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与夏(8)

　　在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宋夏爆发战争以来，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宋朝每次均遭到惨败。然而，即便宋军在与西夏的对垒中败多胜少，宋朝毕竟国力强大，而且还可以通过限制经济贸易来扼住西夏的咽喉。宋夏的榷场贸易和民间贸易都因战事而中断，西夏百姓生活十分困难，“饮无茶，衣昂贵”，弄得怨声载道。元昊虽然与辽国结盟，但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眼见攻取宋朝一时不能得手，元昊便开始着手与宋朝议和，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掳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最初元昊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不但不肯称臣，而且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也颇高，要宋朝每年白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三万斤。对于西夏主动提出议和一事，宋仁宗却是喜出望外，立即派庞籍与西夏议和，其原则是元昊向宋朝称臣纳贡，如果元昊仍要坚持皇帝的称号也可以答应，要是能改称单于、可汗之类的当然更好。而宋朝廷内外大臣对议和一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部分大臣主张议和，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议和。

　　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便是反对议和的代表，他认为议和弊端多，而不议和的害处小得多。之前一直与西夏对垒的边关主帅韩琦也上书朝廷，认为答应西夏的议和条件对宋朝极为不利，他提出了三大害处：（1）元昊与辽国一直互相勾结，倘若宋朝答应元昊的无理要求，辽国又再提出一些增加岁币的要求，宋朝将如何应付这种局面？（2）如果宋朝只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增加一些岁币，元昊必不肯答应，这样，宋夏双方又得重新开战。（3）假如册封元昊，那么辽国君主一定会妄自尊大，不服从宋朝的意志。然而，当时上到皇帝宋仁宗，下到执政的宰相、枢密院，都惧怕再度爆发战争，准备答应西夏的无理要求。

　　就在宋朝廷决定与西夏议和时，元昊突然托出使西夏的宋使张子爽带回口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但又提出了一系列额外的通商要求：如要宋朝答应每年从西夏购买青盐十万石；宋朝廷同意西夏每年派人到宋都城开封进行贸易活动；增加每年岁币数量等。如此一来，元昊反复无常的嘴脸昭然若揭，就连之前一心想议和的宋仁宗和执政大臣们也担心宋夏一旦通商，西夏势力会迅速壮大，因此一直反对与西夏通商。

　　有意思的是，就在宋夏议和将成的时候，西夏与辽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元昊名义上是辽国皇帝辽兴宗的姐夫，娶辽兴宗的姐姐兴平公主为妻，但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联姻。耶律氏自认为是大国公主，下嫁给元昊多有委屈之处，而元昊喜新厌旧，贪婪好色，看见美女就要据为己有，因而夫妻二人的关系十分不好。耶律氏病重时，元昊竟然都不去看望，在耶律氏死后，也不派人通知辽国，引起了辽兴宗的不满。最为关键的是，元昊野心勃勃，大肆扩张，令辽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本来西夏与辽国的联盟只是出于利益，并不十分稳固，只要稍有外力，便会直接走向决裂。

　　当时贺兰山南部一带属于辽国，居住在当地的党项部落都归附了契丹，元昊派人向这些部落首领晓以“民族大义”，游说这些党项部落归附了西夏。辽兴宗听说后，勃然大怒，但还没有来得及发作，便听说贺兰山西部的党项诸部族节度使屈烈也率领五个部族的人马投奔了西夏。辽国西南面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都监罗汉奴迅速调集军队追击，结果被党项打得大败，招讨使萧达普、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人均战死。西夏元昊听说后，立即率大军前来增援党项诸部族。辽兴宗被彻底激怒了，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元昊。

　　论国力和兵力，辽国远在西夏之上。元昊听说辽兴宗御驾亲征后大为恐慌，立即主动派人与辽国议和。辽兴宗尚在犹豫，辽朝大将萧惠劝谏说：“元昊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倘若现在不加讨伐，以后恐怕就更难对付了，与西夏议和是养虎遗患的举动。”可叹的是，辽国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与西夏议和是养虎为患，宋朝廷却为能与西夏议和而欢天喜地。

　　辽兴宗最终采纳了萧惠的建议，决定亲率十万大军出征，兵分两路讨伐西夏。本来，对实力强大的辽国而言，这是一次铲平西夏的大好机会，对宋朝而言，更是坐山观虎斗的天赐良机，然而，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元昊。战争开始时，辽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深入西夏领土四百余里，西夏军队没有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最终，辽军与元昊率领的西夏大军在贺兰山脚下相遇，辽将萧惠率军攻破了西夏军队的防线，元昊被迫逃跑，萧惠率领先头部队和右翼策应部队乘胜追击。

　　元昊大败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表示愿意臣服，并亲自率领叛逃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到辽军军营中投降。已经占据绝对主动的辽兴宗一时被元昊花言巧语蒙蔽，竟然答应让元昊悔过自新，双方当场折箭盟誓。然而，元昊并非真心投降，而是心怀鬼胎，他料定辽军远离本土，粮饷不继，必然不能持久，于是故意拖延时日。就议和一事，夏辽双方使者往来近一个月。当辽军人困马乏之时，西夏军队突然向辽军营寨发动猛攻。辽军正要抵抗之时，天气忽变，刮起了大风，一时间遍地风沙，辽军根本无法张开眼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死伤不可胜计。辽兴宗侥幸逃脱，被迫班师还朝。

　　这一战对西夏意义重大，正是这一战，奠定了西夏与宋、辽三分天下的格局。元昊大获全胜后，还能审时度势，知道西夏实力仍然不及辽国，主动献出叛附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夏辽双方交换战俘，达成和议，结束了战争。此后，辽、夏边界虽不时发生一些冲突，但基本上保持着既定的局面。

　　夏辽战争结束后，西夏与宋朝最终达成和议，这就是著名的“庆历和议”。和约规定：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区一律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西夏到宋朝祝贺乾元节时，宋朝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祝贺正旦节时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冬季则赐给西夏服装费：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元昊生日时，宋朝赏赐银二千两、衣服料绢帛二千匹、杂帛二干匹。

　　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所有要求，而西夏唯一做的事就是元昊去帝号，名义上向宋称臣。实际上，宋朝由于军事无能，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还是正式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最自欺欺人的是，宋仁宗在诏书中大言不惭地声称元昊虽然对宋朝有非礼之处，但念其有悔过自新之意，并愿意归顺宋朝，因而才册封为夏国主，世世代代为宋朝藩臣，并赏赐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叶三万斤，授元昊“夏国主印”广端。

　　庆历和议达成后，元昊为了促使宋夏尽快通商，多次派遣使者到宋京师开封，请求宋朝廷开放边境地区的互市。宋朝廷最终决定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安平两处设置榷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宋夏贸易往来。

　　实际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的结束是宋朝廷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尽管这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但宋人还是对此津津乐道。后来的南宋文人评论促成庆历和议的功臣，认为宋将狄青独居首功。公平而论，狄青虽有“擅百胜之威”的威名，但并没有在宋夏战争中指挥过重大战役，更多地是扮演了救火员的角色。在宋军屡战屡败的局面下，人们热切地期待名将横空出世，常胜不败的狄青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也正是无人能企及的巨大声名，成为他被猜忌而死的根源。

　　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出身贫寒，为普通农民的儿子。他自幼习武，善骑射。十六岁时，因征赋税事与村中人争执斗殴，气愤之下来到京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宫廷卫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武将地位低下，士兵身份则更加卑贱，被称做“赤老”。在宋朝，士兵和犯人一样，都要刺字，犯人刺在脸上，士兵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的目的主要是防止他们逃跑，实际上就是古代所说的黥刑，在刺字的地方还要涂墨，墨痕一直深入皮肉，无法用水洗去。狄青的字便刺在脸上，成为他出身行伍的标志。但狄青却志向高远，有志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一次，狄青和几名士兵一起去看科举考试发榜，刚好中了进士的人从皇宫中意气风发地走出来，人人都赞叹新科进士的风采。与狄青同行的士兵感叹道：“人家当上了状元，我们却当了兵，富贵与潦倒的悬殊就是如此之大。”言语中充满强烈的自卑。狄青却不以为然地说：“话还不能这样说，还要看各人的才能。”结果这句发自肺腑的有志气的话反而被同伴当做笑柄，来取笑狄青不知天高地厚。

　　狄青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跟范仲淹一样，他时来运转的契机是元昊称帝，倘若不是宋夏战争爆发，他或许终生只能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级武官。宋夏开战后，宋军频频失利，宋朝廷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增援西北边境，狄青应召戍边，被调派到延州，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他每次与西夏军队作战，总是戴上铜面具，冲锋陷阵，将生死置之度外，受伤后仍顽强杀敌，而且往往取得胜利。西夏将士对其十分畏惧。

　　当时，尹洙为陕西路经略判官，他与狄青谈论兵法，一见如故，认为狄青是一名难得的帅才。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尹洙郑重其事地向西北边关主帅范仲淹和韩琦推荐狄青，说“此良将才也”。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也认为是一个人才，非常器重他。范仲淹还特别将一部《左氏春秋》赠送给狄青，并对狄青说：“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意思是说，作为将领，如果不博古通今，仅仅是匹夫之勇，有勇而无谋者必然失败。从此以后，狄青开始认真读书，将秦、汉以来有名将帅的用兵之道牢记于心。

　　这里特别要提到范仲淹对待文武两事的态度，从他教育狄青习文的话中，可见宋朝重文轻武的浓厚时代风气。宋朝大儒张载年轻时有志于边事，宋夏战争期间，张载上书给边帅范仲淹，陈述关于用兵的谋取略和计划。范仲淹得知其有志投笔从戎，反而责备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力劝张载钻研《中庸》。张载后来成为著名儒者，开创了“关学”的学说。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有“儒将”之称的范仲淹心目中，也一样是文重武轻。可以说，在北宋一朝，重文轻武已经流为社会的习俗。

　　随着狄青知名度越来越高，被任命为泾州（今甘肃泾州）都监，开始独立带兵作战，成为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

　　狄青由一个普通士兵迅速擢升，成为名震一方的将领，由此引来多方嫉妒。与范仲淹交好的余靖也很推崇狄青的作战勇猛，但当宋朝廷开始重用狄青独当一面时，他却上奏说：“泾原有可忧之势，岂狄青匹夫可以当之！”表示了对武将的极度轻蔑和鄙视。

　　狄青在定州时，有一次参加主帅韩琦举行的宴会。当时韩琦召了不少妓女侍宴，有个叫白牡丹的妓女端起酒杯向狄青劝酒说：“劝斑儿一杯。”“斑儿”是指狄青脸上的刺字。一个妓女，敢公然取笑嘲讽大将，由此可见出身士兵的人如何被人轻视了。就连一向看不起狄青的韩琦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下令将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这件事后，狄青回请韩琦，邀布衣刘易作陪。席间，有优人（戏子）唱戏助兴，拿儒生开起了玩笑。刘易认为是狄青事先授意，勃然大怒，喝骂狄青说：“你不过是一个黥卒，竟敢如此！”还将面前的杯盘碟都摔了。

　　妓女和普通书生都是如此，边帅韩琦就更加轻视狄青了。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狄青立在阶下为焦用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将焦用杀了。狄青郁闷之下，总是叹息说：“韩枢密（指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然而，时势造英雄，既然有战争，就需要狄青这样的人。当时狄青被传为神话般的人物，威名远播，时人称其为“狄万”，意思是能敌万人的猛将。就连宋仁宗听说狄青的事迹后也十分仰慕，想将狄青召进京城，一睹名将的风采。刚好此时西夏军队进逼渭州，狄青必须留在前线抗敌，宋仁宗便派画师将狄青的体貌绘成图像，进呈御览。

　　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宋仁宗拜狄青为枢密副使。狄青的任命在朝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谏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强烈反对宋仁宗提拔狄青。御史中丞王举正认为狄青出身行伍，骤然担任执政大臣职务，是宋朝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甚至还以辞官威胁；左司谏贾黯也认为狄青任枢密副使有五不可；侍御史韩贽也上书认为朝廷的任命是不妥当的。但宋仁宗当时十分仰慕狄青的风范，渴望一览英雄的光彩，并未采纳这些意见。

　　当时，狄青的脸上的刺字仍在，宋仁宗特许他可以用药水洗去，但狄青却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意思是说，皇帝提拔我，并没有论门第高低、任官大小，而狄青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刺字所带来的，希望能继续保留它们，以鼓励广大士兵为国英勇杀敌立功。话说得相当铿锵有力，足以为将士们扬眉吐气，可见狄青并不以自己出身为耻，也显示出他不徇流俗的坚强个性。宋仁宗非常欣赏狄青的回答，更加坚定了任用狄青的信心。

　　狄青从此迈入执政大臣的行列，但文臣们却没有因此改变对他的态度。枢密院照例派人前去迎接狄青，狄青因为有事耽误了，枢密院使者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人影，当即恼怒地骂道：“迎一赤老，屡日不来！”“赤老”就是时人对士兵的轻蔑称呼，狄青也由此得了一个“赤枢”的外号。

　　就在狄青当上枢密副使的这一年年底，西南爆发了一场大战。当时南方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的部族首领侬智高为了摆脱交趾（今越南北部）的控制，多次向宋朝恳求内附。宋仁宗懦弱不堪，担心得罪交趾，多次拒绝了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是壮族人，其母好吃人肉，侬智高本人精通汉文诗书，气愤之下，干脆起兵反宋，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并大封文武百官。

　　兵变起时，宋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一路攻城略地，很快攻占广南（今广西、广东）九州，并包围了广州，宋军节节败退，西南大震。宋朝廷十分恐慌，宰相庞籍推荐狄青出征，狄青也上表慨然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按照北宋惯例，大军出征，应该是文人为正、武人为副、宦官监军，但狄青官任宣徽南院使，实际上已经有总领平南一切事宜的权力。可见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宋仁宗出于用人的需要，对狄青还是充分信任的，但文臣们依旧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求派宦官任守忠监军，以监视狄青。幸好谏官李兑还算清醒，说：“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举出唐朝宦官监军的前车之鉴，总算给皇帝和众文臣们泼了一盆冷水。当时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再行拖延，因此宦官监军一事终未成行。

　　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好大喜功，生怕狄青一个人独立战功，率八千步兵擅自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之前狄青屡次告诫诸将，不得轻举妄动，擅自与侬军交战。狄青认为有令不行，必然招致失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二名将领全部拉出军门斩首。此后，众将慑服。

　　此时，正是正月新春，狄青借口元宵节，命令休兵十日，并大宴将佐。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率精锐冒雨取捷径袭占昆仑关（今属广西）。侬智高失去了有利地形，无险可守，只得率军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北郊）列阵，预备孤注一掷。狄青避其锋锐，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孙沔统率中军，余靖殿后，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今属云南），广南基本平定。

　　当宋军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一具身着金龙衣的尸体，众人都认为这尸体就是侬智高本人，十分高兴，打算上奏请功。狄青却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这一方面说明狄青凡事务实，不肯贪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谨慎。可以说，狄青一直清醒地意识到帝国文臣们愤愤不平的目光正瞩目在他身上。后来果然传来消息，侬智高逃到了大理。倘若之前狄青稍有虚荣之心，贪功将尸体当做侬智高上报邀功，光那些谏官、御史的口水也足可以淹死他了。

　　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已经是宋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总揽全国军务。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朝野间广为传颂，名望日隆，成为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引发了狂热的崇拜之潮。每当狄青露面时，人群便如同潮水般涌过去，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只求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以致道路为之堵塞不通。而狄青的种种事迹，也在民间越传越神奇，甚至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军民爱戴狄青之举，纯出于自发行为，反而更加加重了皇帝和文臣们对他的猜忌。

　　狄青一直不肯去掉脸上的刺字，科第出身的王尧臣当时为枢密副使，是狄青的副手，曾当面嘲笑自己的顶头上司说：“（刺字）愈更鲜明。”对此，狄青回敬道：“莫爱否？奉赠一行。”尽管狄青没有理会这些嘲讽，但却有人牵强附会，编出一首歌谣说：“汉似胡儿胡似汉（指狄青姓狄而为汉人），改头换面总一般（指不肯去掉刺文一实），只在汾川河子畔（狄青藉贯汾州西河）。”这已经是在暗示狄青有做皇帝的企图。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初，宋仁宗上朝接见大臣后，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举止十分怪异。同日，辽国使者在紫宸殿拜见宋仁宗时，宋仁宗更加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令辽国使者大为诧异，宋朝臣则尴尬难言。宰相文彦博为了找台阶下，只好解释说皇帝喝醉了酒。此后几天，宋仁宗病情愈益沉重，天天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宦官张茂则虽然不明所以，但为了自明，不得不上吊自杀。宋仁宗的这场病突如其来，十分诡异，一个月后才开始逐渐康复。皇帝暴病的事也被与狄青联系起来，京师百姓对狄青的谣言越来越迷信。还有传闻说狄青家的狗生了角，以此异样来暗示狄青有异谋。

　　狄青对一系列针对他的谣言非常忧惧，很难想象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有心情工作。可以说，对狄青而言，当枢密使的四年，并非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恰恰是其最无所作为的四年，其间谣言中伤不断，他不得不加倍地小心谨慎。

　　当时唐朝名臣狄仁杰的后裔为了攀附狄青，说狄仁杰是狄青的远祖。古人对门第非常看重，但狄青却不愿意冒认祖宗，谢绝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梦溪笔谈》）但文臣们并没有因为狄青的谨慎而放过他。之前誉狄青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名臣均上书力请罢免狄青，但却举不出任何有力的罪证，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一场天灾大水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便是便出自欧阳修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