是我概念中的敌人，被他们一帮****的起哄欺辱也是我上街经常要面对的挑战。
我记得很清楚，出事那天下午，我又遇上了这种事情，心里正在想象着用石头瓦块狠狠地砸那帮****的，心想事成就在我身上实现了。侧旁的屋顶上，一把而不是一块两块砖头瓦块从天而降，砸到了那帮****的头上。****的们就像受到鹞子袭击的鸟雀，鬼哭狼嚎着一哄而散。
我感激万端地朝对面房顶上仰望，房顶上静悄悄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刚刚还有人从那上面用砖头瓦块砸散了那帮****的们。但是，我却知道，是奶奶碰上那帮****的追着骂我，随手惩治了****的们一下。“****的们”是指除了瓜娃和芹菜以外，住在我们这条街道里的所有孩子。这条街道里只有瓜娃和芹菜不会骂我、欺负我，能跟我在一起玩，所以，我也不把他们俩叫****的。
街道此时寂静无声，青条石铺就的巷道被白晃晃的日光映照得活像泛起波纹的小河。两旁的屋宇鳞次栉比，黑白分明。我们家的那院房子，比身旁的房子缩进了几尺，从我现在站立的位置看过去，屋宇排列整齐活像人的牙齿，到了我们家那儿，掉了一两颗门牙变成了豁子。
我推开门，奶奶正坐在房檐上甩腿，两条腿忽悠忽悠前后晃动，活像我在东街口那家东洋钟表店外面看到的那只大挂钟的摆。没事爱在房顶上待着，是奶奶的爱好。不但待着，她还会在房上散步，轻松自在地在那一个个倾斜溜滑的屋脊上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她用不着战战兢兢，用不着像我一样四脚着地。我也曾经想学她，没事在房顶上转转，站得高看得远，能看到很多在平地上看不到的光景，享受居高临下观望这个世界的快感。然而，我却永远也做不到奶奶那样，因为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有高高的屋脊，倾斜的屋脊就像滑梯，要想不从屋顶上掉到地上摔个半死，我只能心惊胆战四肢哆嗦着爬着走，就像一只被人扔到房上的小狗。
我们家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东厢住着奶奶，正房空着，成了杂物间，家里一时半会儿不需用的物件，都扔在正房里。我和我爹住在西厢房，那是一个小小的套间，里间屋睡人，外间屋也睡人，正常情况下我和我爹睡里间屋，不正常情况下我爹睡外间屋。这里说的不正常情况，是指我爹不知道跑到哪儿鬼混，回来晚了为了不打搅我，就在外间屋睡。
院子是夯实的黄土，平平展展，有的时候垃圾污物满地，有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要看奶奶的兴致。不高兴了，她十天半月不收拾一次，还骂骂咧咧地唠叨我和我爹是两只脏猪、懒猪，最后迟早要变成死猪。高兴了她就动手打扫，边打扫边唱让人恨不得马上跑到茅子尿一泡的京戏。靠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遒劲的枝杈搭到了房檐上，那是奶奶上房的梯子。西厢房这边有一棵柳树，柔柔的枝杈也搭到了房檐上，但是奶奶从来不踩着柳树上房，我估计她是怕柳枝柔软，经不起她的分量。
“三娃子，样子，叫人骂得跑腿子，跟你爹一样没出息，货。”随着骂声，奶奶从房檐出溜儿到枣树上，然后从枣树的枝上跳下来，落到我的身边，顺手在我脑壳上拍了一巴掌。
奶奶今天的心情显然很好，坐到她的房檐下面，那里有一张小炕桌，我不知道她犯什么毛病，炕桌不摆到炕上，却摆到门外地上，喝茶不爱在炕头上，却爱在外面的炕桌上，而且不管冬寒夏热，都是这个样儿。她坐也没个坐相，一条腿盘着，腿脚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用，另一条腿伸得笔直，天热会脱去鞋子，****两只没有裹过的大脚，如果哼唱京戏里的段子，大脚指头就会随着节拍一伸一勾的，活像抽筋。
“三娃子，喝不喝？刚泡的茉莉花。”
我正口渴，连忙凑过去跟她喝茶。她又问我：“晚上看戏不？胡家班子演打渔杀家。”
看戏是奶奶最为钟情的娱乐，戏迷两个字贴在她身上最合适。戏园子只要来了戏班子，不管是上演老掉牙的老戏，还是刚刚排好的新戏，哪怕打破脑袋她也要千方百计地去看。今天又有新戏班子，如果她不去看，就会跟大烟鬼没了鸦片一样难受。但是，我却不能答应她，我知道她叫我看戏八成没安好心，八成又是没钱买票。如果有钱买票，她一般不会带我去，因为用不着我她也能进去看戏。如果带我，那就肯定是要利用我钻戏园子，然后她再以我奶奶的身份进戏园子找我，进去了就不出来，一直等到戏演完了才出来。
还有一次，她让我装瘸子，她背着我闯戏园子。看门的不让进，她说她有票，浑身上下乱摸了一阵，拿不出票，就跟人家嚷嚷，说人家欺负我们祖孙俩，还说我是个瘸子娃，整天在家不能出屋，好容易买了张戏票出来看戏，票找不着了就不让进，还有没有天理。她连哭带骂，鼻涕一把泪一把，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把脸紧紧埋在她的后背上。她这种哭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争取舆论支持。果然，不明真相的人们开始指责戏园子把门的，乱哄哄地闹成一团。后来戏园子老板跑了出来，赔礼道歉，奶奶则背着我大摇大摆进了戏园子，美美地看了一出《铡美案》。
“三娃子，今天奶奶有钱，不用你钻狗洞。”说着，她掏出两张花花绿绿的纸在我眼前晃，果然是钱，是汪精卫发行的那种银联券，可以在市面上流通。
戏园子后面有排水沟，用一个洞口跟里面连接，往常，她就是让我从那个洞子里钻进去，然后在戏院门口大声喊我，我大声回应，证明我确实在里面，她就借口要去找我回家，然后混进去看戏。今天既然有钱买票，我自然落得白看，连忙答应。
平心而论，奶奶对我还是很好的，起码，我那个“不着调”的爹经常不在家，如果没有奶奶照看，我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不着调”是奶奶对我爹为人的评价，我嘴上说我爹不是不着调，心里却承认，我爹确实不着调，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干啥，他回来出去也从来没个准。
“看戏就得早些吃饭，晚了就赶不上头场子了。”我提醒奶奶赶紧做晚饭，肚子也确实有些饿了。
奶奶说：“不忙，不忙，今天不在家里吃，我领你到街上吃包子，吃完了直接到戏园子看戏。”
我有些迷惑，不知道奶奶发什么疯，尽管她对我不错，管吃管洗也管揍我，但是从来就是一个小气鬼，每个月都要跟我爹算细账，管了我几顿饭、给我洗了几件衣裳，都要我爹付费。于是，她对我的好，在付费机制下，人情分量就大大减轻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能下馆子，而且能吃我最喜欢吃的包子，吃完包子还能看戏，对我而言今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奶奶起身，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一把将我拽到她跟前，朝手上吐了口唾沫，用唾沫擦拭我脸上不知道在哪里沾染上的灰土，“比野狗还脏，领上你出去我都丢人呢。”
我很恶心她用唾沫给我洗脸，但是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得罪她，现在得罪了她，晚上吃包子、看戏这一连串的好事，肯定马上变得乌有。我强忍着恶心，任由她在我脸上留下臭熏熏的唾沫味道。擦过脸，她又把我的衣服整理了一番，叹息一声：“狗尿苔再打扮也成不了红牡丹，算球，就这个样子。”
她弯腰把裹腿解开重新扎了一遍，然后又用唾沫抿了抿头发，回身锁门，我知道这是准备动身了，赶紧到我们屋门口，把我们的屋门也拉上了。
外面的巷道里传来了一群人奔跑的脚步声，间或还能听到铁器的磕碰声。奶奶跑到门前，没开门，耳朵贴在门扇上听，脸突然变得煞白，转身跑到我跟前，从怀里掏出一包纸张，还没等我明白过来，解开我的裤腰带，把那包纸塞进我的裤裆里，“三娃子，日本人来了，你啥话别说，躲回你屋里去，等我跟日本人说话的时候，你把这东西塞到你们的炕洞里。”
正说着，院门已经被敲打得震天价响，外头有人喊：“贼婆娘，开门，贼婆娘，快开门，不开门皇军用手榴弹炸了。”
放在平日里，奶奶交代我办的事情，我一般都会跟她作对，尽量不办。然而，今天不同，今天外面有日本人，对日本人，我跟我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又恨又怕。于是，我连忙转身跑回了我们的屋子，把日本人留给奶奶对付。
我和我爹住的是两间陈旧的土屋，里外套间，朝着院子的方向每间有一扇窗，窗上糊着纸，窗户纸破了我爹一般不会管，奶奶就会用乱七八糟随手捞到的纸把破洞糊上，结果我们家的窗户纸变得就像叫花子的外套，补丁摞补丁。屋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散发着汗腥气和霉变味，习惯了，我和我爹都闻不到，奶奶一进来就骂，说这不是人住的屋子，是喂猪的圈、养狗的窝。
外间屋有一铺大炕，平常没人睡，荒着，就跟没人耕种的田地一样，灰土和杂物堆积、混搅在一起，炕头的炉灶塌了半边，能看到大炕黑洞洞的内脏，就像大炕的屁眼儿。地上扔着一副破旧的剃头担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爹靠那玩意赚钱养活我，现在不干那一行了，说是没生意，现如今的人都不愿意让人拿剃刀在脑袋上比画，喜欢新流行的推子，那东西在脑袋上咔嚓咔嚓走动，就像割麦的扇镰，效率高，还不危险。现如今，凡是仍然愿意让人拿剃刀在脑袋上刮来刮去的人，刮完了大都掏不出钱来，我爹说忙乎半天，还挣不来个磨刀钱，索性就不干了。
外间的地上还扔着一个破桌子，只剩三条腿，桌子没腿的那个角担在炕上，维持了平衡，让它还能像张桌子样地站着。桌子上有的时候扔着一盏煤油灯，有的时候煤油灯就会跑到里间屋的炕桌上，煤油灯在什么地方摆着，要看我和我爹谁需要它，因为我们家只有这一盏煤油灯。
我跑回家里，穿过了外间屋，直接跑进了里间屋。这是本能的躲避，长大以后我知道这就叫鸵鸟心理，当时我还不懂，觉得那样藏起来会更加安全。上炕，却又想知道外面奶奶是怎么应付日本人的，就悄悄透过窗户纸上的破洞朝外面窥视。
外面，有一堆日本人，聚成一团，黄蜡蜡地活像一大坨新屎。奶奶被围在中间，只能透过日本人的缝隙看到她的灰底兰花大布衫，还能听到翻译二串子的吼声：“老贼婆，昨天是不是你跑到皇军军部去了？偷什么了赶紧交出来，不然把你抓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二串子是本地人，早年间跑到日本混了几年，回来以后就成了日本人，分头梳得溜光，苍蝇蚊子落到上面肯定得摔跟头。他还留了一撮鼻涕胡，鼻子和嘴的中间活像爬了一个大屎壳郎，据说留那种胡子的好处是流鼻涕不用擦，胡子就给吸收了。那时候二串子对人很客气，见了人先鞠躬后说话，胳膊弯里老挟根文明棍，明明是中国人，干啥都像日本人，大人小孩就都把他叫“二串子”，二串子是贬义，指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杂交品种。日本人没有来的时候，二串子很乖，在一家商行当翻译，见了谁都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日本人来了，二串子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翻译，腰上挎了一把日本王八盒子，开始耀武扬威，走在街上，谁要是让路慢了点，文明棍就抽到身上，现在，文明棍也不再挟在他的胳膊弯里，而是时时刻刻拎在手上，随时准备抽中国人。
二串子亲自带了日本人来抓奶奶，这倒让我奇怪，因为我实在想不通，就奶奶那个样儿，还值得二串子这个翻译官亲自带队过来抓。
奶奶否认：“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那个本事跑到皇军的家里偷东西，二串子，你可别胡说害人，小心死了进拔舌狱。”
二串子嘿嘿冷笑：“我可不是从东洋岛上刚刚过来的皇军，你这个贼婆子的底细别人不知道，我清楚得很，你看这是啥东西？”二串子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扔到了奶奶面前，可能是证物之类的东西，可惜从我这个角度看不见。
“嗨嗨嗨嗨，一条裹脚布，跟我有啥关系呢？”奶奶强装出来的笑声我能听得出来，这说明她已经心虚了，我也认定，人家没找错人，肯定是奶奶跑过去偷了人家什么东西，现在让人家撵到家里来要。我并且由此进一步地推断，奶奶今天之所以高兴，还说要带我晚上去看戏，肯定跟偷了人家的东西有关系，可能，偷的东西很值钱，她能卖个好价钱。
“你们看，我的脚是大脚，从来不用裹脚布。”奶奶继续分辩。从人缝隙里看过去，能看到奶奶甩掉了鞋，亮出大脚给人家看，以此证明那条裹脚布跟自己没关系。
日本人咕噜了一阵，二串子翻译：“太君说了，这不是裹脚布，是你用来上房翻墙的工具。太君说了，只要你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可以饶了你。”
俗话说贼没赃，硬似钢，奶奶清楚得很，死不承认，说不定还有活路，交出来了，东西到手了，日本人不会留她活着，便一口咬定：“这明明是裹脚布么，你们非要说是啥工具，这不是要人命呢。我在这里活了一辈子，咋一下子就成了贼了？这是害人么，二串子，你个****的，我啥事情上得罪你了，你要这么害我呢？”奶奶一个劲叫苦、申辩，巴掌把大腿拍得啪啪响，我在屋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日本人叽里呱啦说了几句，即刻散开，冲进了奶奶家的屋子和我们家的屋子。在离开窗口之前，我听到翻译二串子对奶奶说：“老贼婆，皇军要是搜出来东西是你偷的，你就到阴曹地府去当贼吧。”
奶奶突然用了一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恶狠狠的口气对二串子说：“****的，今天我要是叫日本人抓走了，三天之内，子弹就把你的脑壳子穿个黑窟窿……”
最后一眼，我看到奶奶的手指头在二串子脑门子上捣，我还想再看看二串子的反应，却已经被日本人一把从炕上揪了下来，二串子在外面怎么应付突然变脸的奶奶，我没看到。
日本人手里端着长枪，枪上插着刺刀，一共有三个，其中一个气势汹汹地把我从炕头拽下来，我还没明白过来，又一脚把我踢到了屋子角落，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里间屋是平时我和我爹睡觉的屋子，东西比外间屋多一些，炕上铺着席子、褥子，还有油腻腻臭烘烘的被子。炕上还有一个破旧的炕柜，连门扇都没有，里边塞着破棉花套子、烂衣裳、破袜子等等一些可以用来“换季”的物件。
日本人捏着鼻子把炕柜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扔到地上，然后又把炕上的被褥用刺刀挑到地上，嘴里叽里呱啦地嘟囔着，翻来翻去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就又用刺刀揭开了席子，用枪托子在炕上用力捣，炕砖被捣塌了，伴随着刺鼻的味道，黑灰黄灰腾空而起，就如突然爆炸了一颗炸弹。日本人用刺刀在坍塌的炕里翻来翻去，寻找着他们丢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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