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
每到丧祭节令的时候，金人总要赏赐给宋徽宗一些酒食，并令他写谢表。后来谢表多了，金人便集成一册，拿到边境与南宋进行贸易的榷场去卖，总能卖得高价。
当然，宋徽宗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
而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建炎元年（1127年），跟随宋徽宗北上的大臣曹勋从金国逃回应天府，晋见了宋高宗，并献上了宋徽宗亲笔书写的半臂绢书，还有他本人写的《北狩见闻录》一书，该书记录了从随宋徽宗被俘入金营到北迁燕山前的亲身见闻，起自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初七，迄于同年六月。宋高宗看着这些血泪之书，不但没有激发出抗敌的勇气，反而生怕自己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朝臣们的坚决反对，坚持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迁到更为安全的扬州。
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
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而另一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则有千古绝唱的《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金兵入侵中原，烽火狼烟，生灵涂炭，无数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痛悲咽，体现出了中原沦陷的沧桑，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苦难。
4.太学生陈东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又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
也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重新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南宋”。
赵构，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弟，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生，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时，赵构曾作为亲王出质金营。据说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是遣还换质。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因奔走疲劳，正在一座庙里熟睡。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长江。渡江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就是庙中的泥马。这就是著名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不管“泥马渡康王”的真实性如何，赵构确实是相当幸运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入侵，宋钦宗派弟弟赵构出使金营，负责割地求和事宜。赵构之前已经有一番在金营当人质的离奇经历，亲眼见识了金兵的凶狠和残暴，而代替他的人质肃王赵枢已经被掳北上，今生今世大概都无法回到中原。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其实并不情愿接受这项使命，亲王去求和，与羊入虎口无异。但形势所迫，赵构还是出发了。他刚出京城，金兵便渡河南下。赵构又逃过了一劫。当宋徽宗、宋钦宗和所有的皇室成员被金人俘虏到北国后，赵构作为唯一逃过这场浩劫的皇子，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他毫无争议地成为新一任的皇帝。
南宋朝廷建立之初，局势十分有利，北宋的亡国之耻强烈地激发了中原军民的抗金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稳的宋高宗不得不顺应潮流，标榜“中兴”，还在即位大赦中提出“同奚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的政治口号，意思是要战胜金人，迎还宋徽宗、宋钦宗二帝。
当时主战派大臣李纲虽然被排挤出朝，但深孚重望，在士大夫和天下人中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抗金的众望所归。所以宋高宗即位后，立即任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拜为宰相。然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却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可见投降派一开始就在新朝廷中占了上风，这其实也是宋高宗真实心态的有力验证。不过，此时宋高宗刚刚即位，为了巩固皇位，还是装模作样地顺应民情，起用了李纲。但同时又任命投降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其实就是要制衡李纲。黄潜善和汪伯彦早在宋高宗登极为帝前就成为元帅府的心腹，出过不少坏主意，二人刚刚上任执政大臣，就首倡要与金人“画河为界”。
同年六月，李纲走马上任，这是他第一次入相。他执政后，一方面上疏宋高宗，认为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可必胜，建议罢和议、积极备战、改革内政、惩办张邦昌等降金官吏；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金斗争，备战抗金，打算恢复中原。当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已掀起抗金斗争，李纲推荐张所出任河北招抚使，王璦、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以组织和领导这些地区的抗金斗争，共同措划收复河东、河北失地。李纲又举荐宗泽为开封留守，重新整顿开封的守备，打算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只是，南宋王朝从建立之初，便是个只知道苟安的王朝，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投降派，并不想作真正的抵抗，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收复故土，只希望向金国投降求和，以此来换取对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宋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宋高宗却听从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手诏说：“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充分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
有这样的投降皇帝，主战派大臣注定要无所作为。宰相李纲的抗金行动不但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还受到百般破坏和阻挠。投降派汪伯彦、黄潜善及其党羽更是竭力攻击李纲建议设置的河北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竭力排挤李纲及其荐用的人。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南宋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殿中侍御史张浚趁机落井下石，弹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等。八月中，宋高宗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罪名罢李纲宰相职。李纲罢相后，招抚、经制使司随之废罢，张所等人均被贬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于金人之手，李纲所规划的所有军民之政、抗金措施，“一切废罢”，军政大权完全由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宋高宗本人则逃往江南。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年间登进士第。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张浚赶来参与了皇帝登极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之后，又受到新任宰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张浚一度依附黄潜善，对另一主张抗金的宰相李纲大加攻击，直接导致李纲被罢相。但不久后，张浚与宰相黄潜善也有了矛盾。张浚有一次在奏对中提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意思是说，要像金人经常会来攻击那样努力备战治军，以求有备无患。这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张浚因此被黄潜善排挤出朝。这件事对张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张浚首倡勤王之师，平定了苗、刘之变。宋高宗复位后，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后又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锐志北伐。
李纲在相位总共才七十五日，他的去职令天下为之震惊，愤愤不平的人大有人在。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一再领导太学生请愿上书的陈东又出现了。
陈东（1086～1127），字少阳，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十七岁时入学，后以上舍贡入太学。宋钦宗即位后，他曾率太学生伏阙上书，首论蔡京、王黼等“六贼”误国，请诛六贼以谢天下，从此一举成名，成为太学生领袖。金兵围攻京师开封的时候，他又率太学生上书请留用抵抗派将领李纲、种师道，而罢免主张割地议和的李邦彦、白时中，一时名满朝野，为天下人称道。
太学始出现于汉朝，是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后来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汉顺帝时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熹平元年（172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唐朝时设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宋神宗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宋徽宗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才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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