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罪

　　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该集体自裁以谢国人，因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的经历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劳动的蚂蚁，到1960年变成了饥饿的、只剩下觅食本能的蚂蚁；1962年后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变成了互相撕咬的蚂蚁——不，这时再用这样的比喻就太糟蹋蚂蚁了。蚂蚁世界也有战争，但只限于族群之间的战争，没有哪种蚂蚁会在自己窝里撕咬的。

　　1966年6月6号，星期一，北阴市一中的高三丙班的数学课代表颜哲去教研室领作业，因为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要正式开始高考复习了。可是他没有领到作业，教研室刚刚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命，为期两个星期。那天，作为高一学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领作业，听见颜哲哥哥大惑不解地说：“要革命两个星期？可是一个月后就要高考了！”

　　那时，没有人料到这个啥子“文化大革命”会从两星期延长到两个月，然后是两年，然后是十年——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耽误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颜哲一块儿从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着问他：文化大革命是干啥的？是不是不让看旧戏了？这下子你爸妈可惨啦，再也看不成“定军山”、“祭风台”啦！正说话间，却碰到来上班的颜伯伯，他的消息比较闭塞，是从我们嘴里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目光“唰拉”一下变暗了，那是对于未来噩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烙后，在大脑反应之前就会下意识地缩手。他听后没说什么，只是勉强地笑了笑，在和我们分手后，隐约听见他低声叹息道：“又要运动了。”

　　学生们的参与起先有点儿被动，但很快就被点燃了激情，成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卧龙岗拉倒《千古人龙》的石牌坊，砸碎全国仅存两套的十八罗汉琉璃像，爬到王府山的假山亭子上把风铃砸掉；到地主资本家的家里抄家……高三学生们开始还惦记着高考，把数理化和外语课本偷偷揣到怀里，在听报告时抽空看两眼，但很快他们就把书本彻底扔脑后了。在北阴一中里，批斗的矛头不约而同地对准了颜夫之老师，其后便到他妻子袁晨露，虽然我为他们担心和惋惜，但出现这种局面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是那么超群出众，那样清高脱俗。他们明显是属于“士”的阶层，属于“阳春白雪”的概念，与北阴这个闭塞落后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协调。一句话，如果要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来做革命靶标，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颜家被抄了，当时的运动主旨是“破四旧”，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上。颜家的四旧自然不少，有旗袍、高跟鞋、戴博士帽的毕业照片等，最轰动的是抄出了袁阿姨年轻时在英国海滩上的泳装照，以那时的眼光来看她的衣着相当暴露，衬着碧蓝的天空，洁白的沙滩，她修长白润的年轻胴体确实美极了！红卫兵抖动着照片，斥骂颜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粗俗一点儿的就骂她是不要脸、破鞋。颜伯伯和袁阿姨苦笑着偎依在墙角，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屋里肆虐，邻居们围在土院墙的豁口处窃窃私语。我和学胥哥没有参加这次抄家，就站在墙外看着。学胥哥说：“看来从颜家还真抄出不少东西呢！”我不服气地说：“谁家没有四旧？我家有菩萨像，你家还有穿旗袍的照片呢！”庄学胥的脸色唰地白了，过了很久才小声说：“秋云你可别对外乱说去。”

　　我说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然后学校出现了针对颜夫之的大字报。最初是学生们没有章法的撕咬，几天后，一份“帅报”出来了，贴在鲁迅图书馆的山墙上，满满一墙。图书馆是当年一中最大的建筑，“鲁迅图书馆”的牌子还是老校长请郭沫若先生书写的。“帅报”是文革时的习惯叫法，指那些有分量的、代表了工作组批斗方向的大字报。它用颜色鲜亮的青色墨抄写，与一般大字报的黑色字迹相比，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从字体上看，这份帅报是校图书馆的王老师抄写的，他是本市有名的书法家，过去有点儿怪脾气，能求得他的墨宝可不是一件易事。不过今非昔比了，在革命的风头上，读书人的臭脾气不再有容身之地。工作组一声令下，王老先生只有乖乖从命，用他最擅长的魏体，把上万字的帅报，批判他好友颜夫之的帅报，工工整整地抄出来。

　　我和其他学生一起看这张帅报，大伙儿窃窃私语，挤挤撞撞的，空气中也浮动着一种亢奋，浮动着撕咬猎物的欲望。我想非洲鬣狗群发现腐肉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亢奋的人群中唯有我心中止不住的发冷。帅报直接点了颜夫之的名字，而且其内容不像早先的大字报那样零碎空洞、模糊不实，可以说，这份帅报上所揭发的颜夫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无虚的，我都亲耳听过。它们都是颜伯伯——不，颜夫之——关于蚂蚁的一些闲聊，像蚂蚁是利他主义的典范啦，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先进、更高尚啦，行军蚁的自我牺牲精神啦，蜜桶蚁的一生只是一件器皿啦等。这些比较玄虚比较哲理的话，用“阶级斗争这把照妖镜一照”，就现出了原形，暴露了其骨髓深处的阴险恶毒。

　　帅报上反复使用两句最有分量的话：

　　用心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后，这两句话成了所有革命大字报上的经典用语。

　　帅报署名是“横扫群魔”战斗队，但我非常清楚它的执笔者是庄学胥，因为我和他是最常去颜家的，颜伯伯的这些话常常是以我俩再加颜哲为听众。现在，即使是以一个15岁少女的懵懂，我也立即预料到了颜伯伯——不，颜夫之的下场。他完了，有了这么多翔实丰富的材料，他肯定被归入敌人阵营，万劫不复了。其后我知道，就在昨天夜里，在“群众揪出”他之前，颜夫之就已经被秘密抓起来，关押在学校特设的牛鬼蛇神的“牛棚”中。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逮捕和监禁，学校工作组就能做主，不用麻烦公检法的。颜妻也被隔离，但工作组很讲政策，对他们夫妻还讲区别对待。袁晨露只算监视居住，是怕她自杀和串供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挤出看帅报的人群，在人群后边看见了颜哲哥哥——不，颜哲，他正在目睹一场灾难降临在他父母和他本人头上，我能想象得到他内心里天塌地裂的感觉，但至少说他外表上撑住了，他高傲地仰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后来，当这一段噩梦成为过去时，我才听他披露了真正的内心世界。他说：其实他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坚强。我所看到的高傲是假的，实际上是病态的自尊，是用病态自尊编织成的保护自己的脆弱外壳。

　　我没法同他打招呼，在心中叹息一声，低头挤出人群，心想我该和他家拉远距离了。一个上午我心事重重，知道我和颜哲相好的同学们都目光复杂地看我。在那之前，我俩的恋爱已经明朗化了，现在我认真考虑是否该结束了，并不是个人利益方面的算计，那时我还小，没有这样复杂的心机，我的考虑完全是基于阶级觉悟。我喜欢颜哲，但他——有一个“阴险恶毒”的反动爸爸！而我呢，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咋能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呢？

　　中午回家后，我说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我还说：庄学胥写的这份帅报和别的大字报不同，上面的揭发都是真实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细究起来，颜夫之说过的那些话，可能确实有暗藏的动机……

　　没想到我爹却怒冲冲地打断我：“放屁，颜老师讲点虫虫蚁蚁的知识，有啥罪过？颜老师和咱们邻居八年，他们是啥人你能不清楚？一百二十成的好人！小云，咱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眼，也不能信上边的话。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些年来上边的人八成中了邪，说话办事疯疯癫癫的……”

　　我妈及时制止了她男人的“恶攻言论”，转头对我说：“小云，不管别人咋干，咱家决不干亏良心的事，以后对小哲该是咋样还是咋样。说句不该说的话，小哲那是个好孩子，更是个贵人胚子，他要是能成为咱家女婿，那才是郭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啊！”

　　我爹妈的这番话着实的把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我顿时感到无比轻松，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啊，它只是被外边的社会强奸了。那会儿我真庆幸自己有这样好的爹妈，虽然他们没有文化，而且政治嗅觉也不敏锐，但他们只用“老百姓的眼光”，对世间的是是非非起码有着自己独特的正常判断。由于我爹妈的及时劝导，我从短暂的彷徨中走了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反复过。不过我妈最后的那句话很让我害羞，我佯嗔道：“看您说的啥话！啥女婿啦贵人啦，多不害臊。”我机灵地把枪口转移到老爹身上，揶揄他：“爹，至少颜伯伯有一样罪行是确实的——他侮辱工人阶级，把一盒香烟洒到地上让你捡呢！”

　　我爹的脸立即红了，说：“你个小妮子，哪壶不开你拎哪壶。其实，那件事说到根儿上怨我，太贱气，为了过一口烟瘾，趴到地上捡烟头。这事要是倒过来，是你颜伯伯缺烟吸，他再馋，会不会像我那样捡烟头？会不会？”爹自问自答：“不会，绝对不会，这些读书人，宁可死也不会掉份子。”

　　我仔细想想，我爹说的在理。颜伯伯、袁阿姨和颜哲那样的人，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尊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被伤害。别看我爹是个粗人，在很多事上其实目光如炬，单拿他这番话中所包含的自省意识，我就达不到。其实我爹这个搬运工也曾牛气过，刚解放那阵，土改和镇反时他就当过乡长。那时的乡长可不得了，有权批准枪毙人的。他们乡的通讯员往县里押解犯人，一人押解十几个，路上嫌人多，走得慢，就拿枪突突几个后再接着走。不知道我爹是不是用过那个枪毙人的权力，反正他后来辞了乡长，离开家乡来到北阴市当搬运工，而且从不和儿女们谈起那时的事。

　　只是——爹的料事未免太准了啊，他不该提到“死”字的，结果竟然一语成谶。

　　下午，庄学胥来喊我一块儿去上学。过去我们三个虽然不同级，但上学时常常搭伴儿去。只是从运动开始，庄学胥就不和颜哲搭伴儿了，今后更不会了。我一般和颜哲搭伴儿，所以庄学胥连带着对我也疏远了，今天是许多天来以他第一次约我。

　　庄学胥在大门口喊：“秋云，该上学了！工作组布置，今天全校讨论帅报！”

　　他的喊声中分明透着得意，透着居高临下的显摆。在三人的交往中，我早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当我明确地选择颜哲做男友后，他肯定心中挺憋屈的，这回可以报一箭之仇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就看见我爹已经光着脊梁从堂屋“腾”地窜了出来，指着我住的西屋破口大骂——当然只是指桑骂槐。

　　他说：“小云你给我记着，是个人就只能当人，不能当狗！见人落难时只能拉一把，不能咬一口！你要是在学校干了啥亏良心的事，别说我不认你这个闺女！”

　　我从窗户向外看，门口的庄学胥完全被骂呆了。我想这会儿他脸上肯定是青一块儿红一块儿的吧！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分明是咽不下这口气想要回嘴，但最终没敢做，悻悻而去。我爹家是三代贫农，又是个粗人，心直口快，啥话都敢往外撂。他和我爹作对，落不到啥好儿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庄学胥并不是自诩的“红五类”，他妈是一个国发党少校的妾室，丈夫逃到台湾了，他妈不得已带着两岁的儿子下嫁给贫民庄家，俗称“带犊儿”。这些底细老街坊们都清楚，后来连上边的人也知道了。所以，等“黑五类”子弟被撵下乡时，在学校红极一时的他也未能逃脱此劫。此时，我猜想那天，庄学胥不敢和我爹吵架，是不是怕我爹掀出他的老底儿？

　　对自家的这些底细，过去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估计知道的成分大些。因为那次抄颜哲家时，我一提到他家的旗袍他就脸色惨白。而且，至少在他被撵下乡后，肯定会全都知道了。但他下乡后仍有意无意的以“红五类”自居，言谈中常常涉及某某人（如颜哲）的“反动阶级本性”。听着这些话，我除了作呕，也有些怜悯感。文革中大多数人都得了集体癔病，所幸很快就自愈了，唯独庄学胥病症太重，今生今世也难以除根。

　　我瞅着庄学胥走远后才出门，去喊颜哲，但他家中没人，等着到了学校，我立即去高三丙班找颜哲。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呆坐着，面前摊着一本“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本毛选和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他看着资本论，不时地翻翻大辞典。颜哲从小跟他父母学英文，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不过，到了北阴一中后就改学俄文了，英文多少生疏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人”，原本和谐相处的同学们，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文革前，尽管颜哲的父亲是“右派对象”，在那个年代，这个帽子足以压垮一个青年的自信，但颜哲学习极为出色，仍在班里赢得了足够的尊重。虽然那时也常批判“白专尖子”，不过学生们在心底里还是看重学业成绩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真正成了被扔在一边的臭狗屎，没有一个学生组织要他参加，甚至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交往，我记得王全忠就是那时敢于同他保持交往的少数人之一，这对于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来说，比死都难受。

　　所以，当学生们处于群体性歇斯底里时，只有他一个人呆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安静地学习文件，一遍一遍地学习。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把马克思的英文原著也列为学习内容，这其实是一种隐晦的反抗。因为当时社会上尊奉的“思想”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他端坐在那里有如石像，虽然脸上很平静，但那只是一个面具，有抑止不住的郁愤之气从内心升腾至眉间。我站在窗外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怜悯。这些天对“牛鬼蛇神”们的批斗已经升级，从精神上的折磨发展到肉体上的折磨，而颜伯伯则是首批的批斗对象。颜哲即使躲在这里，也能听到批斗场上的惨叫声。可惜他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能躲开，这对他该是怎样残酷的内心折磨啊！想来我很惭愧，他处于这样的艰难处境，我却想疏远他，我只是在听了爹妈的那些话之后，才回归旧的感情河道。

　　我悄悄叹息着，走进去喊了一声“颜哲哥”。我喊他时，他的背影分明抖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这样温馨的称呼对他已经是意料之外了。不过等他回过头，面容已经显得很平静。我没有提他的父母，也没有尝试去安慰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只是尽可能平和地说：“颜哲哥，我爹妈叫我告诉你，以后到我家吃饭吧！”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我，眼中慢慢泛出水光，弄得我心中酸酸的想哭。不过他的眼眶很硬的，到底没让泪水流下来。他只是尽量平淡地说：“替我谢谢郭叔郭婶。不过用不着，我会做饭，能自己照顾自己。”他补了一句：“也谢谢你，秋云。”然后又埋头于书本。

　　晚上照例要批斗，黑帮们已经增加到五人了，他们并排立在操场的中央，每人都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帮牌，头上悬挂着几个200瓦的大灯泡。正是热天，灯泡又故意悬得很低，把他们的头发都烤焦了，尤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被灯光招来，轮番向那五个脑袋轰炸，像受刑一样难忍，但他们都不敢用手驱赶。

　　这会儿该轮到颜夫之挨批了，他走到前边，被勒令爬到一条长板凳上，没想到长板凳却被人故意去掉了一只腿，等他艰难地在三条腿板凳上立稳时，又有人立即对板凳踹了一脚。颜夫之扑通摔下来，面朝下，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在哄笑和怒骂声中，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是血，大概把门牙摔掉了，血污把他变得很狞恶、很丑陋，一点儿也不是我六岁时见到的“天上谪仙人”的风貌了。颜夫之抬头时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我无法形容他的眼神，但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一直到多少年后，当我在电视《动物世界》栏目中，看到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牛被鬣狗群包围时，我恍然悟到：颜伯伯当年就是野牛这样的眼神啊：悲凉、无奈、宿命，几乎是可笑的尽力保持尊严。

　　颜夫之又被逼着爬到凳子上，这一回算是勉强站稳了，一个叫万家声的高三学生上去发言。万家声和我同在校宣传队，比较熟。他是宣传队的主力队员，平时温文尔雅，翩翩美少年一个，一直有几个女孩在暗恋他。他笛子和二胡玩得很好，一曲“春江花月夜”吹得撩人心魄，让人感受到空灵静雅的意境。当然他今天不是来演奏的，这时的“大批判”已经“弃文从武”了，“文”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追问“你说蚂蚁有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险恶用心”，“你想用蜜桶蚁来影射什么”，而颜夫之的坦白即使再上纲上线，也不会令批斗者满足。至于“武”的批判则可花样翻新，就看你的创造力了。老人家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左派学生们早就凭本能知道，老人家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哪些话是门面话，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在万家声的发言中，向颜夫之捅了一拳。这一拳看来并不凶狠，但激起颜夫之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他转回头，悲愤地盯着万家声。万家声则迎着受害者的目光，不慌不忙地又捅了一下，再次激起一声惨叫。这次我看清了，在万家声收回拳头时，他的指缝里明晃晃地闪了一下，原来是他的指缝里夹着四只长针，针尖上还挂着鲜红的血珠！

　　“0082-1”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忍着泪，低着头，匆匆挤出人群，向老文革办公室走去。老文革的全名是北阴一高中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最初的学生组织，但它是官办的，由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地委常委、地委财贸部部长宋天明一手操办。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学校里，最恐怖最血腥的时期，其实是在工作组和老文革当政期间。后来造反派当政时的武斗虽然也血腥，但那至少是势均力敌者的战斗，不像工作组时期，纯粹是强者对没有任何回手之力的弱者的蹂躏。

　　我到了文革办公室，庄学胥正如在屋里边，坐在一张大圈椅上读报。他在写了那篇“帅报”立功后（那时上边还不知道他的真正出身），已经当上了老文革主席，很受工作组的器重。甚至在北阴日报头版上刊发了颂扬他的专栏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对一个高中学生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宠遇，也许此刻他读的就是这篇文章吧！他有了身份后，行事也有了改变，对于武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批斗会，他只进行幕后指挥，不再上第一线了。

　　我进门时没有喊学胥哥，而是喊了一声庄主席。他没想到我会来找他，稍稍一愣，脸上不自觉地绽出喜色，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男女之间的，本能的，非政治的。但这点亮色一闪即逝，看来他马上想到了我父亲对他的咒骂，也意识到了他现在的身份，他平淡地说：“秋云，找我有事吗？”

　　我叙述了刚才见到的一幕，最后说：“不管颜夫之本人有多可恨，也不能这样折磨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希望你能出面制止。”

　　我来这儿时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计他可能会敷衍、推诿，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官面话，但我没想到他的拒绝是那样干脆，那样大义凛然：“郭秋云同学！”他提高声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和颜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颜哲要好（这两个字加了重音），但你该想想，你这会儿的要求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真该警惕了，该认真想一想了！”

　　我让他的一番言语呛得哑口无言，我无奈地苦笑着退出去。

　　我没有再回到批斗现场，一直在校园僻静处转悠，心里郁闷不解——本来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为啥在他的“义正辞严”面前却处于道德上的劣势？无意识中我转到前院的树林。北阴一中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而房屋建筑的历史更早，原本是一座有名的寺庙，名字叫东大寺，校院内有很多参天古树，栖息着从远处河边飞来的白色水鸟。每当夕阳将落时，众多白色精灵啼鸣着，结队从蓝天上滑过，真如仙景一般。有时大风过后，地上会掉下来鸟蛋和雏鸟。鸟蛋当然是摔碎了，你只能对着惆怅一番，有的雏鸟倒安然无恙，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哀声鸣叫。有一回我曾求学胥哥爬上树，把雏鸟送回鸟巢，学胥哥从小是爬树好手，真难为他，这么高的槐树他真的能爬上去，并且把雏鸟送回窝，自己还险然被小鸟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他学校的学生很羡慕我们的环境，他们说黎明和黄昏时分，在绿荫之下和鸟鸣声中读书，那该是何等的福分。1958年大跃进时有人曾想砍这些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说：“这些古树是学校的魂，谁砍树先砍我的腿！”这样子总算把古树保下来了。文革后期修焦枝铁路时又看上了它们，要用来做枕木。这时老书记仍在学校，但被打倒人们后却失了锐气，不敢阻挡了，这些巨树便全遭了厄运，这是后话。

　　我在幽静的树林里独自彷徨，此刻学校里好像到处弥漫着高能电子，弥漫着狂躁亢奋，弥漫着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里也能感受到这些。我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学胥哥会变成这种人，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万家声会显示出嗜血的这一面人性，我想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吧，这种兽性和空灵静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处于一个心灵？后来，当工作组和老文革垮台后，学生中的打人凶手们因为是学生身份，并没有做任何清算，更没有人主动表示过忏悔。据我所知，唯一真心忏悔的人是万家声。他同宿舍的男生说，那段癫狂期过去后，他曾在很长时间里彻夜不眠，绕室彷徨，自言自语。

　　他对最亲近的朋友说：“我真不能理解，那时我咋会变成这样一只疯狗！只能说是疯了！”

　　万家声后来很胆怯地来找我，想通过我去约见颜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我很感动，立即向颜哲做了转达，可惜颜哲坚决不见。他听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阴沉地盯着地面。最后抬起头说：“我不见。要是我爸妈虽然受尽苦头但还活着，我想我能原谅他。现在不行，我做不到。秋云你告诉他，我不会单单记他一个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很替万家声惋惜，我觉得颜哲过于狭隘，不够宽容。毕竟那时万家声只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而且关键是他确实真心忏悔了，是我校那么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忏悔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我不敢劝解，我无法苛求一个死了双亲的受害者，父母双双离世后，颜哲几乎崩溃，一个人钻到颜家大院里，不愿再出来，也不吃不睡。那一段时间，我妈和我每天都泡在那个院子里陪他，吃饭时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总算逐渐走出了那团阴影。可以这样说，在那场不幸发生时他已经死了，半年后才死而复生。后来他也参加了学生组织，心态慢慢恢复正常，直到现在，我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父母，只要一提，他心上的伤口就会被再次撕开，所以，他不愿意去见万家声，我真的无法劝解。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万家声，颜哲最近不能见他。那一刻我看到，万家声的眸子刹那间变得黯淡了，低下头踽踽地离开，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颜哲的狭隘，后来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对他父亲所犯下的罪孽，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我在校园里转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园里的“杀气”才有所平缓，亢奋了一天的学生们显得比较疲惫，三三两两地走回宿舍。黑帮们也被押回了牛棚，继续写他们永远写不完的检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时，同学们都已入睡，这正是我的愿望，由于颜哲的关系，我和室友们之间也显得尴尬，常常是没话强找话说，所以我尽量减少与她们的碰面。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懒得脱衣，便和衣躺在了床上。

　　刚刚朦胧入睡，忽然听到急骤的钟声，高音喇叭喊着：“所有愿意革命的红卫兵，立即到大礼堂去！立即到大礼堂去！”

　　同屋的女生们都被惊醒了，连忙穿上衣服，脸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为没脱衣，第一个跑了出去，刚走到大礼堂的墙外，就听到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号。时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这样凄厉的哭号，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进去，是庄学胥在哭，手里举着一张主席的宝像，他过分悲痛，哭得直打噎，边哭边控诉。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说这张主席画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着对老人家的恶毒攻击，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字：暴君。

　　庄学胥在这方面的嗅觉确实灵敏。不久前，他在《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那本书的封面上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谈建华是当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典范，他死后其日记被广泛宣传，我们在文革前看过多少遍了，从没发现什么。但经庄学胥提醒，仔细看看，封面上谈建华画像的膝弯处确实藏着两个小字：小丑。这两个字藏得很妙，但一经提醒，人人都能认出来。

　　那时我们立即联名向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写了揭发信，不久那边回信，说这本书的美编已经被揪出来，正在批斗，他们一再感谢我们，感谢革命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为此庄学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阵，把我们的独特发现到处向人夸耀。不过，文革后期有人出来说，那位谈建华确实是个口实不一的小丑，这是后话了。

　　但在这张宝像上，庄学胥所说的那两个暗藏的字很难辨认——我是说，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辨认，但在今晚特定的气氛下，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我们都“辨认”出来了。庄学胥仍在哭诉阶级敌人对主席的迫害，哭声时断时续。现在，屋里弥漫着高浓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愤怒——不，是悲愤，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这些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愤在人群中产生反馈，自我激励，越来越强（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颜夫之曾说过的话：蚁巢里的信息素会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不少人也像庄学胥那样痛哭失声，大多数人默默垂泪，人们的眼睛都是红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红。

　　几乎所有人在这儿听完哭诉后，都红着眼，去不远的史地生（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帮们押在这儿，革命群众要找他们复仇，根本不管他们与这件事有没有牵连。我也去了，六七个牛鬼蛇神们都被按在地上，头对着头，屁股高高撅起，对着外边，排成一朵莲花，而进屋来的那些学生们都闷着头不说话，对着他们的屁股和脊背用脚踹，用棍棒打，这种无声的场面更加重了屋里的杀气。黑帮莲花阵中趴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颜哲的母亲袁晨露，她虽然早就被揪出来了，又是黑帮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于“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不到政治层面上，所以一直没怎么斗她。袁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来的她留学英伦时的泳装照片，那时我们从未见过女人的泳装照片，所以学生们，尤其是青春期萌发的男生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觉，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觉，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说出来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过，多半是由于潜意识中异姓留下的美好感觉，所以男生们一直没折磨袁晨露，可是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复仇的对象。

　　在这群被仇恨烧红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尽管我从未参加过打人，尽管我刚刚冒着政治风险去庄学胥那儿要求制止武斗，但在今晚特定的梦魇状态下，我心中也充斥着撕咬的欲望。我看见那个圆圈阵中有个黑帮不老实，两个人使劲儿往下按他的头，他仍然竭力地想昂起头来。我没有多想，照着他屁股一脚踹过去，由于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体整个向前冲，碰到了前边另一个黑帮的头。按他头的两个学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松，那人趁机昂起头——是颜夫之。他那时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岁吧，然而头发白得较早，已经黑白各半了，所以仅仅看到他的后脑勺，我就认出了他。只见他回过头来，额头上血迹淋漓，悲愤欲绝地盯着这边。他不会认出我的，血流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仅能看到一个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只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狞恶面孔。即使如此，他的注视也让我打了个寒战，让我从梦魇中彻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从这儿逃出去。

　　在那之后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思维被冻结了，于是我就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着，脑子中只翻腾着一个念头：我怎么变成了我一向厌恶的打人凶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打人凶手万家声到几个月后才清醒，我的清醒要早得多，我的梦魇状态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想着“我”的颜哲，想着他慈和可亲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着如果我爹妈知道了我今晚的疯狂，会不会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颜哲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运？他会不会铤而走险？

　　有了这个闪念后，冻结的思维立即流淌起来，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找到颜哲，尽我可能去安抚他、保护他，这样才能弥补我的罪孽。我急匆匆地到各处找他，包括他过去（文革前）早读晚诵时常去的林荫下，还有最近他常一人独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没找到。后来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房门虚掩着，我悄悄地推门进去。

　　没进门就听见如雷的鼾声，那人不是颜哲，而是工作组长宋天明。北阴地区没有大学，一高中就是这儿的最高学府，因而是全地区的运动试点。文革开始后宋组长一直“与革命小将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里，宋是南下干部，说话带山东口音，长得像一个心宽体胖的笑弥勒。他是13级高干，这对于文革前没见过大世面的高中学生们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这样的高干竟然住到中学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让学生们很感动。过去我来找颜哲时，常常看到有二三十个学生团团围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诚地仰望着他，听他讲革命经历。后来，等革命烈火烧到工作组头上时，学生们揭发说，那时宋天明每晚的宣讲中，倒有一半内容是上不得台盘的荤笑话，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其实倒不是对宋天明的幻灭，随着年纪增大，我对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男人们张口不离荤笑话，已经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虽然脏，倒也算不上十恶之罪。我的幻灭主要是针对那些虔诚仰望宋天明的学生——既然当时听的是这些肮脏东西，那你们咋能维持住脸上的虔诚表情？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太不容易了。

　　但颜哲从来不在这些虔诚的听众之中，可能并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自卑。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个圈子，强挤进去反倒让人憎厌，所以也就不去凑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着上身，摊手摊脚地睡成一个大字，鼾声带着胸腔深长的共鸣，他也许不知道校园里发生的血腥，所以能良心清白地睡觉。我在门口犹豫一会儿，不愿经过他身边，就折回头，从大宿舍的另一个门进去。颜哲果然也在熟睡，这个大宿舍中只有他们俩人在睡觉，恐怕此刻全校师生中能够安睡的也唯有他俩了。看来，在高音喇叭召唤“愿意革命的红卫兵”时，颜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没有去，因而躲过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剧。

　　我悄悄地走近他身边，伫立很久，借着路灯透进窗户的昏暗光亮端详他紧蹙的眉头，听着他细细的鼻息声，他眉宇清秀，清秀间透着勃勃英气，我常常无端地想象着，唐朝著名的儒将张巡（他的籍贯就是北阴所属的邓县）大概就是这个面容吧！我觉得他这会儿能够安睡是最好的结局了，虽然明天他仍得面对现实，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灵上的“进行时态”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脸颊挨挨他的脸颊，但我最终没有打扰他，悄悄地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时候，史地生教研室里的暴行已经结束，牛鬼们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群群地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该回屋了，就尾随着前边的人群往回走。路过女牛棚时，忽然听到屋里有人尖声喊叫。我急忙跑过去，竟然是颜哲的妈妈！我简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稳重的袁阿姨会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但不会错的，女牛棚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儿已经聚了十几个红卫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正是庄学胥。他们围在门口，表情严重地听她揭发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说，他们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约定，一旦哪个受不了批斗就决定自杀，另一个听到前者自杀的消息将追随其后。他们事先为此做了准备，都在鞋底藏了保险刀片，为了证实她的揭发属实，她真的从鞋底取出半边刀片，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黑帮们被抓起来时，工作组为防止他们自杀，已经布置学生们进行了彻底搜身，连钢笔、皮带和小手绢都收走了。对于这一点，久经运动的工作组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这对黑帮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里。

　　袁晨露近乎狂躁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会自杀，肯定会自杀，你们得赶快去制止，晚了就来不及了！”

　　得知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后，庄学胥立即带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后边，等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去，已经晚了，一个人只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男牛棚里一共关着五个人，其余四个这会儿都在地铺上躺着，竟然睡得很熟，虽然他们刚刚经过炼狱的煎熬，但肉体的疲惫战胜了精神的恐惧。颜伯伯窝在墙角，半躺着，似乎也是在睡觉。可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门口，屋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我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过去。

　　庄学胥把门口的看守踢醒，大骂一通，命令立即喊校医来。随后，校医衣冠不整，心惊胆战地跑来，伸手放在颜哲的鼻孔，试试死者的气息，翻翻眼皮，胆怯地说：“庄主席他没救了，瞳孔已经散了，身体也开始凉了。”

　　庄学胥转而大骂颜夫之，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暴怒地踢着同屋已经被惊醒的牛鬼，说你们谁还想学他？尽管去死，我撑着你们！但我看出他内心有怯意，他是以厉声咒骂来掩盖自己的胆怯。毕竟这是学校里第一个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里的群殴后自杀的。庄学胥骂了一通后匆匆离开，肯定是去找工作组组长讨主意去了。

　　庄学胥临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制汹涌而下的泪水，他狠狠瞪我一眼后走了，走了两步后又回头来命令：“郭秋云你去！看好袁晨露，别让她也自杀！”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许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个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会最尽心吧！我对这个命令没有抵触，匆匆赶到女牛棚。原来的看守是一位小个子低年级女生，已经困得支撑不住，很高兴有人来换班，哈欠连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趴在窗口向外看，心惊胆战地等着有关她丈夫的消息。这会儿她一看到我，看到我眼里躲躲闪闪的目光，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其后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抹去眼中涌出的泪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地守在门外，透过开着的门，警惕地监视着她的动静，黑帮们睡觉是不许关门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守她，几乎每次值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写检查，似乎身体与椅子已经连成一体。我发现她脸上不时地闪过痛苦的神色，有时悄悄动一下屁股，用不易觉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后来我才从其他黑帮口中了解到，他们当牛鬼期间最怕的甚至不是批斗，而是坐着写检查！长期的单一动作，使腰椎间钻心的疼痛，那种剧疼简直能令人休克。还有，腿部下垂的时间太长，都浮肿了，一按一个深坑，学校的牛棚生活连监狱里的放风都没有，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解手。所以，他们对这点时间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那片刻的享受成了当时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诱惑。后来学生们烦了批斗黑帮，把矛头转向走资派和工作组，不再逼老黑帮们写检查，而是勒令他们出去干重体力活，劳动改造。黑帮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们简直是天下大赦呀，我们各个都欢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惊人，比那些男黑帮们强多了，那么多天来，我没听她发出过一声呻吟。当她看见是我单独值班时，也没有利用过去的特殊关系求我照顾她。我当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带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没提出，我也会主动催她去，而且带她去远处的露天厕所。把她带进厕所时我低声咕哝一声：“我在外边，你去吧！”这实际上是说：我在门口把风，你尽量在里边多停一会，晒晒太阳，舒展舒展身躯。袁阿姨当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从厕所出来，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不过，我给她和颜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这次颜伯伯自杀，我总觉得原因是他看见我（儿子的恋人）踢了他，才对人性彻底失望。在我心里，自责像火一样燎烤着，像利刀一样搅动着，折磨得我几乎窒息。

　　我呻吟着，脱口喊一声：“袁阿姨……”

　　这些天来，我不像别人那样喊她“袁黑帮”，但也从没喊过“阿姨”。这次称呼显然出乎她的意外，她从床上起身，疑问地看着我。

　　仓促中我找到一句话：“袁阿姨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我爹妈叫颜哲到我家去吃饭。”

　　就像那天颜哲一样，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涌出泪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两汪闪亮的水光，她用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谢谢！”

　　然后缩回床上，很安稳地睡了。

　　后来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原想让她对颜哲放心的，然而这恰恰坚定了她赴死的决心——丈夫已经去了，她唯一挂念的是儿子；现在儿子也有人照顾，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着，左冲右突，都无法走出这座围城，而且我只能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不敢对颜哲坦露。我并不是想隐瞒自己的罪孽，而是担心性格比较褊狭的颜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原来手上也有血迹，他会不会心理崩溃？会不会彻底自暴自弃？

　　让我负罪的还有一点：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没能制止袁阿姨的自杀。其实这是过度的自责，真正要赴死的人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这样外表柔媚而内蕴刚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发丈夫”的那个非常时刻，她竟然还思虑周密，只交出半边刀片而留下半边！那时她已经为丈夫的不幸，和为自己的追随预先做了准备。那晚，我尽管受着负罪感的折磨，目不转睛地盯着袁阿姨。我敢说我没懈怠过片刻，而她缩在床上一直没动——不过割断动脉本来也不需要大的动作。

　　晨色初露时我忽然奇怪地发现，一大群红蚂蚁从袁阿姨的床下缓缓地爬出来，它们停住了，探头探脑一会儿，再缓缓地向前蠕动。开始的刹那我没明白是咋回事儿，我很奇怪蚁群为什么会在夜里出来，忽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儿，是血腥味儿，是我在颜伯伯那儿闻到的血腥味儿。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红色的蚁群，而是鲜血聚成的水汪。鲜血已经变得黏稠了，前进得很艰难，只有当后来的鲜血越聚越多时，它们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往前蠕动少许。

　　那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娇小身体内的鲜血肯定已经流尽了，眼前这一切终于超出了一个16岁姑娘的心理承受极限，我眼前一黑，身体软了，扶着门框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