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位助理说，审讯过程是电视直播的。审讯要给投票人看。助理礼貌地咳嗽。
科尔托被修复翻新，经历了反复排练，他的证词清楚翔实又感人，却大都是国会内部一个利益集团捏造出来，以挽救五角大楼某些人的。科尔托慢慢明白，科伦斯克组建了脉冲装置的报道是被人为压制的，有三个官员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而他的证词却对挽救他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在公审中的任务结束了，在华盛顿便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M街一家餐馆里，那位助理吃着芦笋薄饼，告诉他别找错说话对象，这可是极端危险的。科尔托用右手坚硬的手指捏碎了那人的喉咙。那国会助理头埋在一只芦笋薄饼里窒息而死，科尔托走出餐馆，外面是华盛顿清冷的九月。
保坂公司不断地奉上警方报告，公司侦查报告，还有旧新闻。凯斯看着科尔托在里斯本和马拉喀什做大公司员工的策反工作，彼时他似乎开始沉迷于“背叛”这个概念，憎恶他为雇主买通的那些科学家和技师。在新加坡，他喝醉后将一个俄国工程师在酒店里殴打致死，随后纵火烧掉了他的房间。
然后他出现在泰国，在一个海洛因工厂监工。后来是加利福利亚一个赌博集团的打手，再后来则在波恩的废墟中做了一个职业杀手。他在威奇托抢了一家银行。纪录越来越模糊不清，断档越来越长。
在一段仿佛经过了药物讯问的录音中，他说，有一天，一切都晦暗了。
一些法文的医疗记录翻译过来，说一个没有身份证件的人被送到巴黎一间精神病院，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症状发作后被送到土伦郊外的一家政府医院。他成为了一个项目的实验对象，该项目尝试通过网络模型治疗精神分裂症。他们随机将计算机分发给病人，鼓励病人编程，并让学生给病人提供帮助。他痊愈了，整个实验项目，只出了他这一个成功案例。
记录到此为止。
凯斯在床垫上翻了个身，莫利轻声抱怨他打扰到了她。
电话响起。他把电话拖到床上。“谁？”
“我们要去伊斯坦布尔，”阿米塔奇说，“今晚。”
“那混蛋要干吗？”莫利问。
“他说我们今晚去伊斯坦布尔。”
“真是好极了。”
阿米塔奇已经在念航班号和起飞时间。
莫利坐起来，打开灯。
“我的装备怎么办？”凯斯问，“我的操控台。”
“芬兰人会搞定的。”阿米塔奇说完挂上电话。
凯斯看着她打包。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腿上打着模子，但行动仍然同舞蹈一般，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他的包旁边。
“你疼吗？”他问。
“我该在秦氏诊所多待个晚上的。”
“你的牙医？”
“没错儿。他很细致的。那间屋子他占了一半，诊疗装备齐全。专门帮武士做修复。”她拉上包的拉链，“你去过伊斯坦布尔？”
“去过一次，两天。”
“永远是那样子，”她说，“那个老破城。”
“我们去千叶城也是这样的，”莫利望着车窗外那片工厂废墟，地平线上有红色灯塔标出核聚变反应堆的位置，让飞机绕行，“我们当时在洛杉矶。他来了，说，收拾东西，我们定了去澳门的票。我们到了澳门，我在葡京酒店赌番摊，他则跑去了中山。第二天我就在夜之城跟你捉迷藏了。”她从黑色夹克袖子里抽出一根丝巾，擦拭她的植入镜片。斯普罗尔北部的景色唤起凯斯模糊的童年记忆，龟裂的水泥高速公路上，丛丛枯草自夹缝中生出。
火车在离机场十公里远处开始减速。凯斯看着太阳从童年的景色上，从矿渣和锈迹斑斑的冶炼厂外壳上升起。
07
贝伊奥卢下着雨，租来的奔驰车疾驰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开的珠宝店，黑洞洞的窗户上小心谨慎地装着防盗栏。街上空荡荡的，人行道上仅有的几个黑衣人转过头，注视着车子飞驰而去。
“这是当初繁荣的奥特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奔驰车念道。
“它衰落了。”凯斯说。
“希尔顿酒店在共和街。”莫利说着，靠在灰色仿麂皮车座上。
“阿米塔奇为什么单独飞？”凯斯问。他有点头痛。
“因为他被你烦死了。反正我是被你烦死了。”
他想要告诉她科尔托的故事，但还是决定算了。在飞机上他用了催眠贴才睡着。
从机场进城的路笔直得如同一道刀口，将城市一分为二。他看着花花绿绿的木板楼外墙从车窗外掠过，还有公寓，生态建筑，阴沉沉的福利住宅，更多的胶合板和铁瓦楞板墙
芬兰人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闷闷不乐地等他们。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新宿西装，是上班族常见的黑色，坐在红褐色的扶椅里，陷在一片汪洋大海的淡蓝色地毯之中。
“天哪，”莫利说，“阿猫阿狗都穿上了西装。”
他们穿过大堂。
“芬兰人，付你多少钱你会来这里？”她把包放在扶椅旁边的地上。“让你穿这身西装得出更多哈？”
芬兰人抿起嘴。“还不够多，甜肉。”他递给她一把磁性钥匙，上面挂着一个黄色的圆形标记。“你们已经登记入住了。在老板楼上。”他环顾四周，“这城市真烂。”
“被人从穹顶建筑里拉出来，难免有广场恐惧症。你假装这里是布鲁克林之类的地方就好了。”她用一根手指转动钥匙。“你是来帮我们打杂的？”
“我来检查下某个家伙的植入体。”芬兰人说。
“我的操控台呢？”凯斯问。
芬兰人皱皱眉。“有点规矩。问老板。”
莫利的手指在衣服阴影中晃动，一闪而过。芬兰人看着她的手，然后点点头。
“哈，”她说，“我知道这个家伙是谁了。”她朝电梯那边歪歪头。“来吧，牛仔。”凯斯拎着两人的包跟在她身后。
他们的房间跟他在千叶城第一次见到阿米塔奇的那间完全没差别。早晨，他走到窗口，几乎以为自己会看见东京湾。街对面是另一家酒店。外面还在下雨。几个代人写信的人躲在门廊底下，陈旧的语音打印机用透明塑料布包着，证明写出来的文字在这里仍然受人尊崇。这是个落后的国度。他看见一辆墨黑色的雪铁龙四门轿车，是原始的氢电池改装车，里面下来五个穿着皱巴巴绿色制服，脸色阴沉的土耳其官员。他们走进对面那家酒店。
他回头看看床上的莫利，突然觉得她异常苍白。她把微孔硬模留在了那间厂房的床垫上，旁边还有那台导入仪。她的植入镜片上映出房间里的灯光。
电话铃刚响了第一声他便接起来。“不错，你起床了。”阿米塔奇说。
“刚起。女士还在睡。老板，你听我说，我觉得咱们可能应该谈谈。我觉得如果对任务的了解多一点，我能干得更好。”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凯斯咬住自己的嘴唇。
“你知道的足够了。或许太多了。”
“你觉得是吗？”
“穿好衣服，凯斯。叫她起床。大概十五分钟后会有人给你电话。他叫泽之巴江。”电话轻轻一响，阿米塔奇已经挂了。
“起床了，宝贝，”凯斯说，“开工。”
“我都醒了一个钟头了。”她的镜片转了转。
“有个泽西·巴斯田要来找我们。”
“你挺有语言天赋嘛凯斯，肯定有亚美尼亚血统。那是阿米塔奇用来盯梢里维拉的人。拉我起来。”
泽之巴江是个年轻人，穿着灰西装，戴着金边反光眼镜。他敞着白衬衫领子，露出一撮浓密的胸毛，凯斯差点以为是件T恤。他端着一个希尔顿的黑色托盘，里面放着三小杯浓郁的黑咖啡，三块黏黏糊糊的淡黄色东方甜品。
“用你们‘音语’里的说法，我们千万不能紧张。”他盯着莫利看了许久，最后还是取下了自己的眼镜。他的眼睛和短短的寸头一样是深棕色。他微微一笑。“这样好些，对吧？要不然我们镜子对着镜子，就成了无穷的‘税道’你尤其，”他对莫利说，“必须小心。土耳其人不喜欢女人做这种改装。”
莫利咬了半块糕点。“杰克，这次是我的活儿。”她嘴里塞满了东西，嚼了嚼吞下去，又舔舔嘴唇。“我知道你。军方的，对吧？”她的手懒懒地伸进夹克前面，拿出她的箭枪。凯斯不知道她随身带着箭枪。
“请千万小心。”泽之巴江说，他的白色陶瓷杯停在嘴边。
她拔枪指住他。“射中你的可能是炸药，大量炸药，也可能是一种癌症。只要一飞镖，烂人，几个月你都没感觉。”
“求你了。用你们‘音语’说，这样让我很紧张“
“用我的话说，这就是个讨厌的早晨。告诉我们你盯的那人的事儿，然后滚出去。”她把枪拿开。
“他住在费纳，库楚吉汗街14号。我有他每天晚上去集市的捷运路线。他最近在叶妮希尔宫做表演，那是个游客风格的现代宫殿，最近在我们的安排下，警察开始对他的表演表示兴趣了。叶妮希尔的管理层开始焦虑了。”他微笑起来。他身上有金属爽肤水的味道。
“我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植入体。”她一边揉着大腿一边说，“我要知道他具体能做什么。”
泽之巴江点点头。“最厉害的是，你们‘音语’里怎么说的来着，潜意识。”他一字一顿地说出“潜意识”三个字。
“我们左边，”奔驰车在雨中穿过迷宫般的街道，一边说，“是大集市。”
凯斯身边的芬兰人发出赞叹声，眼睛却看着另外一边。街道右边排布着小型废品场。凯斯看见一台破烂的火车头，下面是碎裂的大理石。无头的大理石雕像柴火一样胡乱堆积。
“想家了？”凯斯问。
“这地方烂透了。”芬兰人说。他的黑丝领带看起来已经像一条陈旧的碳带，崭新的西装领子上有烤肉汁和炒蛋的污渍。
“嗨，泽西，”凯斯问身后的亚美尼亚人，“这人在什么地方装的那些东西？”
“在千叶城。他没有左肺，另一边的肺是加强版的，你们是用这个词吧？那些植入体谁都买得到，但这个人很有天分。”奔驰车一个急转，避开一辆塞满甘草的充气胎马车。“我以前跟踪他上街，一天之内就看到十几辆自行车在他旁边摔倒。我去医院找到那些人，他们的说法都一样，有蝎子在他们的刹车闸旁边蠢蠢欲动”
“‘所见即所得’，没错，”芬兰人说，“我看过这人体内硅片的图纸。很华丽。他想象什么，你就看到什么。我估计他把想象集中成一个脉冲，随便就能烧焦你的视网膜。”
“你把这事告诉你的女性朋友了吧？”泽之巴江坐在仿麂皮中间中间朝前探出身子。“在土耳其，女人依然是女人。这位”
芬兰人哼了一声。“你要是逗她，她会让你拿自己的蛋当领结戴。”
“我不懂这个俗语。”
“不懂算了，”凯斯说，“就是闭嘴的意思。”
亚美尼亚人靠回椅背上，留下一股金属爽肤水的气味。他开始对着一个三洋牌收发报机低语，诡异的希腊语、法语、土耳其语和偶尔的英语片段混合在一起。收发报机用法语回复他。奔驰车平稳地转过一个弯。“香料集市，也称为埃及集市，”汽车说，“位于苏丹·哈提杰于1660年建立的集市旧址上。它是这个城市主要的香料、软件、香水、毒品市场”
“毒品，”凯斯看着雨刷在聚碳酸酯防弹玻璃上反复刷过，说，“你之前说什么来着，泽西，这个里维拉嗑药？”
“可卡因加杜冷丁，没错。”亚美尼亚人又开始和三洋说话了。
“他们以前管那叫德美罗，”芬兰人说，“他是个瘾君子艺术家。你混的圈子真有意思，凯斯。”
“无所谓了，”凯斯竖起夹克领子说，“我们会给这可怜混蛋装个新胰脏什么的。”
他们走进集市，芬兰人立即显得快活起来，似乎很享受这里的人群密度和封闭感。他们和亚美尼亚人一起穿过一个宽阔的大厅，头顶是烟熏火燎的塑料板和蒸汽时代的绿漆铁雕，上面挂着上千张扭曲闪动的广告。
“嘿，天哪，”芬兰人拉住凯斯的胳膊说，“瞧那。”他指指。“是匹马，老兄。你见过马没有？”
凯斯扫了一眼那只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摇摇头。它陈列在一个台子上，旁边是一间卖鸟和猴子的商店。那东西的腿被路人的手摸了几十年，已经油黑水滑。“我在马里兰见过一匹马，”芬兰人说，“那已经是瘟疫之后三年了。阿拉伯人还试图用DNA编码再养出马来，但就算生出来了也总是挂掉。”
他们走过那匹马，它棕色的玻璃眼珠好像还跟在他们身后。泽之巴江领着他们走进市场中心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这里房顶低矮，好像已经开了几百年没消停过。穿着肮脏白外套的瘦弱男孩们在拥挤的桌子之间闪来闪去，小心地保持着钢托盘里酒瓶和小茶杯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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