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1)

　　虎口脱险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的南京之夜说下去。

　　刘庸诚在淞沪会战中负伤，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夜，在城内太平门附近的富贵山地下室，烧完军事文件后，他抬头看了看，发现整个指挥部已经没几个人了，剩下总队参谋长邱清泉、两名贴身卫士和传令兵小魏。

　　刘庸诚想跟邱清泉一起走，后者按灭手里的烟头，说：“刘参谋，你先走吧！”

　　刘庸诚说：“中华门已被鬼子占领，城陷在即，广东部队已从太平门突围，参谋长，现在再不走的话，就脱不了身了！”

　　邱清泉站起身，走近后，扶住刘庸诚的双肩，说：“你在上海受过伤，还是你先走。”

　　随后邱清泉对传令兵小魏说：“你马上跟刘参谋走！”

　　小魏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刘庸诚，又看了看邱清泉，后者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你们他妈的快走啊！”

　　随后，邱清泉缓缓地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还有两个卫兵保护。时间耽搁不得，你们马上撤。”

　　刘庸诚鼻子一酸，拉着小魏跑出地下室。

　　这时候，中华门方向枪声不断，时密时疏，中国守军使用的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刘庸诚是熟悉的，但已经听不到炮声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城门，交火应该是在城垣地段。

　　富贵山就在太平门东边，在稠密的夜色中，小魏想往城门方向跑，被刘庸诚一把拉住。因为他知道，出太平门，等于往日军的正面撞过去，叶肇、邓龙光的广东部队虽然已经冒死冲了出去，但毕竟他们是几千人，要是两个人走太平门，难保不被日军捕获，于是他拉着小魏掉头穿越南京城，往挹江门方向飞奔而去。

　　此时整个南京漆黑如墨，陷入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诡异气氛中。

　　大街上，人影憧憧，哭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是想在这一夜逃出南京的市民。更多的则是士兵，他们默然无声。不停咒骂的，是靠在墙边走不了的伤兵。没人知道他们在骂谁。

　　人群几乎全部涌向挹江门。

　　出了挹江门，就是下关江边，过了长江，到了北岸，就安全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至于怎么过江，是否过得了江，人们都已经顾不得去想了。

　　奔跑中，刘庸诚想的是：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城破了，日军会干些什么？他时而闭上眼，试图想象出明天南京城的场面。但他失败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在纷乱的人群中，他们终于成了幸运的人，冲出了乱成一片的挹江门！

　　深夜时分，江边人山人海，绝大多数军民都望江兴叹，因为船只寥寥。

　　有人开始沿江往上游跑，另有不少人奔下游而去。一些士兵见没船，走不了，又掉头重新回到城里。

　　刘庸诚陷入茫然。

　　作为教导总队的作战参谋，他知道无论是上游的上新河方向，还是下游的燕子矶方向，都必定有日军的拦截部队。要想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江。

　　但船！船！船！

　　传令兵小魏着急地问：“刘参谋，我们怎么走？没船啊！”

　　刘庸诚稳了下心神，问：“你害怕不害怕？”

　　小魏下意识地立正，说：“不害怕！”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士兵撞了个踉跄。那个士兵冲身后的四五个战友喊：“妈的，不跑了，不怕死的跟我回城里去，打死俩鬼子赚一个，打不死老子就把命给他们，拼了！”

　　刘庸诚愣了一下，随后问：“真的？真的不怕？”

　　小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有点。”

　　小魏又说：“但我不怕鬼子……只是现在看眼前的阵势，心里有点发慌。”

　　时间已越发紧迫，刘庸诚拉着小魏，在江边寻找船只以外的渡江工具。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一块木板。

　　就是它了。

　　木板扔到江里，刘庸诚叫小魏先爬上去，随后自己也上去了。但木板实在太小，刚刚能放下他们俩，在向对岸划的时候，由于江水汹涌，有几次差一点就翻了。

　　寒风中的江面上星星点点，市民和士兵找来各式各样的渡江工具，比如临时编成的筏子、浮木、大盆、门板等等。此时就看命大不大了，因为一个激流冲来，没准就翻了，或者被冲向更漆黑的下游。

　　刘庸诚和小魏伏在木板上，用双手划着水，后者说：“刘参谋，要不您自己走吧！我会凫水，这板子盛不下我们两个！”

　　刘庸诚说：“这话应该我说，你比我年轻，以后的路更长。”

　　小魏笑了一下，说：“但您比我有用，我只是个小兵，您是参谋，以后打鬼子，还得用您出谋划策呢！我说的是真的，你叫我跳下去吧！”

　　刘庸诚说：“我也会凫水，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12月的天，即使游到对岸，也冻死了，即使冻不死，胳膊腿也得残了。我们两个都要安全地过去，就像你说的，将来还要打鬼子。现在军队缺乏有作战经验的人，南京这样的大场面你都经历了，以后还怕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条小船从他们身边划过，小魏大喊一声：“船！”

　　刘庸诚也看到了，上面是五六个士兵，他叫那船等一等，说自己是教导总队的参谋。小船靠近了他们，看清了，上面的人都是宪兵。

　　他们把刘庸诚和小魏拉上船，并不说话，继续疾速向北岸划去。

　　船只是条木船，上面的人都很疲惫，他们轮番划着，一路上都沉默不语。刘庸诚回望了一眼南京城，多处火光冲天，但枪声似乎渐渐停息了。当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几乎同时心里一紧。

　　刘庸诚一行人抵达对岸的浦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天空，灰沉沉的，用“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浦口小镇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只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惨然地走过。他们是从南京幸运脱险的人。一夜之间，他们已经是老兵了。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部队长和所在部队的收容告示。

　　以后的日子，他们必然是抗战一线部队中的栋梁；而现在，他们是丢掉首都的败残兵。一种巨大的压抑感随着大家低沉的脚步声笼罩住浦口，它几乎可以在一个瞬间让这座小镇坍塌。

　　在浦口，刘庸诚看到李慕超，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还记得李连长吧？上海战时，他所在的教导总队第1团，是最后一支守备八字桥的部队。当时，由于连长身负重伤，作为排长的李慕超代理连长，指挥部队与日军格斗，之后转战南京，现在冲出危城，可谓九死一生。

　　两个人久久无语，抬起头时，眼泪掉了下来。

　　刘庸诚、李慕超和小魏三个人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津浦铁路，朝乌衣镇方向转移。

　　乌衣镇地处江苏、安徽结合处，东连浦口，北接滁州，是个军事要冲。12月13日午后，一行人终于赶到乌衣火车站。

　　直到这时候，他们才从小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坐在站台边吃起来。周围都是退下来的士兵，有野战部队的，有宪兵，有警察，还有不少他们教导总队的人。

　　李慕超说：“老百姓受难，是军人的耻辱。”

　　刘庸诚点点头，他推测着此时南京城里的情况。

　　小魏嚼着馒头，突然想起什么，问刘庸诚：“您说邱参谋长脱险了么？”

　　刘庸诚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很难讲！邱参谋长是条汉子，叫自己的部下先走，自己最后撤，在昨晚的南京，有多少部队长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说着，听到轰隆声，抬眼一看，由北而南开来一辆装甲列车。

　　车停住后，下来一位军官，看领章是个中校，他似乎看到刘庸诚军服上教导总队的标符，便跑过来问南京的情况，说自己是铁道兵，此行目的是到浦口方向侦察战况。

　　刘庸诚说：“日军应该在上午就进城了，城里的情况现在不可知。我们渡江时，日本人的海军还没到达江面，浦口也没发现日军。”

　　就这样，刘庸诚等人上了装甲列车。

　　列车一共5节，外皮都装有钢板，最前头一节，配有两门火炮，车顶上还有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士兵做出随时射击的姿势。后面一节车厢顶上装有一门德式“苏罗通”高射炮，炮口直指天空。

　　刘庸诚等人被安排到第3节车厢的指挥室，这时才发现，最后一节车厢差不多挤了一连的士兵。

　　在列车上，一聊才知道，那名军官是铁道部队的营长，叫冯庸，是黄埔4期的。

　　就在列车刚要开动时，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边跑一边招手。

　　教导总队的战将中，胡启儒表现不怎么样，南京弃城后扔下了部队，自己一个人溜了出去。南京战的表现似乎预示了他的结局：1938年初，调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当司令，3年后任贵兴师管区司令，又过了一年，因“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而被枪决。

　　只说此时的胡启儒，上车后，听说列车是往浦口方向去的，一闭眼，说：“这个时候，怎么还往日军眼皮底下钻？”

　　冯营长说明了自己的任务，他必须要到浦口走一遭。

　　胡启儒说：“南京已经陷落，迂回夹击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此时浦口应该很危险了。”

　　胡启儒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冯营长还是命令列车开向浦口。后来的事实证明，去这一趟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又接上了几位从南京脱险的将领，其中包括王敬久。

　　前一天傍晚，参加完唐生智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后，王敬久直接去了明故宫，那里有他的第87师的一部，匆忙传达了撤退命令后，他没回富贵山地下室指挥部，便直接奔下关出城了。

　　王敬久虽然也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但穿戴上不像别的将领那样狼狈，里面是黄呢子军装，外面披着青毛哔叽披风。不过，精神依旧沉郁。跟在富贵山地下室一样，上了列车后，他仍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辆装甲列车沿途又接上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佘念慈、第74军军长俞济时和他的部下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及王耀武的爱将——身受重伤的邱维达。

　　但就在这辆军列快到浦口时，接到紧急情报：日舰已进至八卦洲，浦口发现敌情！此时如果军列贸然进抵浦口，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俞济时站出来立断，说：“军列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沿途接应南京撤下来的部队，可以说已完成了大部分任务；此时若冒险到浦口，等于把已经接到的人再送进虎口。”

　　所以俞济时叫冯营长马上回驶，若上级有所怪罪的话，一切由他来承担。有了俞济时的保票，冯营长立即叫军列回驶滁州。

　　太阳落山前，列车驶入滁州车站，车上诸人看到了唐生智。

　　唐生智满眼血丝，身上披了件黄呢子军大衣，头上戴着红绿色相间的鸭绒帽，嘴里叼着烟猛吸。不一会儿，在长江中讨得一命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也赶到了车站。

　　昨天晚上，桂永清带着几个士兵出了南京城，来到三汊河一带，也是没有船，最后找到一张不大的木筏，几个人一同上去，拼命往对岸划。好不容易靠了岸，但岸边淤泥很深，桂永清身子胖，一脚下去竟有自沉的危险，几个士兵慌忙把绑腿解下来，结在一起扔给他们的部队长，经过一顿拉扯，桂永清才上了岸。但上岸后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浦口，而是顺流漂到了浦口下游。于是大家摸到公路上，徒步来到滁州。

　　缄默不语的唐生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军事生涯了。他带着司令部的人上了装甲列车，转赴武汉向蒋介石请罪去了。

　　刘庸诚呢，则被桂永清留下，协助胡启儒收容部队，然后去开封休整。桂永清问邱清泉的情况，刘庸诚如实相告，桂永清长叹一声，说：“雨庵（邱清泉字）危矣！”

　　直到12月17日，刘庸诚完成部队的收容后，才跟随胡启儒前往开封，新的战斗生活随之开始。但教导总队的番号已经不再存在，从南京脱险的士兵被编入第46师，桂永清出任师长，周振强担任副师长。师内其他两个旅为第46师的老部队，另外一个旅则为教导总队的班底，旅长由从太平门正面突出重围的马威龙担任。

　　此时，在华东，上海、南京陷落后，杭州在1937年12月的平安夜也被日军牛岛贞雄第18师团和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攻占，更为激荡的1938年就这样到来了。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