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内和谈空气日益高涨。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一行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赴北平，住六国饭店。周恩来得知张治中曾到溪口，很生气，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
张治中解释说：“第一，我是国民党员，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党员行动，总得让总裁知道吧；第二，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1个师乃至1个军的行动，我与你们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
周恩来听了觉得有理，气消了。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成立时，就进入黄埔，后任黄埔四期军官团团长。北伐时，他是蒋介石的副官处长，北伐军到武汉，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新成立的学兵团团长，以后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在军校任职10年，也曾五度出绶兵符，当过武汉行营主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战，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战，任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任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不久前，他曾向蒋介石提出《对当前同事检讨和建议》，建议主动放弃戡乱主张，蒋介石完全拒绝。
蒋介石说：“那还行！假使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就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他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他还向蒋介石请示挽回颓势、扭转乾坤的方法。
蒋介石说：“扭转乾坤？哪有那么容易！从4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可我不当总统谁当总统？我在庐山就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出来当选，可大家又不赞成我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不过时局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国家的事，不是只看一时的现象，其中是有天意的。”
张治中这次到溪口，拿出准备参加和谈的草稿给蒋介石看。草稿要求和谈开始前，双方就地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于驻在区域就地自行整编。还有好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
蒋介石看了之后对张治中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蒋介石、张治中和吴忠信3人，从蒋母墓庐的山径边走边谈。蒋表示：“愿意和平，终老是乡。”
张治中高兴地问：“总裁的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上发表否？”蒋介石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南京后，马上把溪口之行写成新闻稿发表，并应邀在国民党立法院演说，慷慨激昂，博得了喝彩。离南京赴北平那天，立法院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
张治中一行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中央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宴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参加的有****代表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和秘书长齐燕铭。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和秘书长卢郁文。
2日至7日，双方代表个别谈话。
8日，****中央******主席在北平分别会见6位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兹、刘斐，第四天卢郁文。
“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要一一接待代表，使张治中放下心来，他根据南京和谈腹案和溪口蒋介石谈话指示要点，向******主席提出了问题和意见。
“关于战犯问题，蒋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表示愿意终老是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
******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出可按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
******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4个月都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关于今后建设，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进入富强和康乐的境地。”******说。在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来北平之前，李宗仁偕甘介侯飞上海，确定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内有颜惠庆（73岁）、章士钊（69岁）、江庸（72岁）3人，邵力子（68岁）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显系摸底。22日，他们乘专机飞石家庄，商定国共正式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等问题。临别时带有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
7日夜11时，李宗仁致电******重申谋和的决心。电报首先表示谋和诚意，其次是希望取消战犯条件，第三是要遵照孙中山遗嘱办事，即宪法、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接收，土改不必实行，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反动军队不必改编，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
******复电内容也是3点：第一点是强调八项原则。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第二点是“应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为标准。在此核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第三点是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从上述两个电文中，看到内容针锋相对，相差甚远，但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人们还寄予希望，期待正式谈判的进展。4月13日晚9时，国共双方正式谈判，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一排长桌放在大厅中间，两边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边后侧各有3张小条桌，是双方记录和列席人员的座位。
本来参加会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看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感到谈判严峻。如果从南京政府要求“划江而治”及“平等的和平”的条件看，相距十万八千里。对国民党反对派来说，这是“招降书”，也是“判决书”。国民党和谈代表感到事已如此，并且已到了北平，只好硬着头皮谈判。逐条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
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张治中分别发了言。各自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意见。
第二次会议，仍在勤政殿举行，这次会议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再三说明《国内和平协定》已吸收了各位大部分意见，是不可变动的定稿。4月20日前，如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马上渡江。张治中作了较长的发言，其中说到：“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代表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这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张治中说到：“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孙中山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24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不知从哪里说起地惭愧与羞辱！我们令天有这个情绪。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总之，从人类的思想潮流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的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汇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来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他从不在别人发言讲不清问题而不耐烦，也不会对别人无知的、琐屑的问题不予理睬，更不会因为别人有不同的意见而恼火。他是“大肚能容”，“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伟大人物。他的面容，表情丰富，生动和蔼。他意志坚强，博学多识，风度文雅，彬彬有礼，使人一见如故。张治中是他的老朋友，每次和他会见，不管日理万机，工作到深夜，他都要到门口：迎接，握手时两眼注意着对方，态度谦逊、诚恳。会见完毕，总是把客人送到大门外，直到汽车开走才回屋。今天，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发言，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直望着张治中先生。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说周：“他身上焕发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长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他的谈话。这是使人一见之下顿感亲切的罕有天赋。”
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他对张治中先生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是熟知的，是非常尊敬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也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
对于张治中的感想，有一个驳难，周恩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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