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5)

　　黄福荫领命后，立即做出部署：先派人破坏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桥，随后以一个连守备大冶城西公路交叉点上的高地，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路口；以一个连守备县城外东北面，一个班占领城南方向的突出部，用两挺轻机枪封锁湖面；另一个连携带一挺重机枪，在城外西北处守备，封锁由东向西的公路；剩下的两个排和两挺重机枪放在县城北；最后一个排做预备队。同时叫通讯排立即布置电话线。

　　张发奎对这个布置很满意，告诉黄福荫，等总部转移后，这个营归甘丽初（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6军指挥。这时候，甘的军部在大冶城北1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张发奎走后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大冶城南，黄福荫的部队利用地形的侧面和斜面构筑掩体，杀伤了不少敌人。由于日军不能逾越，只好隔湖炮击。坚守到第7天，有日军沿公路由东南向西迂回。黄福荫把敌情告诉甘丽初，后者告诉黄：“第6军在今夜将向后撤，下面的一个旅负责掩护，你营暂归该旅指挥，可与彭姓旅长联络。”

　　黄福荫给彭打电话，彭只是叫黄营坚守阵地，其他未做任何说明。

　　黄福荫苦笑，想：这一回，自己这个加强营是别想走了，又得给第6军打掩护。

　　后来，第6军撤了，那个旅也走了。走前没给黄福荫下命令。这时候，大冶一线只剩下黄福荫的半个营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部队长找到黄福荫，原来是第6军的一个战车防御炮连，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被甩下了，由于步兵武器不足，想跟黄营一起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黄的部队保护他们。

　　黄福荫当即答应。

　　入夜后，部队沿县城西南大道潜行，在路上遇见甘丽初，黄福荫把那个战车防御炮连完好地交给他。黄问第6军后撤时为什么不通知他，甘丽初自知理亏，所以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黄有作战经验，以后当大有作为。

　　黄福荫虽然不快，但又能怎么办呢？

　　在大冶县的金牛镇，黄福荫遇见第185师师长方天和他的参谋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

　　黄福荫大喜，因为方、石是他的老上级。淞沪会战时，黄在第14师，那时方、石都是第14师团长。方天的这个师，由武汉警备旅扩编而成，士兵家属多在武汉，所以离开武汉时，不少士兵开了小差，找自己的家属去了。等转战到金牛镇，全师已没多少人了。听了黄福荫的诉说和抱怨后，方天说：“你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加入我的部队，作为主力好不好？由我来指挥。”

　　黄福荫当然愿意。

　　按方天的命令，黄福荫带人开赴贺胜桥占领高地，阻击日军南下。

　　但第三天，方天又打来电话，说军委会下令第185师转赴宜昌休整补充，黄营仍归甘丽初指挥。

　　黄福荫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好再次开拔，向已经位于通城附近的甘军报到。

　　黄福荫率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再次见到甘丽初，甘说自己的部队已奉命到湖南永安休整补充，至于黄福荫的营去哪儿，他也不知道，随后下了道手令，叫黄福荫直接联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黄福荫拿着甘丽初的手令茫然四顾，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去哪找汤恩伯呢？甘丽初告诉他，汤恩伯就在通城。

　　就这样，黄福荫又率部赶到通城，把情况跟汤恩伯讲了一遍，听后汤也笑了，实实在在地表扬了黄福荫一番，说一定把情况向上面汇报。随后，汤恩伯告诉黄，卢汉第60军正在通城东北方向的金塘与日军作战，要他率部向金塘一线进发，掩护第60军撤退。

　　黄福荫一听头就大了。

　　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

　　在向金塘进发的路上，黄福荫遇见撤下来的第60军通信营营长，后者告诉黄福荫，说：“第60军已经撤了，你别再往前去了。日军正往通城攻击，你就一个营的兵力，再往前的话会被日军吃掉。”

　　黄福荫听完觉得有道理，于是停下来占领阵地，并派人报告汤恩伯：第60军已经撤了，一个营再往前于事无补。

　　汤恩伯说：即使第60军撤了，你们也要顶上去，不要怕。

　　黄福荫心里说：“说谁怕了？老子在罗店都打过，有什么可怕的？”

　　老汤的命令，他黄福荫还是必须执行的。

　　黄福荫叫人在占领阵地的同时，派一部向前搜索警戒。谁知这时日军已绕道兵临通城，汤恩伯的部队已经跟日军打起来，战况十分激烈。汤派来传令兵，叫黄不要前进了，立即掉头回援通城，在城西南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汤恩伯部队撤退。

　　这一回黄福荫笑了。

　　笑完了，手下问他怎么办，黄福荫大吼：“服从命令，掩护汤司令！”

　　掩护汤恩伯部队转移后，黄福荫总算接到一个正式的命令：转赴湘西归还第18师建制。老汤还是够意思的，把黄营的情况向战区做了汇报，才有了这道命令。

　　还是说说此后的黄营长吧。

　　第18师后来被调离第54军。作为这个军的老人儿，经对换，黄福荫被调到已归第54军建制的第50师，当上了副团长。1943年，黄维出任第54军军长，将此时所辖的第198师的两个团与第14师、50师互换，黄所在的团又转划给第198师。1944年滇西腾冲反攻，黄福荫作为副团长，率部飞攀高黎贡山，从后面攻击日军，立下显赫战功……

　　东京又改主意了

　　武汉会战中，日本动用了35万人参战（9个师团、1个混成旅加其他配属部队和补充兵）；中国方面则有将近100万人（129个师、1个独立旅及其他配属部队）参战，中国军队战死将近85000人。日军战死人数，按他们的说法在7000人左右（伤将近25000人），实际死亡人数当超过10000人甚至更多。因为只富金山和万家岭两役日军就至少战死6000人。

　　武汉会战，从规模上来说，参战兵力、作战时间、战线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成为中日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格斗。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一共消耗弹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该军总共使用弹药只有13300吨，是武汉会战使用弹药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激烈。

　　虽然日军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却无法把这种军事胜利转为政治的胜利，他们像个莽汉一样，每次跳上去用手捂，打开双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39400吨以上的弹药没有使中国的抗战意志受到挫折，当东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得不正式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中日战场上的相持阶段就这样到来了。

　　这是真正的转折，所以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战。

　　对武汉会战，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战斗结束后有个论断：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不在武汉“内围”作困兽斗，而是在“外围”豫南、鄂东、赣北的“广阔天地”与日军大战，是统帅部非常正确的决策。

　　举一个例子。1937年深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打南京，首尾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真正下达南京攻略的命令时算起，还不到一个月。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何况当时日军早已越过上海）要超过九江到武汉的距离。日军自1938年7月底占领九江到10月底占领武汉，其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从上海到南京，对日军来说完全是追击战，中国军队也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但即使扣除了这一因素，仍可以判定：跟上海、南京战相比，打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在经验上确实提高了。综观武汉会战，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东西牯岭，激战千里绵延，在总体作战判断和指导上并无失误之处。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用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轻易打赢的战争。

　　赵子立从参谋的视角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认为：日军在作战上，北、中、南三路不协调，无论是后方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更好地控制进攻节奏。用他的话说，中路的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快了，北路和南路慢了。中路在10月24日就迫近了武汉外郊，此时北路第13师团、第16师团刚抵达应山，南路日军最快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还在阳新县三溪口、辛店浦以北地区转悠。北路没能遮断汉水的交通，南路没能遮断粤汉路，使中国军队可以安全撤退。

　　在赵子立看来，假如日军北路到达湖北花园、安陆以及南路到达咸宁、嘉鱼的时间能够先于或同于中路波田支队、第6师团攻入武汉的时间，那么对中国军队的转移来说将非常致命。在兵力配备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畑俊六实际上也出了问题。中路兵力的使用没问题，无论波田支队还是稻叶的第6师团，都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即使第6师团一度受阻田家镇，且在广济曾徘徊，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问题出现在北路和南路的兵力运用上。畑俊六显然更看重南路的进攻。但在使用兵力上，南路日军的战斗力却要低于北路。

　　南路虽然有第9师团这样的角色，但第27师团是从中国驻屯旅团改建而来的，是个3联队建制的师团，也就是说人手上要少很多。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了，完全属于拖后腿的主儿。作为攻略武汉的最高司令官，如果畑俊六对日军各部队的战力有个正确估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把第16师团或第3师团跟第101师团或第106师团对换，也许战果就会不太一样。

　　南北用兵的颠倒直接影响了推进速度，进而影响了战役的战略收获。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北路日军，赵子立认为也有问题，即穿越大别山是错误的。这一点跟冈村宁次的判断一样。穿越大别山，在直线距离上来说确实近，但却非常难走。如果绕一下道，经广水（湖北东北）转进，虽然看上去远，但行动速度未必慢。现实是：当更北面的第3、第10师团到达安陆时，由商城向麻城进攻的第13、第16师团仍在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越大别山，离他们的既定目标宋埠、河口镇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叫第6师团分兵一部帮助他们占领那两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着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

　　上级交给他们战争指导课的任务是，在国民“持旗提灯”的狂欢中，引导人们意识到攻占武汉并不是战争的终点。但最终战争指导课成为了看热闹的人，在这方面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们哪里知道中日战的玄机所在？绝大多数人还真是都认为：这一下子，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垮掉了！

　　事实呢？

　　武汉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广州实际上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当时中国的外援线有三条，一是西北苏联那边，一是西南缅印那边，再就是南方线，物资经香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抵内地。

　　广州一失，等于断了一条。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谈判桌那一边。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于登陆船只和兵力不足，东京本计划攻占武汉后再进行广东攻略，但没想到武汉会战打起来没完了，一时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大本营决意进行武汉会战的同时出兵广东。

　　由于广东攻略会涉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御前会议，除了陆军和海军的要员外，外务省的人也来了。

　　海军力主同时拿下海南岛，但遭陆军反对。

　　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