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
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
九一八事变
先说板垣征四郎。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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