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
但还真有人不叫他们去。
四川的刘湘（四川陆军讲武堂，四川大邑人）和云南的龙云（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昭通人）来电，说：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抗日不成，又添新乱，所以等等再说吧。他们担心李、白，实际上是担心自己。
桂系诸人中，李品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广西苍梧人）、廖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西陆川人）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老蒋真要全面抗日么？要是去了南京，还回得来么？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皱眉。
白崇禧决定回家问问夫人（马佩珠），让她作个决断。他心想，这没啥不好意思，司马懿和朱温这样的枭雄在关键事上不还是听老婆的？
白夫人的话一落地，白崇禧就决定去南京了。
她说什么了？
其实也没说什么，一句话：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这已是鼓励丈夫北飞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白崇禧之所以决定要去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北平事变与以前不同，即使他蒋委员长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蒋抗日，既为华夏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关键的是，白认为：蒋介石虽有权谋，但还不至于在这个关口上张网捕鱼，这跟当年软禁胡汉民完全是两回事，刘湘、龙云，鼠目寸光，不足为谋！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对白说：你去吧，我留在广西，编训民团，为出桂抗战作准备。我们一个留下，一个出去，退一万步说，即使蒋真有谋诈，也不敢轻易动手。
就这样，8月4日，在刘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派水陆两用飞机是蒋介石定的，白崇禧大为感动。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机场都因积水过深而无法降落，拿水陆两用飞机接白崇禧，实在是出于安全考虑。一路北飞，当日下午3点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机场风雨交加，积水还真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在下关水上机场着陆。当飞机停稳，看到舷窗外前来迎接的张群、何应钦等人后，白崇禧突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太原沦陷
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疑问了，全面抗战是唯一的通途；对日本来说，攻下平津后，下一步怎么打是一个问题。
再看一下开战时日本的军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初有7个师团：东京近卫师团、东京第1师团、仙台第2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大阪第4师团、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日俄战争前后，又编成旭川第7师团、弘前第8师团、金泽第9师团、姬路第10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小仓第12师团、仙台第13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名古屋第15师团、京都第16师团、姬路第17师团、久留米第18师团、朝鲜罗南第19师团、朝鲜龙山第20师团。但在1925年的裁军中，第13、第15、第17、第18师团被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裁掉，剩下的17个师团就成为中日开战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此外，还有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3个战车联队。但由于兵役制度非常之完善，所以在保证士兵军事素养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编成更多的师团投入战争中。
海军联合舰队则分3个，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艇55艘，完全可以自主设计和制造，规模居世界第三，但实际作战能力超过了英国，而仅次于美国。
当时日本没独立的空军，空军分属陆军和海军，共3个飞行集团，作战飞机超过3000架。由于同样具有独立的航空工业，所以完全可以成批制造。
战争爆发时，除昭和天皇裕仁、首相近卫外，陆军军部（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部（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和陆海部队的重要位子被下面这些人占据：
陆军省：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
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情报部长本间雅晴少将、通信运输部长塚田攻少将、战术战法部长下村定少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
海军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辖东京第1师团（师团长河村恭辅）、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大阪第4师团（师团长松井命）、小仓第12师团（师团长山田乙三）、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骑兵集团（集团长莲沼蕃）、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
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辖罗南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龙山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驻台湾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参谋长秦雅尚少将，辖驻台湾旅团（旅团长重藤千秋）。
驻中国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辖驻中国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
国内驻军：
东京近卫师团（师团长西尾寿造）；
名古屋第3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很快由藤田进接任）；
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熊本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
弘前第8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
金泽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
姬路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
善通寺第11师团（师团长多田骏）；
宇都宫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京都第16师团（师团长儿玉友雄，很快由中岛今朝吾接任）；
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
事变扩大化后，东京的保守派认为仍需要画出一条限制线。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说：在国内的师团（第5、第6、第10师团）抵达华北前（计划8月底在天津登陆），现地日军最远进攻到保定为止。
但河边的战争指导课只能拿意见，起不了决定作用，于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河边滔滔不绝的样子，但实际上没几个人听他的。
但石原莞尔听。他突然发现，这时候，参谋本部基本上就河边一个人支持他了。陆军省那边，只有柴山兼四郎苦苦支撑。
按石原的估计，中国军队在保定将有激烈抵抗，拿下保定后日本必须跟南京和谈。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又一跃而起，说：等会儿！
武藤笑道：我特别支持保定作战。但为了保证日本军顺利进入保定一线，有必要以一部扩展到石家庄，这样才能给南京中央军致命打击，将其彻底驱逐到该线以南。
石原说：这样真的把日本扔进全面战争的泥潭了！
武藤狡猾地否定了这一点：如果在石家庄一线捕捉到中央军主力，恰恰可以因为对其沉重一击而使南京屈服，从而避免全面战争。
在某种感觉上，当年孤傲的石原，有点说不过武藤了，或者已经没兴趣再说下去了。
武藤设想在保定跟南京中央军打一场大会战。但按日军定制，一门野战炮的定额炮弹是750发，新的作战计划拟订后，为保证会战胜利，武藤提出将这个数字翻倍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不可以满足，但需要把备战苏联的弹药挪出来一大部分；或把国内其他还没领到作战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
这正是石原担心的。因为不仅涉及炮弹，还涉及其他军用物资。按1937年夏日军弹药保有量计算，最多够15个师团打8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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