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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宁夏》 作者:于小龙

第12章 彭德怀司令员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作战命令(3)

  解放军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又组织五七七团、五七八团和五七九团全部力量,在炮火的配合下再次向古城岭发起猛烈冲击。五七七团三连一直冲在全团最前面,连续组织爆破和冲锋,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一九三师全体战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近战歼敌的特长,英勇顽强地与敌人展开数十次白刃格斗,一步一步地逼近,一个碉堡一个堑壕地进行争夺。针对敌人战术特点,我军师、团首长深入前沿阵地,组织指挥,稳扎稳打,不急躁,不盲动,边打边研究,采取对策。部队采取击退敌人之后,立即投入预备队反击,夺取敌人阵地后,立即边打边抢修工事,以防敌人组织反冲击。战术变化后,我军战士机智巧打,敌人组织多次反扑都被我军战士击溃,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阵前。午夜,解放军五八二团七连率先,五七八团三连跟进,一举占领了古城岭主峰,后续部队迅速攻占了敌人马家山全部阵地,友军第三军夺取了兰州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残敌如瓮中之鳖惊恐万状,溃不成军,敌人骑兵、步兵、车辆争相夺路而逃。至此,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国民党“青海兵团”主力。

  兰州战役期间,坐镇兰州的国民党马步芳得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的消息以后,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顿时惊恐万状,深感后方空虚西宁危急,遂急令国民党“青海兵团”骑兵第八旅和数个骑兵团窜回青海以增强西宁防御。马步芳对“宁夏兵团”、胡宗南部按兵不动,使自己孤军困守兰州而扼首哀叹。

  1949年8月23日,兰州情势紧急,马步芳特派秘书长马骥急飞银川求援,要求国民党“宁夏兵团”援兰,马鸿逵答应组织援兰兵团,其行动部署是“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贺兰军配有骑兵、炮兵援兰,两军集结甘肃靖远后斜插西兰公路以解兰州之围,卢忠良率第一二八军主力到达中宁附近,但其先头部队到达长流水、马全良到达兴仁堡后两军即止步观望。1949年8月24日,马步芳又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患有腹心,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兵团’、友军及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当日,马步芳从兰州乘飞机仓皇逃回西宁,后于1949年8月25日从西宁逃往重庆。逃离兰州时,马步芳叮嘱其儿子马继援说:“如‘宁夏兵团’、胡宗南部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

  1949年8月25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后,国民党“青海兵团”总指挥马继援仍梦想以拼死坚守挫败我军的进攻,争取时间,等待国民党“宁夏兵团”、胡宗南部和空军出动。当日下午,据守兰州城郊的国民党“青海兵团”主力伤亡惨重,阵地相继失守,城中又没有预备部队,马继援等待国民党“宁夏兵团”、胡宗南部和空军来援兰州无望时,既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又深恐我军向西宁乘虚攻入剿其老巢断其退路,于是慌张地决定撤出兰州,退至黄河北岸,重新部署部队。下午4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青海兵团”各部队开始向黄河北岸撤退。国民党“青海兵团”的主力大都在阵地上,因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觉就利用天黑逃走。当夜,当我军继续向国民党“青海兵团”发动攻击时,这才发觉敌人逃走,便立即发起追击。

  解放军第二兵团第三军首先攻入城内和敌军展开巷战。我军一部分向黄河铁桥猛扑过去,消灭了顽抗的敌人。经黄河铁桥狼狈逃窜的敌人只顾各自逃命,骑兵、步兵搅在一起,人马、车辆争相夺路,被车压死、被马踩死、被人挤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控制兰州黄河铁桥后,国民党“青海兵团”指挥官不顾士兵的死活,强令泅渡黄河,又使无数士兵葬身鱼腹。侥幸逃走的敌军,失魂落魄地向青海方向狂奔,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携枪带马各自溃散。窜回青海的官兵已寥寥无几了,撤出南山的国民党“青海兵团”主力正在城里集中,当即被我军歼灭。此时,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也已攻入城内,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追击10多公里,直插东稍门,消灭残敌。

  1949年8月26日12时,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城内外各要点,并越过兰州黄河铁桥占领白塔山,西北重镇兰州宣告解放。

  此时,援兰的国民党“宁夏兵团”正在被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所阻挡。当得知兰州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后闻风丧胆,敌先头部队急忙撤退,迅速回防宁夏,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撤至金积、灵武一带,贺兰军撤至中宁一带。

  (第四节)我军争取用政治方式解决宁夏问题马鸿逵逃离台湾的最后结局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兰州解放了,消灭了国民党“青海兵团”的主力,使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较大战役的能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青海兵团”的最后幻想,对加速西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正如******在1949年7月所预料的那样:“只要歼灭了西北‘二马’主力,第一野战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1949年8月18日,国民党马敦静以“宁夏兵团”司令和代理国民党宁夏省主席的身份发布了一张斥和主张布告,完全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8月19日,马鸿逵由广州飞返银川,孟宝山(抗战时期曾任马鸿逵部电讯处少将处长)于8月21日见到马鸿逵。然而马鸿逵对和谈一事只字不提。8月23日,孟宝山又以我党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和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大军压境的形势,苦心规劝马鸿逵倒戈起义,但再次遭到马鸿逵的拒绝。1949年9月1日晨,马鸿逵乘飞机逃离银川时,孟宝山又进行最后规劝,马鸿逵置之不理,马敦静则让孟宝山立即离开银川,否则,将孟宝山押送广州国民党政府。

  1949年9月1日,蒋介石电召马鸿逵由银川飞往重庆,这是蒋介石担忧绥远的傅作义、董其武、邓宝珊起义后再与宁夏连成一片形成不利局面。于是,蒋介石以开会名义把马鸿逵召到重庆。马敦静天天从银川给远在重庆的父亲马鸿逵打长途电话互致问候,马鸿逵说“要爹”你就死守宁夏,“不要爹”你就走傅作义的路。马敦静在“要爹”和“要打”的两难抉择中选择。并在电话中唏嘘不止。最后,马敦静还是在“要爹”的亲情中放弃了走和平起义的机会,决心死守宁夏。

  随后,马敦静在吴忠堡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等。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占领牛头山阵地,必要时挖渠放水。马鸿逵到达重庆后,又派其参谋处长张蔚野由重庆飞回银川,带来了一封信,信上的指示是,“宁夏兵团”应经过固原到川边靠近胡宗南部,团长以上军官的家属送四川,张蔚野走后,马鸿逵的长子、国民党“宁夏兵团”骑兵师长马敦厚携家眷悄悄飞离银川。

  马鸿逵从重庆逃离到达台湾后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对他不战而和丢弃宁夏要追究责任,到了台湾后几件事就让马鸿逵伤心绝望了。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受命担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马鸿逵前去郭寄峤公馆道贺,正值郭寄峤迁移新居正在布置新家。郭寄峤见到马鸿逵后拍桌破口大骂说:“你把宁夏给丢了!”郭寄峤把马鸿逵骂的狗血喷头,其凶狠程度几近疯狂。用马鸿逵的话说:“毫无国防部次长风度。”郭寄峤是陈辞修的大红人。马鸿逵不敢狡辩,为避免冲突,马鸿逵忍气离开郭寄峤公馆。晚上,国民党宪兵来到北投招待所马鸿逵住处,说是奉命要马鸿逵立即搬出招待所,并将马鸿逵家中行李物品全部扔到了招待所门外,马鸿逵哀求宪兵可否延至第二天搬出,宪兵们摇头不准。迫不得已马鸿逵和家人只好连夜雇车搬到台北市区一家旅社暂时居住。

  第二天,马鸿逵在台北市区购买一处小房子,马鸿逵和家人刚住下没有几天,又有宪兵接到命令将马鸿逵家的电话给拆除了。刚到台北的种种遭遇,马鸿逵越想越生气,心想这都是郭寄峤对自己的迫害。台北无容身之地,令马鸿逵心灰意冷,台北不能安居马鸿逵一气之下决定赴香港医病。

  陈诚系马鸿逵多年老友,马鸿逵到陈诚处请示办理出入境证及护照,对所受郭寄峤凌辱不提一字,以免再招惹是非。到了香港马鸿逵遇到陈纳德,陈纳德建议马鸿逵去美国医病,马鸿逵告诉陈纳德没有护照,陈纳德当即向美国外交部驻澳门办事处为马鸿逵领得中华民国护照6份,再电告美国国务院给予签证。

  1950年2月,马鸿逵赴美手续办完后准备启程。但是马鸿逵不懂英语,又没有充裕的经济基础,且又年近老迈,定居美国的条件不具备,因而犹豫起来,一再拖延,马鸿逵仍希望能回台湾养老。在此期间,原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王含章、李翰源来香港游说要马鸿逵弃暗投明,但被马鸿逵拒绝。

  香港治安不好,物价又贵,马鸿逵无法在香港安居。面对种种困难,马鸿逵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在美国洛杉矶市就医。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先是不准,后又经王世杰说情,蒋介石这才批准马鸿逵赴美就医,但是告知马鸿逵不得在外作政治活动。

  1950年10月,马鸿逵一家离开香港飞往美国洛杉矶市。马鸿逵在美国洛杉矶市郊购买一小屋作为居所并医疗腿病。

  马鸿逵喜欢养马,晚年的马鸿逵便投资在美国洛杉矶市郊置办了个养马场,从此便以养马为业,和家人在一起维持生活。

  马鸿逵一家安居美国洛杉矶市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家深居简出,不与外界人士接触。这时从台湾方面传出消息说:“马鸿逵在宁夏放弃职守擅自撤兵,国民党将马鸿逵撤职查办,开除了其国民党党籍。”至此,马鸿逵落了个兔死狐悲的结局。

  沧桑历史,马鸿逵和家人自1949年9月离开银川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还有三个儿子马敦厚、马敦静、马敦仁都先后故去,唯有马鸿逵的六姨太、84岁的赵兰香女士健在,现仍在美国洛杉矶市安居。

  中国改革开放后,赵兰香女士经常到大陆北京走亲访友。赵兰香女士是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人,晚年的赵兰香思乡之情深长,她很想有机会看看离别60多年的家乡宁夏银川。

  兰州解放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李志民政委遵照执行彭德怀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统帅解放军第十九兵团10万大军所向披靡,于1949年9月2日,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左路在解放军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率领下,所属一八八师从兰州沿黄河左岸向银川挺进。9月5日,中路在六十五军军长王道邦(不含一八八师)率领下,从兰州沿黄河右岸与解放军一八八师沿黄河向银川并进,右路军在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率领下从固原出发,配合盐池、同心县下马关一带由黄罗斌率领的陕北三边独立一师、二师进军银川。

  1949年9月12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又向全军发出《继续向西奋勇前进,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敌人已经全线崩溃了,我们要继续奋勇前进,不失有利战机穷追到底,不给残敌以任何喘息机会,解放宁夏,解放玉门,解放新疆,哪里有敌人就到哪里去消灭它。第一野战军遵照彭德怀的命令,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第十九兵团挥戈北上担负起了解放宁夏的光荣历史任务。宁夏大部分地区为沙漠草原,只有引黄灌区的银川平原一带人口稠密富庶。黄河由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宁夏中卫的腰部斜穿而过,使宁夏中间地带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这就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粮仓,因而控制了“河套”粮仓就等于控制了解放宁夏的大局。

  国民党“青海兵团”主力被歼后,使国民党“宁夏兵团”彻底孤立。这时,国民党政府对“宁夏兵团”还抱有很大幻想,把希望寄托在“宁夏兵团”身上。已是四面楚歌的国民党“宁夏兵团”还有所属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贺兰军以及第八十一军,共计4个军7万多人。

  为保住银川,国民党“宁夏兵团”妄图凭借宁夏奇特复杂的天然地形,制定了死守宁夏的作战计划。首先在宁夏南部一线精心布置了三道守卫防线:以“宁夏兵团”骑兵二十团守卫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卫靖远,新成立的骑兵第十五旅守卫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卫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卫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一部守卫金积、吴忠、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第十一军主力守卫银川大本营。企图用三道防线阻挡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银川,并决心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决一死战,死守银川。

  其实死守宁夏的军事计划,国民党“宁夏兵团”早在兰州战役之前就下定了。那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促进青宁“二马”精诚合作,组成“宁青联合兵团”保卫兰州,策应西南,曾先后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老奸巨猾的马鸿逵并不为此感到乐观,他觉得用损兵折将换取一个没有军权的主席不合算,不如保存实力,手中有了军队才是退守银川的资本。

  1949年8月19日,马鸿逵由广州飞回银川后,他在广州答应和马步芳同赴兰州商量对策,但临上飞机前,又借口银川军事非他亲自回去部署不可,于是借机回到银川召开了“宁夏兵团”和省政府政要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整军备战。

  马鸿逵在军事会议上说:“大家可安居乐业,宁夏不放枪,我们有办法。刘志丹对共产党有功,我对刘志丹有好处、有关系,大革命时期刘志丹曾任我的政治处处长。国民党清党时,我曾经资助过刘志丹400块大洋让他离开……军队不能打光,打光了对不起蒋先生。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要把同心下马关的解放军偷袭一下,偷袭成功了再和共产党讲条件。”“‘宁夏兵团’决心下定,要在宁夏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政策,直到军队打完为止,控制好飞机场。银川城内放火时,先把‘将军第’烧了。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做法,抵抗到底损失尽净在所不惜。山西太原打光后,阎锡山还不是照样当了行政院长吗?”此时,宁夏北邻绥远省国民党董其武部在傅作义将军帮助下即将宣布起义,宁夏危机四伏。为挽救西北败局,蒋介石要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二人率领“宁夏兵团”7万之众,长途跋涉穿越腾格里大沙漠,妄图与西逃的“青海兵团”残部汇合。马鸿逵、马敦静深知宁夏大势已去,西逃是没有出路的,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蒋介石制定的西逃军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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