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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文集:我是太阳》 作者:邓一光

第62章 湖北(1975—1996)(2)

  关山林这样整天忙乎,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得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朱妈几天就往粮店跑,去背米。关山林有规定,凡是乡下来了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素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个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儿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两个菜吧。朱妈整天大篮小篮地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朱妈说,你哪里是在待亲戚,你这是在闹共产呢!关山林说,共产有什么不对?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朱妈你别给我耷拉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朱妈说,有这么严重吗?关山林说,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也没空过手,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吗?

  朱妈说,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见汤就糊,一口袋红苕干长了霉让我送人喂了猪,几条小鱼干连“上尉”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关山林认真地说,东西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也得恭恭敬敬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其实朱妈打心眼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朱妈就服关山林,所以朱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朱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朱妈是有意见的,朱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得住宿。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要人住在家里。关山林说,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家里宽敞得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住家里,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个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吐得到处都是。朱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放一个,都放在挺显眼的地方,但不管用。

  朱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吐痰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再吐就往痰盂里吐。可是朱妈一背过脸去,吭哧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是没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到晚上睡觉时,新崭崭的被絮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想让人洗吧,人家脸红得不好意思,说是不脏,前几天才洗过。朱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儿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人走了,朱妈去打扫房间,看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还有股尿臊臭,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作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絮不能天天换,天天换关山林就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就是被子黑一点儿吗?不就是褥子脏一点儿吗?黑点儿脏点儿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了不成?你们那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儿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的干净了?我看未必,我看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脏!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一种强调。关山林这么一戳,就把朱妈戳得心虚了,朱妈背后找乌云诉苦,说,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了,还要挨批评。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朱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上,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就只能单方面劝朱妈,要她睁只眼闭只眼。

  朱妈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连“上尉”都不愿进去,“上尉”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乌云说,朱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试犟,我们谁都不是老关的对手,我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这个气了,我劝你也服这个气,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愿,客人房间里的事情,你就放任自流吧!朱妈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家的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她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外一个对头,朱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朱妈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乌云她也算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吧,她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她都不依,怎么碰到老关这人,她就软了虚了?她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主宰着?

  关山林父母早亡,老家已没有几个亲人,不过和关家沾亲带故的亲戚却不少,这些亲戚大多是穷亲戚。这很合情合理。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且热情洋溢地起来闹红了,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使了多大的劲儿都没能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这个朝代是他们自己嚷嚷着打下来的。在这个朝代里,上上下下都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他们只好一如既往地穷下去。但是老区人也有别的办法对付贫穷,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在外做官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老区应该算是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关山林的大多数亲戚都具有这样的素质,因为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县,他们的这种素质就有了发挥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问关山林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二爹(或二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生活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二爹(或二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关山林。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关山林对这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饱满的热情,在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直系亲属,但他还有一份浓得割舍不下的乡情,那些乡下来信就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一头连着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乡土,一头连着他的肚脐。

  关山林一直热衷于遥控有求于他的穷亲友们摆脱穷困,走向富裕,他给他们寄钱去,同时也给他们出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主意。关山林有一个远房侄孙是个孤儿,他的爷爷当年和关山林一同当的兵,以后战死在川北。这个远房侄孙向关山林诉苦,说自己家无隔夜粮,身无过冬衣,四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一个。关山林很难过,他给侄孙寄了一笔钱,让侄孙喂鸭子。老家湖汊纵横,鱼虾密布,喂鸭子只需花费一些力气,用不着更多的投资,关山林详细地算了一笔帐,按照他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再加上鸭生蛋蛋孵鸭的理论,是可以使侄孙过上宽裕的日子,并把一个健康的农家女娶回家里来。但没过多久侄孙又写信来讨救济。侄孙在信上说:遵照二爷的指示喂了鸭子,鸭子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集体在湖里嬉水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但是鸭子全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改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他难道不是红军的后代吗?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可能去别人家的塘里戏水,所以绝对不会被药死。关山林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关山林尤其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他又给侄孙寄去一笔钱,同时还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在信中他叮嘱侄孙多多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关山林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但这不是关山林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在那之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除了鼓励和教育之外,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疫,打算改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了一大批发了霉的货,全亏了进去,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垸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垸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败衰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浑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关山林回到垸子里的当天就召集队里的干部和大娃社员们开了一个会。会是在晚上开的,这样就显得有些神秘。村里的干部们早早就来了,他们一个个袖着手勾着腰走进屋里,恭恭敬敬地管关山林叫爹或舅或爷,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上,会由关山林亲自主持。关山林对垸子的衰败和贫穷十分痛心,他痛心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叱骂着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侄孙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关山林血压升高,心跳加剧,面色赤红,嘴唇哆嗦,有一个时候他差点儿一头倒了下去。而那些远亲近邻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关山林带去的红牡丹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关山林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关山林为什么要骂,因为有了这么高级的香烟,他们甚至是很喜欢听关山林训话的。

  只有一个人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吸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他吸自己的烟叶子。这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关斗。关斗三十来岁,共产党员,当过兵,是关山林的一个远房外甥。关斗低着头吸他的烟叶子,吸得一头云雾。等关山林训话训够了,关斗就磕了磕烟袋开了口。关斗说,二舅,您老也教导了,也骂了,您老教导得也对,骂得也对,但是共产党讲的是唯物,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乡亲们吃了苦,我们也是有唯物的。关山林转过身来看关斗,关山林说,你说有什么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讲出来,你若讲出一个唯物来,我就不骂了;你若讲不出个唯物来,我还骂,我不但骂,我还打你的屁股!关斗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决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若不倒出来,受委屈是小事,让二舅认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不是同心同德的优秀分子,那也是给党抹了黑。关斗说,二舅,不是我们不下力气,不是我们不给你们这些老辈儿长脸,不是我们不想让乡亲们过上富裕日子,我们也是拼足了力气,我们恨不得都把自己当做牛,我们有时候都想哭,都想打个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不见人。但光有这份心有什么用?光有这份羞耻有什么用?它能挡着什么?二舅你老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难,我们难,我们田少地瘦,我们劳动力都被征去围堰去了,我们旱了涝了弄不到机器抽水,我们地里的苗黄了弄不到钱买化肥,大人娃娃肚里没粮食,尿出的尿都没臊味,没肥劲,只能看着苗儿一日一日地黄下去,黄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们就去找管理区,求管理区拨一点儿化肥给我们。可管理区说化肥要指标,没有我们大队的指标。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在那里下跪了,我们想跪也得为乡亲们跪回两斤化肥来。可没有,我们没有跪回来,别说两斤,连二两都没有跪回来,我们是白跪了,我们那天很晚才回来,我们在垸子外面转悠,直转悠到天黑,我们是没脸见乡亲们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们能怎么样?您让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当的是乡亲们的干部,我们稍有半点儿办法,也不能让乡亲们苦着,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细碎着卖掉!可就算这样,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来,又能卖给谁去!二舅您说我们卖给谁去?!关斗说着,六尺高的汉子竟然眼里有了泪水,在眼眶里噙着没能噙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带去的烟已经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烟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没有了烟抽的乡亲们将他紧紧地笼罩着,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那特大的头颅上开始冒出缕缕的热气来,他的印堂间开始烧出火苗来,他腰杆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端坐在烟雾之中,端坐在他的乡亲们之中,一动不动。关斗抽泣了一会儿不抽泣了,抬起头来看着他,别的人也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听,他们听见关山林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吧嘎吧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

  五十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杵的农队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大声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村人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关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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