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营房、战友，我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驻地。连长开着破吉普亲自来接我，这个是连长的习惯，他嘴上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不亲自接你们就怕你们跑错路了。”连长虽然嘴上动不动就骂我们，其实心地很好，几天没听他骂娘我们反倒不习惯。在车上的时候，我才听连长说，戴指导员调职了，上调到军区去了，现在还没有新的指导员下来。连长气呼呼地：“娘的！开会的时候个个表决心，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真让他们下来锻炼了屁都不放一个了。非要累死我们这些老黄牛才安心！”连长就这德行，天王老子都敢骂。我听着他在颠簸的山道上骂骂咧咧，没理他，随着车身的晃动眯觉。部队永远把每天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部队有部队的规矩，总是禁止这样、禁止那样，而狙击手被禁止的东西最多。别的战友可以在训练间隙偶尔抽支烟解困，而狙击手不行，因为烟会影响夜视能力。每天除了和战友训练同样的科目外，还要练习自己的专业科目——瞄枪两个小时，体会不同子弹、不同距离、不同温度、不同环境下的弹道，然后将它们记录下来。驻地旁边的大山就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经常在那里进行野外生存、隐蔽、追踪和逃脱等训练。
我们每天的事情基本就是：起床、跑步、训练、吃饭、种菜、看新闻、唱歌、数星星、睡觉。这里与世隔绝，离最近的小镇还有4个多小时的山路，连队里的车除了一辆破吉普就是两辆经常出山采购和拉军需的卡车，很多东西都是自给自足。每个月会有一天让我们出山，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不愿意出去，山路难走，坐车要4个多小时，有任务军区会派直升机来接我们。小镇逛过几次也没兴趣了，这个所谓的小镇其实就是附近山村的商品交换地，除了赶集的时候人多些，平常也是冷冷清清的，10分钟不到就可以走完整条街。镇上只有一部电话可以打出去，如果没“特殊事情”我们都不愿意出去。我们也不缺什么东西，部队什么都发：鞋子、军服、牙膏、香皂。吃的方面我们也不用发愁，这是炊事班该想破脑袋的事情。既然不用买什么东西，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半自动步枪，跟连长和指导员说一声，到山上打猎。一般来说，晚上我们都会有菜加。全连100多人，大家都非常熟悉，比亲兄弟还亲，我们已经熟悉到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谁，连头都懒得回的地步了。在部队里，最重要的是要和炊事班班长搞好关系。
我们原来经常笑炊事班的是背黑锅、戴绿帽，就差像炮兵看别人打炮了，炊事班的也不恼。每次开他们的玩笑，他们都会在饭菜里给我们加点儿菜，不是菜炒得外焦里生，就是做的猪肉猪皮上“丛林茂盛”。我们投诉到连长那里，连长这么跟我们说的：“你们这帮兔崽子，得罪司令我可以帮你们顶着，得罪了管肚皮的我可没辙！”连里曾经有个战友跟炊事班班长起口角，结果一连半个月都是青菜萝卜地招待我们，吃得我们见到食堂就吐。就这样，直到那个战友专门跑出山买了一条烟道歉，我们才过上了正常的伙食生活。我还记得炊事班班长叼着烟卷说的那句话：“小样的，治不了你们俺还叫兽医！”这句话成了经典，我们之后经常引用。我回到连队一个月后，军区派来了一个新的指导员叫胡强。新指导员刚来的时候，新官上任三把火，先是要我们整理仪容仪表，不训练的时候穿戴要整齐，见到上级要敬礼；每天早上放革命歌曲，以保持我们的旺盛斗志。然后每天晚上看完新闻就上政治课。
以前戴指导员在的时候，虽然也上政治课，但是气氛很轻松，胡指导员不同，让我们带着小马扎，正襟危坐，他在上边唾沫横飞，从上下五千年讲到未来几个世纪，从古罗马讲到唐宗宋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比爱因斯坦还聪明似的。好几次我看到马连长都直打呵欠。本来我们训练就一身泥一身汗，衣服都是皱巴巴的，而且这里又没外人，整什么仪容仪表？他的规定让我们很不适应。连长和戴指导员都没什么架子，也没那么多见了上级要敬礼这些礼节，现在好了，因为忘记敬礼，几个老兵被胡指导员罚写过几次检讨。连长跟他说了几次：“这些兵都不容易，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就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限制他们了。”但是胡指导员说：“这是要树立领导的威严，干部跟士兵称兄道弟，成何体统？”最受不了就是他在我们训练的时候瞎指挥。本来训练工作他并不精通，但他没事就跑到训练场上唠唠唠叨，什么这个动作不到位，那个动作又不符合教材规定，要不就是战术不对头，反正就是怎么样都能被他挑出毛病。老兵说：“能在战场保住命，完成任务，什么动作都是规范的。
”结果反被他训斥：“动作就是要整齐划一，要不怎么能表现出军人的统一？怎么能表现出军人的威严？你看你们的样儿，连滚带爬，怎么表现出军人的阳刚之气？……”让他来示范的时候，400米越障从来没见他及格过，跑起来才真正是连爬带滚，样子比我们还狼狈。我们都不服他。连长刚开始还耐着性子跟他理论，后来有一次，天天听革命歌曲听到耳朵都是老茧了，几个老兵就把带子给换了，他大发雷霆，把我们全部集合起来，严查是谁换的，连长开始还劝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兵们听腻了换换口味，用不着全连集合起来早饭不吃，早操不出站在这里磨洋工。”胡指导员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找出是谁干的。我们懒得理他，反正我知道也不告诉他，我有的是耐心跟你耗！他还在那里嚷嚷：“如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连长一听不耐烦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吃饭！”我们听连长的口令，把他一个人晾在那里，任由他在那里喊：“我还没说完！我还没说完……”我心想，还等你说完？等你说完都可以退伍了！这真把他气得直翻白眼。
这就是我们连队的规则：你要让人服你，就得有真的本事，光是夸夸其谈，吹毛求疵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就这样，日子到了1999年。我们这段时间除了训练、巡逻，都没有执行过任务，一些战友都说：“再不动一下，骨头都生锈了。”幸好机会说来就来了。一天晚上，军区来人了，还扛了放映机。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放电影改善生活，后来才知道，放的是有关毒品和枪支走私的影片。放完之后，军区的人就走了，而我们的日子则从此开始改变。接连几天，连长和指导员都在商量着什么，我们隐约感到跟放过的电影有关。过了两天，连长集合开会，说明了军区的决定：G地区的枪支和毒品走私已经严重危害了我们祖国的安全，给社会造成了很大毒害。我们要将打击毒品和枪支的战场控制在G地区，将源头掐死，要把战场开拓出去，在G地区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大家一听，热血沸腾，纷纷要求第一个执行任务。而我，似乎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狙击手的性格就是这样，永远以旁观者的姿态冷冷地看待任何事情。我突然发觉自己越来越像我的师父了。
后面的日子里，经常有直升机光临驻地，一批又一批的小队出去执行打击任务。我们小队还没轮上，但我不着急。虽然以前部队也出去执行过类似任务，但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我知道现在军区需要评估作战效果，前面出去的基本都是些老兵，他们不光要执行任务，还要将第一手的地形资料等带回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执行侦察任务。4月的一天，连长通知蓝狐小队作好出击准备。我们带上了武器，12个人被塞进了“河马”到军区待命。连长亲自送我们上飞机，表情凝重：“别做傻事，好好地给我回来！”我们12个人经过那么久的训练，已经配合得非常默契了。我们向连长表示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我们领到了任务简报。一共是两个目标：一是摧毁一个毒品加工厂，它坐落在一个山谷中，旁边有一条小河；二是解决掉一个贩毒头目。据说此人来头不小，曾在G地区的很多地方部队里当过兵，现在自己做老板了，拉了百十号人，几十条枪，建立了自己的地盘。他们不光贩毒，还捎带走私枪支并控制了当地一个赌场。简报不会说太多。然后是领地图、炸药，检查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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