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神父真的试了。一个学生朝他挥舞巴掌，他闭上眼睛一声不吭。他的左脸挨了一巴掌，他的右脸没有凑上去可也没躲开，于是他的右脸便也挨了一巴掌。我们傻傻地看着。我们看见了那血，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血，慢慢从马神父的嘴角流下来。这个伟大的主派来的马神父，法力无边的马神父，竟然流着和我们这些凡人一模一样的血，竟然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打出了血，真让我们不可思议。接着他就被轰到了一边，那几个学生开始演说。他们挥舞着红色的小旗子，他们说马神父是被一个叫帝国主义的人派来的间谍，他宣讲的那一套都是骗人的鬼话，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一听“鸦片”这两个字大家都兴奋起来，纷纷互相问：谁，谁有鸦片？便嗡嗡传开了，说马神父有鸦片。又说怪不得马神父这么有办法，原来人家手里有鸦片。又说马神父的鸦片肯定不少，否则他拿什么来分发那么多的“血肉”？马神父不仅有鸦片而且有很多鸦片。不仅有很多鸦片而且藏了起来。想到这里大家心里便有点闷闷地，闷闷地而且痒痒地。不知谁喊了一声：抢鸦片呀！
人群闹成一团，乱蓬蓬脑袋们昂起来一浪一浪朝台子拥去，仿佛那些鸦片已经悬挂在那里了。木头台子吱吱呀呀响起来，急得那几个学生大喊：肃静！肃静！
几个身手矫健一些的已经爬上了台子去揪马神父，另一些黑压压地正源源不断地爬上来，一个试图去阻挡人群的学生被揪下台去，其余的见状只得夺路而逃。而马神父，已经被逼到一个角落里，在无数只伸过来的手面前挣扎着。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鸦片！鸦片！
我没有鸦片。
我们要鸦片！鸦片！
我向主起誓我没有鸦片。
我们要鸦片！鸦片！
马神父笑了起来。他说：那好，我给你们鸦片。我这就给你们鸦片。你们朝后退一下，我给你们鸦片好不好？
人群让出了一个缝，马神父从地上爬起来。他的长衫被撕成一条一条，他的嘴角流着血。他巍颤颤地在胸口划了个十字，他那鹤一样的长腿颤抖着。当这两条长腿挪动时后面长长一串人都跟着他。假如你是一只此刻正在天上飞的小鸟，你就会看到地上有一条巨大的长着许多腿的蜈蚣。这蜈蚣正向台子后面那个小柳条筐爬去。停住了。蜈蚣的两个须伸了出去。一双手打开了那筐子。什么东西耀眼地一晃，什么东西被抓起来，抓起来又抛了出去。人群一下子哑了，接着便炸开了：那漫天挥撒着的，那哗啦啦叮当当从天而降的，那从云里雾里翻腾着旋转着慢慢落下来的，是一枚枚光闪闪的银元！
无数颗脑袋仰起来，无数颗脑袋低下去。它们仰起来是用眼睛追寻那飞在天上的银元，它们低下去是用手抓捕那滚在地上的银元。无数只手在地上爬着，无数只手在地上抓着。无数只手在争抢着。当它们在抓着抢着撕打着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台上。没有人看到那个衣衫褴褛的蓝眼睛神父正用倒空了的柳条筐护着头顶，慢慢走出人群。
山坡上很宁静。回头，小镇的喧嚣已经远去。我就是在这个山坡追上马神父的。我说：马神父你是个骗子。
我说他们要的是鸦片，可是你给的是银元。
我说你为了逃跑，就拿银元去骗人。
马神父回过头看看我，龇着牙笑了。那牙上流着血，这使他看来就像一匹刚刚从陷阱里逃出来的老狼。
我问马神父：你是不是用法术将那箱鸦片变成银元了？我看见你在胸前划十字来着。
马神父笑了，他说我那不是法术，我是在向主祈祷。
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小孩就哄我，我的眼睛毒着呢。你听没听说过，两个要饭，顶个侦探？谁都知道你那是一种叫做祈祷的法术。你祈祷什么？
祈祷主宽恕他们。祈祷主拯救他们。
我笑了起来，我说马神父你真是个傻子，应该救的是你呀，你看你，差点儿就被他们撕成杨大刀案条上的五花肉了。
他说我为主而牺牲，主会接我上天堂的。
我说那你干吗还要逃跑？为什么不直接牺牲了去你的天堂？
他的脸红了起来，很尴尬的样子，喃喃说：主的嘱托我还没完成。
我逗他说是不是为了两瓣？是不是为了给她肚里那个东西当一回爹？
他的嘴唇颤抖起来，很痛心地看着我，在胸前划着十字说：主啊，饶恕这孩子吧。他不知自己在亵渎您。
可是他瞒不了我。这洋鬼子他瞒不了我。我看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说到那婊子的名字时，他那双马眼睛亮了一下。
4
你问我三叔见没见到那个黑衣人？我觉得他可能是没见过。我三叔那个人很本分，难得出门的。那个年轻人在我三叔家里押了几天？就一个晚上。满打满半天加一个晚上。这中间有没有别的人到村子里来过？没有。对了，听我三婶说，村里来了一个货郎，是个卖针线的，一个胡子拉碴的汉子。我三婶记得这些，是因为她想要买两尺布给肚子里的孩子做衣服，我三叔那会儿正为厨房里的年轻人心烦呢，就呛了她两句，把她气哭了。这她记得清楚。后来孩子腊月出生的时候缺一条小袄，她就拿这事唠叨，说那次买了布就好了。现在想来，这货郎可能就是那黑衣人。黑衣就是一种深色土布衣服吧。那会儿这一带的男人都兴穿这衣服。
5
那个穿黑衣的大胡子男人在茶馆里坐了好久，我才看见一个高个子白脸男人走了进来。这人样子很文雅，像是读过书，但来头一定不小，因为他后头还跟着两个带枪的随从。茶馆的掌柜一见他就赶忙迎上去，把他领到黑衣人跟前。之后他们便进了里屋的小间，之后他们便谈了好久。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只有那两个随从在门口守候着。有一次我想到跟前去，那两个随从立即准备拔枪，一副横眉立目的架势，掌柜的赶紧跑过来轰我：小要饭的，去！去！
我来到外面，外面的月亮很好。我在青石台阶下坐着，心里一点儿也不急不恼，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掌柜的就会来找我，让我帮他跑腿找什么人了，完了还会赏我一碗饭吃。这种事我经得多了。在我们这个镇上，如果有谁肚里揣的秘密多，那第一是掌柜，第二就是我这小要饭的。我们掌柜的在这镇上是一方人物。所有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张罗，邻里之间或两个家族之间有什么纠纷也都请他调停，就连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族长也敬他几分，说他见多识广而且办事公道，多难的事情让他一点拨都能分出个头头脑脑来。而且掌柜的还是个茶壶嘴，所有的茶（碴）儿到他这里都是只进不出，这就让男人们很放心他。所以，这个小茶馆是男人们爱来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都在他这里聚首，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掌柜的都是最先知道，我么，半个跑腿的，知道的也就比掌柜的少那么一点点。不然怎么说：两个要饭，顶个侦探呢？掌柜的就说我机灵，他说可惜我命苦没了爹娘，若是读书，说不定能当状元呢。
这天晚上我坐在台阶上，想的是马神父和两瓣的事情。两瓣是我们镇上的一个神秘娘儿们，几年前带着一个小孩来到这里，住在山坡上的茅草屋里。谁也不知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她也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因为她是个哑巴。要了解一个哑巴的秘密是有点儿困难的。所以有好久我们都不知她叫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卖肉的光棍杨大刀一大早打着哈欠从那破茅屋里出来，边走还边系着那混了说不清是猪血还是羊血的油腻腻的裤子。这事儿立刻在镇上传了开去，到了傍晚茶馆里的那些男人们就问起了杨大刀：你在人家家里住也住了，连人家叫什么还不知道？
谁说不知道？杨大刀哈哈一笑，该知道的我哪样不知道？
那你说，她叫什么名字？
杨大刀挠挠头，想了想，慢慢吐出两个字：两瓣。
两瓣？
众人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我不知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高兴得脸都肿了起来。红一块白一块湿漉漉的像水里泡涨了的猪后臀。但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女人红红的嘴唇，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就大声说：这名字很好。
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他们说啊啊这小要饭的说这名字起得好。杨大刀用他生着黑毛的大巴掌猛地一拍我的脊背，拍得我差点儿一跟头栽出去，他龇着牙挤出一堆笑脸凑近我问：为什么，小子？
他满嘴的酒气能把方圆几百里的狗熏得晕过去。我别过脸，喃喃说：嘴唇。
什么嘴唇？
她的嘴是红的。我说。
这时候他们愣了一下，你看我我看你。这个要饭的还是个风流种子，他们说。掌柜的摇摇头看着我，喝道：还不快滚！
第二天我就到那茅屋去了。我从没给任何人说我常去那茅屋，这是我的秘密。在小茅屋后面有棵老榆树，我就常常爬到那上面。
我告诉你，这镇上就属我会爬树。要是我偷了东西，要是他们追我，要是附近正巧有棵树，哈，那我告诉你，他们就只有围着树转着圈儿喷唾沫的份儿啦。再厉害的汉子，只要到了树下，在我眼里，就只剩下一张气得发白的脸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头发或者光秃秃的头皮啦。这些发白的脸儿和头发在树下转呀转，装满黄牙的大嘴一张一合，红舌头一伸一缩，就像是一个个被线牵着打转儿的木偶，喷着唾沫的骂人话就从那嘴里冒上来。我觉得木偶不好看，就抬头看天上，看鸟。我喜欢和鸟在一起，我偷吃鸟蛋可是从来不把它们全吃完，我也从不毁掉鸟窝。我还喜欢看星星，到了晚上，它们像鸟儿一样落在树上，这片树叶里藏一颗那片树叶里藏一颗，你一不小心，偏一偏头，它们就偷偷换了地方，滑到一边去了。星星和鸟儿是我喜欢的两样东西，你要喜欢这两样东西你就最好上树，因为在树上离它们最近。当然，这是两瓣到那个小茅屋以前的事情。
后来，我上树就不光是为了星星和鸟儿了。后来我上树，还为了两瓣。两瓣的小屋后面有一棵老榆树，我觉得这树就是为我准备的。在这棵老榆树上我就不是往天上看而是往地下看了。我在看那个小茅屋。我知道，到了晚上，当里面亮起一盏忽悠悠的小油灯，这茅屋就变成一盏用茅草和树枝围起来的小灯笼啦。这小灯笼里演的戏虽说有些看不懂但也十分好看。我告诉你，对这个叫两瓣的女人，我可比掌柜的知道得多。我知道她喜欢用凤仙花把指甲和两腮涂得猩红猩红的还喜欢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胸前晃着两只沉甸甸的大菠萝；我还知道，当那些男人气喘吁吁地趴在她身上忙碌时，她大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咂自己的手指头，白白的脚丫子在男人的脊背上荡来晃去；从我这个角度看，就像是那些男人扛着两只脚丫在卖力地爬山。我还知道杨大刀其实并不是第一个走进那破茅屋的男人，在此之前还有人进去过，可惜那天没有点灯，我没看清那人的脸。不过确实在杨大刀之后，在他大模大样地给这女人起了名字之后，夜里到这小屋的人就多了。开始是偷偷摸摸的，一个碰上另一个还要躲一躲，后来就变得很公开了，有时他们在山坡上碰见了，还要聊着天一起走，像两个一起去赶集的哥俩儿。到了门口一个进去了，另一个就会在门外抽烟，告诉后来的：里面还没完呢。于是将带来的东西，一两只白薯或一碗糙米什么的放在门口，一起逗那个放在门口的婴儿车中的孩子，就好像那是他们共同的孩子。
关于这个孩子，我还要多说两句。我相信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他有一颗覆满稀稀落落黄毛的大头，胳膊腿儿却像两岁的小儿而且总是坐在那架破旧不堪的木头童车中。那童车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放在门外，木质斑剥青苔密布，而那个孩子，刮风的时候耳朵里装满了沙子下雪的时候耳朵里又装满了雪，等太阳出来他一眨巴眼睛水珠儿就顺着眼皮流下来啦。有一次杨大刀从他的耳朵里扯出一根萝萝草来，稀稀拉拉竟然挂着几颗红色的果子，杨大刀正在发愣呢，他一把抓过来就吧嗒吧嗒吃进了嘴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脸，那鲜嫩得像个牙牙学语的幼儿的脸，有时竟会长出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皱纹来，目光又阴又冷，绝对是老人的眼睛。他的身分有些复杂，有人说他是这个叫两瓣的女人的孩子，因为他们看见过她撩起破衣服给他喂奶；而另一些人则发誓说他是她的兄弟甚至丈夫也说不定，因为他们看见他用含糊不清没人能懂的语言咿咿呀呀地骂她，而她则惊恐不安像个有过失的孩子那样哭着。只有我知道他们说得都有道理。我告诉你，我很害怕这个孩子。我试着去偷放在门口的那些东西，那些男人们拿来的东西，什么两个地瓜一只烤猪脚啦，可没有一次得手过。那个小孩子，他的眼睛毒着呢，他那白多黑少的眼睛似乎能看出你想的是什么，当你一靠近，还没等你伸手呢，他便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地尖叫起来，太阳穴的青筋鼓得像个眼镜蛇，啪哒啪哒地拍着童车蹦跳不已好像上紧了发条的陀螺或在弹膛里呼啸的子弹，立马要蹦出来咬你一口——每当这时，我是说，每当这时，我只好撒腿就逃。
那条通向小镇的小路，就这样踏了出来。它在一片白色的狗尾巴草、绿色的冰草、紫色的酸枣棵和红色的蒺藜中间延伸出去，弯弯曲曲，越来越宽，就像一条渐渐长胖的蛇。这条蛇从山坡上的小茅屋爬出来，爬过那些形形色色的草棵呀乱石呀泥坑呀，最后在靠近小镇的地方又分出几只头来，它们分别通向集市、肉铺、铁匠铺、米市和学校。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有几条蛇分别从集市、肉铺、铁匠铺和米市中爬出来，扭成一股，钻进山坡上那小茅屋里去了。
本来事情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一直这样——人们偷偷的，心照不宣的，半公开半隐蔽的，像兄弟那样轮流到这个小茅屋去。可是后来出了那档子事，后来不行了。后来，这个叫两瓣的女人怀了孕。这个怀了孕的女人像一只怀了孕的母猫那样龇牙咧嘴，不许他们接近了。她红红的嘴唇不红了，脸越来越黄肚子越来越大，头发变成了一绺绺灰蓬蓬干焦焦的马鬃，当她蹒跚地撇着腿到溪边去打水时，就像一只摇摇摆摆的难看的鸭子。百无聊赖的男人们在晚间只好又回到了茶馆，他们对这个叫两瓣的女人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很不满意，他们还埋怨那个把女人弄成这样的男人，他们猜测着谁可能是女人肚子中那个孽种的父亲。他们长久地讨论着这个问题，他们都发誓赌咒绝不可能是自己，自己一年到头偶尔到那里去一趟都是有（很光明正大的）理由的，有人甚至说自己压根儿没去过那小茅屋，甚至对有这么一座茅屋和这么一个女人的存在表示一本正经的惊讶。在排除了在场的以及镇上所有男人之后，他们想到了一个人，马神父。在他们锐利的目光下，这个皮包骨头的洋人本身就是一根孤独的，硕大的，充满饥渴的大****。而且他确实去过那小茅屋。啊啊，他们叫了起来，又憎恶又如释重负地叫了起来：原来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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