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四川地形复杂，加上有余玠苦心经营的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利用了山地的天时与地利，导致蒙古军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在两淮战场，淮东一带河网发达、水系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互相呼应。因此，与四川战区一样，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
相比于四川、两淮，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可以说是南宋“三边”防御体系中的软肋。实际上，荆襄战区由于“据上游之势”，在军事意义上已经超过了两淮战区。正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淮泗丢失，国家有弱的趋势，而江汉丢了，则国家必危，由此可见荆襄防线的重要性。而一方重镇的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指出：“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可见襄阳的重大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局部地域性，具备了全局性。后来蒙古攻灭南宋，也正是因为撕开了襄阳的口子。
战争开始之初，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就是说，蒙古要进攻荆襄，必须先闯过河南。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嫡系宋军，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北军”。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作罢。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最前线的邓州（今河南邓县），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矛盾，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怀不满。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号称“秦巩之豪”，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多有顾忌，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下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类似。郭胜与知州杨□素来不和，杨□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召郭胜到襄阳。郭胜不是傻子，从此真的开始有异心。不久，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准备审问郭胜。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不备，将其射死在凉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屯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此后，均州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在最前沿。这样，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轻而易举地为蒙军进攻襄阳打开了大门。
当时荆襄战区宋军最高统帅为赵范，就是在联蒙灭金后力主收复“三京”的人，应该对宋军的溃败负责，因为他父亲赵方担任过京湖制置使，在襄阳威望很高，当时赵方已死，南宋朝廷却还想利用老将的名头，于是任命赵范为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与弟弟赵葵均有所谓的名将之名，只是赵范徒有其表而已，到了襄阳后，不思进取，成天只顾花天酒地地享乐，引起荆襄宋军官兵的普遍不满。
河南不战而下后，蒙古军随即以主力进攻重镇枣阳（今湖北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赵范在襄阳城中饮酒作乐，不派兵救援。到十月底，因没有外援，枣阳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蒙古军随后移兵，大举进攻襄阳。
再来看襄阳对整个中原战局的影响。襄阳是重镇鄂州的屏障，襄阳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游，一旦不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往西，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往东，则有顺江之势；往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正因为如此，襄阳才凸现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钱塘遗事·卷六·襄阳受围》）这话实际上是说，襄阳在，则南宋在；襄阳失，则南宋亡。事实也确实如此。
正因为关系全局，自岳飞以来经过百年经营，襄阳已经城池坚固，屯有重兵，蒙古军一时无法攻进，于是只留下少量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集中力量进攻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郢州（今湖北钟祥）。
随州被蒙古军围攻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在最紧要的关头，宋将高世英带兵赶来支援，冲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进入随州城中。在入城时，高世英身中蒙军数箭，不久便伤重而死。但拼死而至的援军却给了守城宋军莫大的鼓舞，尤其是高世英的死极大地激发了宋军的斗志，随州终于顶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巍然屹立。
郢州是江汉之间的重镇，滨临汉水，城池坚固，驻有重兵。又因为是南宋的水军基地，战舰密布。蒙古军屡次进攻，却始终不能得手。蒙军主将塔思（木华黎之孙）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水陆夹击的方法攻城。他先派出五百名死士，乘坐简易木筏攻城，目的在于吸引宋军水军的吸引力。他本人则亲率主力骑兵，沿江边仰射射箭攻城。这一战中，具备绝对优势的南宋水军竟然大败，但攻城的蒙古军却没有任何作为。塔思见郢州城池坚固，料到城破绝非一日之功，加上襄阳未下，又担心襄阳宋军出击，抄了他的后路，因而就此退军，沿途抢掠大量人口、牛马后北还。
转眼到了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开始围攻宋军重镇江陵。宋军顽强抵抗，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而作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的赵范却坐镇襄阳城中，对蒙古军进攻毫不在意，朝夕酣狎，饮酒作乐。听说蒙古派奸细混入了襄阳城中后，赵范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抓捕奸细和投拜人（汉奸），弄得襄阳城中人心惶惶。蒙军主帅阔出随即集中力量进攻襄阳。等蒙古军包围了襄阳城，由于赵范为捉拿奸细闭城已久，襄阳城中没有柴草粮食积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不以为意，仍旧与众将饮酒作欢。
南宋朝廷听说襄阳被围，心急如焚，急调魏了翁督师江淮、京湖军马，并从下游调集大量兵力增援襄阳。蒙古军针锋相对，也大量增兵，加强攻势，对襄阳志在必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宋援军还没有到达襄阳，襄阳城内的宋军却因为内讧，自己为蒙古军打开了大门。
当时，原驻守镇江的都统李虎奉命率领“无敌军”（南军）赶到襄阳支援，原来驻守襄阳的王旻率领的“克敌军”（北军）开始有些不安。这种不安并非由于其他原因，而是源自前面所提到过的南宋朝廷一直以来对北军的猜忌和不信任，而主帅赵范的所作所为反而加剧了这种不自安。
二月初五，李虎无敌军到达襄阳城外，赵范有意将王旻调开回避，亲自出城迎接李虎。李虎当时慷慨激昂，说：“不因你瞒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齐东野语·卷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克敌立功。二月十四日，王旻回到襄阳，赵范又派他去守郢州。王旻十分愤慨，坚决不肯离开襄阳。二月十六日，赵范又大肆犒赏李虎的无敌军，克敌军疑心更重，流言四起。就连襄阳百姓也感到有事要发生，人心惶惶，赵范却不以为然。二月二十一日半夜三鼓时分，克敌军在襄阳城中四处放火，并持刀枪打算抢入制府辕门，被辕门守军射杀二人后，才一哄而散。克敌军点燃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才被彻底扑灭。
赵范十分恼怒，召王旻到南门城上问话。王旻刚刚到来，一旁的李虎说：“好斩。”话音未落，一旁有人抢上将王旻的头斩落。赵范随即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背心的红月号是克敌军的标志，他这话实际上下令斩杀克敌军。襄阳城中顿时一片混乱，无敌军开始剿杀克敌军，克敌军是地头蛇，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双方火拼中，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局面越来越混乱，最后连赵范也无法控制，干脆率李虎等人从西门逃出襄阳，直奔荆门。慌乱中连制司大印也丢失了，幸好后来被一个军校捡到，追到荆门献给赵范，赵范因此升他做统领以示奖赏。
赵范逃走后，襄阳忠卫军（北军）主将李伯渊焚毁城郭仓库，开城投降了蒙古，襄阳城中官民、钱粮、器械尽为蒙古所得。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南宋苦心经营一百多年，城中官民有四万七千户，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的金银盐钞等，全部落入蒙古军手里。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不仅如此，蒙古军还拆毁了襄阳的城防，放火焚毁了襄阳城，将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统治下的洛阳地区，襄阳城被扫荡得精光。自此，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重新移到江陵。赵范因坐失襄阳，被削官三秩。
襄阳失守意义重大，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失去屏障，难以坚守。自襄阳陷入蒙古军之手后，随州、郢州、荆门（今湖北荆门）的宋军守将均弃城逃跑，只有复州（今湖北天门）守将施子仁力守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于蒙古军之手。
为了进一步突破南宋的峡州—江陵—复州防线，蒙古军兵分二路，一路攻复州，进逼汉阳；一路攻枝江（今湖北枝江），进逼江陵。情形十分危急。
眼见宋军屡遭挫败，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负责处理荆襄战务。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又历来主张议和，因此名声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赵葵“端平入洛”时，他曾不顾大局，拖延粮草运输，牵制前方将帅，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军的诡计，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杜杲受此打击后，从此专意理学，无意仕途，终老田园。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场后，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
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属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他由荫补入仕。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围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杜杲率军前往救援，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二箭，但他临危不乱，依旧沉着指挥战斗，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从此展露出出众的军事才华。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北伐，打算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丘），时任淮西转运判官的杜杲说：“江淮灾荒连年，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上书反对出兵，但宋理宗不听，三个月后北伐失败，蒙古大举入侵，果然应验了杜杲的话。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今安徽寿县），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在冷兵器时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患》中所言：“兵者，国之爪也……备者，国之重也。”当时蒙古军用火炮（指发石机）攻城，威力很大，杜杲与儿子杜庶则将网用木头撑开，罩在城墙上，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宋军失去了制高点，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木楼上方有岗亭，可以装兵卒，并开有箭窗，便于弓箭手射击；下面则装有轮子，方便快速移动；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因为制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立即换上新的木楼，非常灵活。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专门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古兵。蒙古军一计不成，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孔都罩住，向宋军发动攻击。由于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据史料记载，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半年后，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与蒙古军对决，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庐州战后，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为文丽密清严，书法善行草急就章。
当时，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大臣李宗勉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以和误国”之辈。监察御史王遂也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的笑话的时候，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祖籍绛州（今山西新绛）。他出生在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即忠卫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因而刚好错过了襄阳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军主帅阔出病死军中，蒙军不得不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南宋朝廷要求新任京湖制置使的孟珙乘机收复荆襄失地。孟珙认为要收复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必须先取郢州，以打通粮道，然后再取荆门（今湖北荆门），才能制胜。他随后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便在襄阳设置重兵，重新建立军事重镇，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今河南息县、汝南）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荆鄂都统制张顺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淳祐四年（1244年），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史嵩之父丧后，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其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指史嵩之）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卿（史嵩之弟史时之之子）都站出来指责他席宠怙势，写信劝谏伯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尽管有议论种种，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他守丧期满后，宋理宗还念念不亡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结果御史谏官前赴后继，坚决阻止。史嵩之从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
史嵩之一倒，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开始受到排挤。孟珙有心无力，从淳祐六年（1246年）开始，五次申请辞职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联络孟珙，打算投降孟珙。孟珙向朝廷报告，准备受降，却不被批准。孟珙由此叹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一气之下发病而死，时年五十二岁。孟珙死后的第二年，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南宋一朝党争十分激烈，不同派系在防守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尤其体现在将领的任命上。因此，南宋一朝，将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比如之前功劳显赫的名将余玠、杜杲便是如此。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劳再大，也立即失势，处处受到制约。正因为如此，南宋将领为了保住权位，往往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因而导致南宋贿赂交结之风盛行。下面即将提到的襄阳主帅吕文德、吕文焕便是攀附权相贾似道，从而平步青云，一门公侯。南宋这种结党之风，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往往视私利重于国事，对宋造成不利影响。党派之争必然影响朝内政局，进而影响防守策略及将领人选，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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