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11)

　　这次暴行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3年的湖南厂窑大屠杀，并称日军在华三大暴行，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几乎所有战史研究者都在称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转移得漂亮时，却遗忘了这次屠杀。

　　李宗仁在撤退前对这批重伤员的安排成了一个谜。虽然撤退艰难，但就真的扔下了他们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事情在后来是无解的。

　　在徐州，在鲁南，能走的都走了，但还需要有人留下，比如峄县代县长李同伟。

　　这名教员出身的县长，在徐州战期间，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积极协助军队：做向导、搞侦查、组织民工构筑战斗工事……带着临时组成的教导队，还不时袭击日军的散兵，并生擒了一名日军，交给了一直想要战俘的汤恩伯。

　　会战期间，李同伟先后拜见了庞炳勋、张自忠等人，台儿庄战罢，关麟征部下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李同伟去见汤恩伯。

　　汤恩伯亲自迎接，说：“我部从南口转战到台儿庄，走过很多地方，部队还没到，村民就逃避一空，既见不到百姓，也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但山东在这方面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汤恩伯说得不假。

　　中日开战后，在山东，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自觉地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除了滕县城破后跳城楼殉国的周同外，还有聊城县长范筑先。韩复榘跑后，他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将周边武装和民团改建成游击队，后日军猛攻聊城，陷城后不屈自杀身死。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做得就不好，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的是后面的河南兰封之战。在该役中，军队看不到地方行政官员，县长都跑掉了，导致军队在粮秣补给、伤兵运送等方面十分麻烦。用宋希濂的话说，除了打仗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琐碎事，叫人大伤脑筋。

　　台儿庄大战后，经媒体报道，很多人都产生了乐观情绪。李同伟也是一样，他问汤恩伯战局走向，后者说：“也许很快就能收复济南了。”

　　从汤恩伯处回来后，李同伟遇到作为老乡的第92军军长李仙洲。李入黄埔前也做过教员，两个人一见如故。李同伟随李仙洲去前线巡视，谈到收复济南这件事，李仙洲大笑：“谁说的？这是速胜论，不现实。”

　　转天，李仙洲告诉李同伟，说上级有命令，要他和92军留下来在山东打游击。李同伟非常高兴，说一定配合。隔了几天，李同伟在抱犊崮山区办公处，闻报潍坊到台儿庄的公路上出现大量日军，于是带着人去侦察，在日军宿营处，发现一个木盒上写着“板垣师团长野联队”的字样，于是把敌情迅速通报汤恩伯。

　　在回来的途中，碰到整装待发的第92军，于是再见李仙洲，报告了敌情。

　　李仙洲说：“战局迅速变化了，现在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到。土肥原师团也已偷渡黄河，迂回向豫东进发，徐州可能要放弃了。我刚刚接到新命令，掩护大军向后方转移，不在山东打游击了，马上就得出发。”

　　李同伟县长怅然若失。

　　李仙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保重吧！后会有期。”

　　说完，李仙洲上马而去。李仙洲终于没能留下来。望着远去的身影，李同伟百感交集，用他的话说：几天来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山沟，顿时变得一片沉寂……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徐州陷落后，寺内寿一小有郁闷，因为他的部队没能第一个攻占徐州。尽管如此，当他下了飞机，跟畑俊六在野外的庆功宴上碰杯时，仍陶醉在南北会师所造成的兴奋中。

　　作为日本军中的“官二代”，寺内寿一的水平不怎样，但他无所谓。拿眼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个职位来说，简直太好当了：总体谋划有他的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一线有那些精通战术的部队长，一切都无需动脑子，他只需要等待，等待时间嗖嗖地过去，然后登上更高的职位。

　　徐州城下，硝烟和花树间，喝了几杯后，畑俊六问寺内：“14师团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徐州陷落前一周，5月12日凌晨2点，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开始偷渡，以伤亡40人的代价，出现在黄河南岸，随后直插豫东重镇兰封。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叫归属第1军的第14师团渡过黄河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疾进，协助第2军的第16师团占领对包抄中国军队具有很大价值的归德。但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理会这个命令，而是下令叫土肥原渡过黄河后攻占兰封，然后对河南省会开封保持攻势。

　　第14师团在5月24日拿下兰封后，东边的徐州会战已经结束，中国军队撑竿跳一般撤到豫皖边区。土肥原贤二正在兰封愣神时，随即遭到12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围攻。指挥这12个师的是薛岳。

　　淞沪撤退中，薛岳跟死亡只差了半米远。

　　当时薛岳的左翼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安亭镇。就在薛岳跟第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周围枪声大作，薛岳慌忙放下电话出来观看。他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已跟前来偷袭的日军交火了。薛岳被司令部的参谋和卫士拥上一辆吉普车，没开出多久日军的子弹就叮当地打在车上，薛岳的司机、副官、参谋、译电员当场阵亡，薛岳则趁着夜色滚到车下，潜伏在旁边的田地里，随后游过多条河流，上岸后已经半昏迷的薛岳，被路过的霍揆彰第54军搭救。

　　劫波度过，裹伤再战。这是大时代里军人唯一的选择。这次围攻土肥原师团，蒋介石又想起薛岳。

　　作为粤军大将，薛岳曾追随那些政客反蒋，失败后一度闲居。后来，蒋介石在围攻红军的作战中屡次失败，经陈诚的保举，薛岳被拉了过来。薛岳上阵后，跟先前相比，果然取得了很大成效，蒋介石这才发现薛岳确实是个军事长才。再后来，见了面，蒋就一口一个“伯陵（薛岳字）”地叫着。

　　两个人，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

　　对于蒋介石，天生倔强的薛岳既尊重、感恩，又有一种不驯服的劲头；而蒋介石对他，则是信任、放手和无奈。其实很多事是矛盾的。一方面，蒋介石希望他的学生和将领对他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有点棱角，用兵果敢、谋略超群，而薛岳显然就是后一类人物的代表。

　　淞沪会战后，薛岳被任命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整编部队。5月10日接到蒋介石急电，转天即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至武汉，随后跟蒋飞去郑州，见过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后，出任豫东兵团司令，拦截同样孤军冒进的日军第14师团。

　　此前一直躲在暗室的土肥原贤二，跟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样，在中日开战后，成为在一线带兵的师团长。第14师团是日本战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下辖的步兵联队来自水户-佐仓（第2联队）、高崎（第15联队）、松本（第50联队）、宇都宫-习志野（第59联队），战力在17个师团里属于中等。此时这个师团除土肥原外，着名角色还有时任第59联队长的坂西一良（东京那位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哥哥）和时任第28旅团长的酒井隆。

　　土肥原以前长期做情报工作，当拎着战刀当上野战师团的部队长时，日本军中很多人都在怀疑，甚至有人想看这位前机关长的笑话。私下里和土肥原关系不错的板垣征四郎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土肥原将军确实是谍报天才，但在原野和山地打仗，却是我们这些笨拙的人该干的事。”但土肥原是个福将，带着部队自8月20日从天津塘沽登陆后，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河南，一路上没遇到阻力。

　　在土肥原5月12日偷渡黄河的当天，正如前面写到的，蒋介石正在飞机上跟刘斐、林蔚聊天，谈着徐州部队的转移问题。

　　谈完徐州，蒋介石叫二人进一步分析战局，说：“虽然我一直讲保卫武汉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但死守武汉一城是没有意义的。打武汉会战而不在武汉打，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在武汉外围层层阻击日军，为政府西迁入川和物资、人力向大后方转移争取时间。”

　　林蔚说：“日本人下一步打武汉的主攻路线现在还不能确定，顺长江由东向西主攻，可以发挥海军的火力；但从平汉线由北往南推进，速度应该更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扼守郑州。郑州如果丢了，武汉指日可下。”

　　刘斐说：“一切都需要看徐州会战后的形势。”

　　蒋介石说：“你们觉得掘开黄河堤岸的建议怎么样？”

　　全面抗战前的1935年，有一次，蒋介石到武汉行营，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北汉川人）就提过：一旦中日开战，日军必沿平汉线夺取郑州，郑州之失不是一城之失，而关系日军西进南下问题，所以可掘黄河堤岸来阻击日军。

　　1938年初，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来武汉时，重提晏勋甫的计划，此时晏正好是程潜的参谋长。按他的计划，应在郑州附近选择决口地段，用黄河水阻日军于郑州以东。

　　徐州会战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和军令部次长熊斌等人也提到类似建议。

　　面对蒋介石关于黄河决堤的问话，刘斐和林蔚互相看了看，林蔚说：“委员长，我以为决堤的关键在于到底值不值，也就是说，对日军的阻击力量有多大，对全盘抗战的功效有多少。后者是关键。如果事倍功半，就需要再斟酌。但如果事半功倍，则可以实施。”

　　刘斐则直接从军事角度切入，说：“现在日军已进入豫东，如果黄河决堤，首要目标是寄希望于使其辎重部队尤其是重武器辗转难行。放水豫东南，有希望保住包括洛阳在内的郑州以西大片土地，如果郑州不落入敌手，又有黄泛区阻隔，日军走平汉线攻武汉的概率就会降低。但黄河决口后对日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损失又有多少，还应再次集合黄河水利专家进行商讨。”

　　蒋介石说：“局势紧急，留给我们考虑的时间没几天了。”

　　到了郑州，在派专列把刘斐和林蔚送往徐州后，蒋介石马上叫驻扎在那里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北保定人）和第39军军长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肥东人）带他去看黄河大堤。

　　商震出身晋绥军，少时考入军校后，一面学军事，一面学英语，后参加同盟会，并留学日本。商震是少年英才，二十三四岁，就已经是袁世凯政府陆军部的高级顾问了。后来一直追随阎锡山，先后主政山西、河北、河南。他是武将，但又能文，个人文化素质好，英语讲得也不错，这在当时的将领中是不常见的。

　　有人说，商震会英语，但只会“YES”“NO”，单词一过3个就不会说了。这是多少带点羡慕嫉妒恨的玩笑话，事实是商震说得确实可以，不但自己学，还在部队里开了培训班，叫手下跟着学，场面有点“疯狂英语”的意思。

　　虽然出身晋绥军，但商震极被蒋介石倚重，这一点类似于在中枢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看一下商震后来的职务就清楚了：第6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却说一行人出郑州北门，乘车奔驰十来公里，转眼间到了黄河岸边。这是作为南方人的蒋介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且专注地观看黄河。战火将袭，怒河春醒。此时河面水位不是很高，涨水期要等夏秋时季了。

　　商震的话几乎和林蔚一样。

　　黄河水灾在历史上就是困扰两岸居民的大问题。一旦主动扒开堤岸，又会有多少民众遭灾？不管阻击日军的效果如何，这都是需要背负后世骂名的。

　　蒋介石继续思考时，土肥原贤二已经浩浩荡荡地杀向豫东。

　　第14师团类似于第5师团，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卡车、炮兵牵引车加在一起，有500多辆，南下时，光正面就摆了五六里地之宽，确实是够吓唬人的。

　　最初守兰封的是宋希濂的部队。

　　在南京时，宋希濂的部队守卫下关，伤亡相对不大，撤退时部队大半过江。尽管如此，宋从南京下来后还是被撤了职（南京下来的部队长，被查办的很少，宋被撤职，当与其部队在南京的位置与担负的任务有关），于是回到湖南老家闲居。当然，大敌当前，正是用人的时候，蒋介石不可能弃用黄埔1期的宋希濂，所以在宋闲居一个多月后，就任命他为荣誉师师长了。什么是荣誉师？荣誉师的士兵，都是作战受伤治愈的老兵。宋希濂带着荣誉师在浏阳训练了一段日子，1938年5月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叫宋立即赶到武汉。

　　在武汉，何应钦对宋希濂说：“你马上就任第71军军长！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在指挥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宋希濂一愣，说：“军长不是王敬久吗？”

　　何应钦说：“委员长把他撤了！”

　　原来，南京战下来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拉着队伍到洛阳整训，奉命受当地警备司令节制，两人以前在一个部队，当时王的官职要比那位警备司令大，所以对受其节制这件事想不通，总闹脾气，传到蒋介石那里，老头子很生气，一怒之下把王给撤了。

　　宋希濂说：“那我现在先回去料理一下，然后到71军那里去。”

　　何应钦说：“不必了，你不必回湖南去了，我给你派车，你现在马上去郑州。昨天晚上，委员长已经去郑州视察战情了，走前特意嘱咐我，叫你去郑州见他。现在豫东敌情危急，71军的部队已经往那边开了。”

　　就这样，宋希濂马不停蹄地到郑州向蒋介石报到。

　　蒋介石一阵嘉勉，告诉宋日军偷渡黄河，现正孤军冒进，薛岳正组织部队对其围歼，叫宋希濂马上去兰封。实际上，直到这时候，中国这边仍不知道过来的这支日军的番号，只是随后商震的骑兵部队袭击了一辆日车，在被打死的少佐身上搜出一份部队编成材料，这才知道土肥原贤二已拎着刀来到战场上了。

　　走之前，宋希濂问蒋介石：“我归谁节制？”

　　蒋介石想了想，说：“你归我指挥吧，有什么事直接向我报告。”

　　又说：“你到了部队里，一定跟士兵和各级部队长说清楚，在此战中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从蒋介石叮嘱的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而又无奈的东西。

　　宋希濂带着部队到了兰封，很快接到蒋介石电话，说桂永清第27军马上赶到，叫宋等该军到来后，就率第87师去兰封与考城间击日军的侧背。宋问第88师（此时只开过来一个旅）呢，蒋说跟桂永清一道守兰封。

　　桂永清第27军，所辖主力第46师的前身是血战南京的教导总队。

　　在第14师团狂攻兰封的时候，为延续教导总队的“香火”，桂永清把第46师撤了下来，把城防任务交给第88师，此时这个师的师长是龙慕韩（黄埔军校1期，安徽怀宁人）。龙慕韩拿着桂永清给他的字条很气不过：“你走了，叫我守着？”虽然他是师长，但此时开到兰封的只有一个旅，觉得无论如何守不住城，所以跟日军稍微接火后，便于5月23日夜撤离了兰封。

　　兰封轻失叫薛岳大怒，觉得直接破坏了他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也十分震怒，但最后倒霉的不是桂永清，而是龙慕韩。

　　蒋介石给豫东兵团司令薛岳下令：从5月25日凌晨到26日凌晨，必须在一天内歼灭土肥原师团。

　　此时，薛岳手里有十来个师。

　　就这样，土肥原师团被中国部队团团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