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征服者(5)

　　麦克阿瑟让吉田茂上台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当时日本社会的矛盾，但吉田茂清楚地知道，缓解当前日本危机的钥匙就在麦克阿瑟手里。你不是想让我尽快上台帮你解压吗？那你先得帮我解压。

　　就这样，百姓的游行搞了还不到一个月，麦克阿瑟就坐不住了。因为日本新内阁还没有正式成立，日本民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

　　麦克阿瑟坐不住了，要求调运太平洋地区的50余万吨军粮到日本，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质疑，要接济那些在珍珠港和南洋群岛上杀了无数美国人的日本人吗？麦克阿瑟的回答直截了当：“要不给我面包，要不就给我子弹！二选一，你们看着办吧！”

　　美国政府终于知道了当时日本形势的严峻性，要么接济日本，要么就要着手应付日本国内的暴动了，所以他们无条件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求情。

　　5月21日深夜，他派车把吉田茂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向吉田茂保证：“只要我当最高统帅，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你安心的上台吧！”

　　吉田茂听了心里暖呼呼的，他得到了定心丸，组阁的条件已经成熟。吉田茂内阁于5月22日正式宣告成立。

　　美国人没有失约，5月底，整船的粮食便源源不断运往日本。

　　得到粮食的民众欢欣鼓舞，新首相解决了粮食问题，吉田茂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当然麦克阿瑟也从此得到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尊重。

　　至当年9月，美国运送的粮食占到居民全部配给量的80%。日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但是，在吉田茂和麦克阿瑟面前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绝不止是粮食这一个问题。

　　剪不断，理还乱

　　二战的遗留问题，一个个的钻了出来，按下葫芦浮起瓢，弄得日本政府焦头烂额。吉田茂首先要搞定的问题是日本的“海外移民”到底如何处理。

　　说起日本在二战中的海外移民，并非是日军的那些随军家属，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殖民统治方式。

　　拿中国东北为例，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赶走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面占领了东三省，由于蒋介石的软弱的外交政策，不但没有及时收复失地，还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扎下了根。

　　那时，日本军方当时决定在国内调来大批的平民，来东北耕种，把东北变成他们真正的领土，而不是占领区。这些日本人被派到东北后，被称作“开拓团”，他们将2000多万公顷耕地强占。而被夺走土地的中国人民却只能流离失所，无处温饱，逼得很多良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山中当起了土匪。

　　这样的殖民统治，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日军占领区内被全面覆盖。

　　粗略统计，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全亚洲的非战斗人员高达289万人，仅中国就有200多万，大部分集中在东北。

　　我之前看过一些反映二战后，日本移民的电影，其中有很过日本殖民者听到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之后，便举家自杀了。

　　但是，我要说，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自杀者只是少数，因为自1946年5月7日开始，超过105万日本侨民从葫芦岛港口起航回到日本。而他们把大量的日本遗孤留在了东三省，这些人成为了日后的“遗留夫人”问题，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没有对这些可怜的日本女人和孩子横加迫害，而是把她们赡养起来，在新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后，这些日本遗民有一大部分回到了日本，但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了中国，成为了中日友好的使者。

　　本来认为可以统一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日本开拓者们，恐怕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以这样落魄的方式回到这片狭窄贫瘠的土地上，从中国“失业”的他们，又开始在日本开始“待业”。

　　一个国家的如果失业率过高，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稳定，而如何解决这些海外归国人员的工作问题，就成为了吉田茂首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吉田茂迈开沉重的步子，开始了他扭转日本民族命运的艰难行动，虽然他每走出一步都显得那么的缓慢，但是吉田茂的步伐是踏实的。吉田茂率先任命了和田博雄出任农林大臣，目的是加紧推行“农地改革”，让那些归国的失业农民都可以分点儿地种粮食。

　　谈起土地，它总与生命相连。千百年来，农民与地主，以及两者的关系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战前日本地主占据全国一半的耕地，他们不爱劳动，喜欢雇人耕作，却要收取高额地租，日本地主就是活脱脱日本版的黄世仁！

　　但这种现状在日本粮食匮乏的当下必须改变，否则是要出乱子的。应该说“农地改革”是麦克阿瑟领导的占领当局率先发出指令，而吉田茂首相非常情愿地贯彻推行了。他的主要做法是由国家统一征购不在土地属籍地的地主（大部分地主收着租子，却住在城市中）的全部出租土地，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佃农。当然，那些还留在村里的地主也好不到哪去，规定地主的土地最多只能保留2.4亩，超出部分也由国家收购，然后转卖给佃农，剩余出租地的地租一律改为货币形式支付。

　　这样的改革势必会遭到利益享有者的反对，换做是在旧日本，这样的改革，除非发动大规模的讨伐战争，否则断难成功。

　　但当时的日本已经是美国的占领区，虽然遭到了日本强大的阻力，但是吉田茂借助占领军的强大的压力，“农地改革”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执行。

　　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时农民收购地主土地的价格是水田760日元，旱田450日元，这个价格本不算贵，要知道当时一双橡胶靴都要卖842日元。但当时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农民手中即便有几个钱也变得一文不值了，而地价随着通货膨胀水涨船高，农民还是买不起土地。

　　时势造英雄，这时一个人走了出来，挽救了“农地改革”带来的危局。

　　强势

　　吉田茂为什么会任命和田博雄为农林大臣？一开始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的人，为什么会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但是，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吉田茂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和田博雄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地价不会上涨，只要你够资格就可以购买。

　　有些地主本想通过囤地大赚一笔，没想到和田博雄重重地敲了他们一记闷棍，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代，土地价格却没有上涨，等于白送一样，吃了大亏的地主们不断上告，要求政府给予说法，但和田博雄义正词严地说：“如果让农地价格随着物价变动而变化，政府就会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日本经济就不能复兴！”

　　明白了吗？为了日本的未来，地主们必须做出牺牲！这就是和田博雄的手腕，一种近乎于不讲道理的强势手段。

　　截至1950年底，日本共有3000万亩土地被征购，全国85%的耕地易手，475万佃农买到土地（占全国农户的75%）。纯粹的佃农比例骤减到5%。封建的租佃关系被基本消灭了，新的自耕农经济成为了日本农业的主流模式。到1960年，农业产量增加了60%，这样的农业组织形式被保留到了今天，而且日本农民也成了真正受到重视的人。直到今天，日本的农田总量仍然保持在50年的水平，并略有增加，农业经济的稳定奠定了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真正的富强起来。

　　整个农地改革推行过程中，没流一滴血，采用了付出社会代价较小，且效果良好的和平模式。

　　很多国家都进行过土地改革，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所难免。但是衡量土改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在土改后，土地的最终使用效率的高低。古今中外，现代将来，都是如此！

　　日本的“农地改革”无疑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典范，是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的最彻底的土地改革。土地问题的解决，让日本社会迅速稳定下来，日本社会逐渐趋于平稳，这都为吉田茂进行日本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基础。

　　在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后，1946年11月3日，依照新宪法草案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经第一届国会批准后正式颁布，并于1947年5月3日起执行。

　　这部“和平宪法”奠定了日本民主的基石，标志着日本从此将走向新的道路！

　　请恕我先不在这里进一步阐述这部宪法的意义和不足，因为此时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并没有集中在这部宪法上，因为在东京还有更大的事件发生。

　　东京审判正是在“和平宪法”试运行前后开始的！

　　东京审判

　　对于前些年的一部电影《东京审判》我由衷的要向中国的影视工作者们致意，因为他们真实的还原了中国法律界在远东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东京审判不只是一场国际诉讼，更是一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灭绝人类行为的一场大清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月19日成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一名法官组成了强大且复杂的法官阵容。这11国又各派出了一名检察官作为控方，由澳大利亚法官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基南任检察长。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

　　远东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这几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认真准备过这场诉讼，由于内战的原因，国民政府无暇将精力放到清算日本战犯的斗争中。

　　原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甚至在证人席上被日本律师问的无言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气得法官差点儿把他轰下去。

　　但是，日本庞大的律师团不会想到，虽然国民政府无暇东顾，但是受到了日本侵害的各方面人士却都勇敢地走了出来，这里就包括伪满洲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将日本人如何将其和皇后婉容骗到长春，如何利用他作为幌子，在东北实施残酷的统治，将其在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极其惨淡，说到悲伤之处，在场的控辩双方无不动容。

　　溥仪连续8天出庭，举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这让嚣张一时的日本律师团陷入了被动之中，也让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战犯立时慌了手脚。

　　当检察官问及溥仪伪满洲皇宫的生活时，溥仪又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说道：“我的爱妻就是被吉冈中将害死的。”

　　他控告日本人害死了他的明贤贵妃谭玉玲，理由是谭玉玲已经身怀龙种，而日本人一心想要培植溥杰的儿子当太子（因为溥杰的老婆是日本人）。此言一出，整个法庭立即陷入了寂静。当时舆论哗然，谭玉玲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

　　东京审判整整审理了近3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竟然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做出证人证言，证据受理了43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七人绞刑，绞刑在1948年12月22日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行刑时，东条英机等人高呼：“天皇万岁！”可天皇也救不了他们！

　　本应受到严惩的松冈洋右等人或已经死去，或装疯，躲过了正义的审判。而木户幸一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但是这些战犯在1950年，便被美国陆续释放出狱，而躲过了严厉的制裁。

　　这场审判，是确认国际法中战犯的概念的一种重要的发展，但却没能完全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还让很多罪责难逃的战犯逃过了惩罚。

　　但对中国来说，这场审判最重要的意义并非是处死东条英机等人，而是他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并在事实部分充分调查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下的杀人、强奸、抢劫、毁坏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成为了日后反驳那些至今还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