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给你两种职业选择，一个是屠夫，一个是公务员，你会选择哪一个？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岑春煊（1861-1933）是个公务员，但也是个屠夫，与通常意义上的屠夫不一样的是，他“宰杀”的是官——贪官。
他“宰杀”的方式是弹劾，据说他一生弹劾贪官的数量比有些屠夫一辈子杀的猪都多，故人送绰号“官屠”。
岑春煊不是那种从小就苦大仇深的人，他和贪官无仇，也没有受到过他们的欺压，按照近墨者黑的原理，他的老爸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官场的大蛀虫。但岑春煊为什么会如此地憎恨贪官，我不知道，估计问他他也说不清，这就好比我们见到有些陌生人，尽管不认识，但就是看不顺眼。
我们看某人不顺眼，自然也会有某人看我们不顺眼。在岑春煊还没有踏入仕途的时候，想来看他最不顺眼的就是他的那些邻居们。岑春煊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教养并不好，自小偷鸡摸狗、上房揭瓦的坏事没少干，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像他这种人，一般不会去翻四书五经的，要读也都是四大名著之类的课外阅读。科举考试要是考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有多重或贾宝玉到底与多少女孩有过暧昧关系之类的问题，岑春煊绝对能拿高分。
遗憾的是，科举只考八股文；幸运的是，岑春煊有个好爹。
光绪五年（1879），通过家里托关系走后门，岑春煊捐官当了个主事。进入仕途后，岑春煊体会到官场不比社会，像他这种靠关系进来的人，很被同行看不起，他逐渐体会到文凭的重要性。可惜那时候没有自考和函授，岑春煊无奈，只好捡起丢下的孔老夫子，摇头晃脑读起来。
六年后，岑春煊考中举人，任候任郎中，从这一点上看，他的智商还是蛮不错的。要知道，当时考中个举人可不得了，不但名额少，而且是三年才能有一次，难度系数比今天考北大、清华高多了，所以范进这种人中举后高兴得疯掉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光绪十五年（1889），岑春煊的父亲死了。父亲的死对他的仕途影响很大，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大靠山。以前他找父亲的官场朋友办事，可以套近乎喊“叔叔”，现在就不行了，见面必须以官职或“大人”相称，逢年过节去拜见还得送礼。
那一年，27岁的岑春煊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不过是个孩子。以后，所有的一切只有靠自己了。
不过，岑春煊父亲的死去也给他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他能以五品京堂候补。虽然是个候补，但是如果只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恐怕他到了72岁也不一定能爬到这个级别。可见清朝对干部后代还是很对得起的，至于这些后代是否对得起清朝那就另说了。
三年后，岑春煊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正式步入了“高干”序列。
岑春煊，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未来在向他招手呢。
二
说实话，岑春煊的人缘不怎么样。在有限的朋友中，他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关系不错，受他们的影响，在维新变法进入高潮之后，他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这些建议获得了光绪的赏识，于是下旨将他破格提为正二品的广东布政使。
虽然岑春煊得到皇帝的赏识，但别的官员与他一直不对付，他在广东上任不足三月，就因反腐肃官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最后只好改任甘肃按察使。这一回合岑春煊处在了下风，究其原因，应该是他的后台没有对方的硬。由此，岑春煊明白了，要想真正做到屹立不倒，必须要抱住慈禧老佛爷这棵大树。
机会很快来了，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躲在京郊一小旅馆瑟瑟发抖。岑春煊获知消息后，二话没说，第一时间率领2000步骑星夜赶到，将他们救出并平安护送到西安。慈禧对此很是感激，向岑春煊保证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这笔买卖做得真是太划算了，比绑票还划算，岑春煊自从获得慈禧的好感后，想不飞黄腾达都难：先是得赏一品顶戴，任陕西省巡抚，后又历任广东巡抚、四川巡抚、山西巡抚、（３次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２次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等等。看得人眼花缭乱，估计连岑春煊自己都不记得当过什么官了。
有皇帝这个后台，又有慈禧撑腰，岑春煊可谓踌躇满志。一般他这种处于高位的人，名利对其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感觉哪个地方不舒服，马屁就会立即照顾到那地方，能给你熏得晕晕乎乎，飘飘欲仙。但岑春煊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喜欢折腾，尽管年龄已经不小，可愤青的那种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品行在他身上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清政府的吏治之滥已病入膏肓，贪腐之风积重难返，就是吃仙丹也难以续命。作为大清的臣子，岑春煊认为，能不能改变是一回事，是不是努力去改变又是另一回事。他决定为这个将倾的大厦支撑起自己的那一根稻草。
在随后的日子里，岑春煊以一己之力刮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主政到哪里，哪里的贪官就开始吃睡不香了。《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
在代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本想一次弹劾300多名地方官员，幕僚阻说如果都弹劾掉，就没有人来干活了，最后只好罢免了其中40多人。其实这些人如果真的细查，屁股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只能说被弹劾掉的运气差罢了。这还不算什么，最牛的是岑春煊在任广东总督期间，共计1400名官员着了他的道儿，乖乖回家抱孩子种田去了。岑春煊“屠官”力度之大，弄得大小官员皆谈“岑”色变，私下将他称为“猛虎”，甚至还有人悬赏百万港元将岑调出两广。就连英国人也将岑春煊称为“满洲之虎”。
岑春煊罢免一个官，就是绝了这名官员一家的活路。这名官员丢掉乌纱帽的那一刻，岑春煊也算与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结了仇。可以这么说，岑春煊得罪的人比我们见的人都多，这里面有他认识的，但更多的是他不认识的。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兔子急了还咬人，平时这些贪官都是欺压别人，这下轮到自己头上，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暗着来不行，明着来对方品级又太高，那么对付岑春煊的最好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在当时，慈禧最恨的人是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康有为曾在《清仪报》上撰文，痛骂慈禧不过是先帝遗弃的一个小妾罢了。这话的确很伤人，哪有用出身来说事的？前文也讲过，当初岑春煊和维新派是有过瓜葛的，虽然维新派现在已变成了保皇派，但岑春煊有过历史问题，这件事多半撇不开。即使真没有关系，别怕，别人也能帮你整出一点关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以庆亲王为首的一帮人，克服技术困难，使人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并送到慈禧的案头。这种移花接木的技巧在今天看来当然显得很幼稚，但在当时没有PS技术的情况下，这些人能做到这一点也真够有创造性思维的。
这一招真狠！
效果很明显，慈禧开始慢慢从岑春煊头上撤走保护伞。没有保护伞的岑春煊很快败下阵来，但他输给的不是那群贪官，而是那个时代。
三
岑春煊小时候可能不太喜欢读书，与同行相比，他的学历简直拿不出手（他虽是举人，但估计也有不少水分）。但他不像刘邦，自己是个大老粗，还积极向别人散布读书无用论。岑春煊非常重视教育，但他重视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科学教育，他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说白了，就是要进行平民化教育。但教育这玩意儿不能光喊口号，你得做点实际的事情留给后人。我们来看看岑春煊都做了哪些：
1901年他任山西巡抚时，就开始进行教育改革。随后他将原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学专斋，与英国人办的西学专斋合并成新的山西大学堂，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
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
1905年，岑春煊与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名上书请求废止科举。
在两广总督任上，他创设两广学务处，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先后开办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蚕业学堂、农村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等。
1932年，退出政治舞台的岑春煊没有颐养天年，而是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
岑春煊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再穷不能穷教育。
历史是公正的，那些只会放空话的人像写在沙滩上的字，早已被风吹走、被水抹平了。历史上关于读书发生过很多悲剧，事实证明，愚民教育的结果只能证明统治者的愚蠢。中国19世纪前后百年的屈辱不能不说没有科举考试的“功劳”。
那么，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应该是有血有肉、有健康灵魂的人。岑春煊受到的虽是旧式教育，但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已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无愧于天地的人。
四
毫无疑问，岑春煊对大清是做出突出贡献的，这要搁在现在，怎么也得给他颁发一个全国劳模之类的奖章。但就是这个被老佛爷十分器重的人，当他发现清政府如烂泥扶不上墙以后，就毫不犹豫地对那堵千疮百孔的墙踢了一脚。
墙应声而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电请清帝退位，公开宣布支持民主共和，迅速与以前的主子划清界限，翻脸比翻书还快。
1913年宋教仁遇刺，倡导讨袁的孙中山、黄兴等多次与岑春煊密晤，最后岑春煊被黄兴等人推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岑春煊被通缉，逃往南洋，过了几年流亡生活。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复辟帝制，招来举国声讨。孙中山在上海策动海军起义，讨伐袁世凯，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岑春煊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郁闷，如果袁世凯复辟成功，那当初他就没有必要踹清朝一脚。毫无疑问，这是历史的退步，岑春煊没有丝毫犹豫就回了国，并被公推为都司令。不久，又成立了军务院，岑春煊以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指挥全国讨袁军北伐讨袁。北洋军节节败退，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就在绝望中死去。而岑春煊、陆荣廷等讨袁将领和孙中山一样成为“再造共和”的伟人。
谁知护国战争刚结束，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帝制的闹剧又开始上演，岑春煊又连忙通电致讨。
这还不算完，张勋的事刚结束，段祺瑞又宣布解散国会，企图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声罪致讨。岑春煊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面后，则认为“中山计划，大处落墨，清源正本”，表示支持孙中山护法。
唉，命运对于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也真够折腾的。
这是外部战争，内部斗争也不少，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岑春煊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由于护法运动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求战后利益，日、英、美等国共倡中国南北妥协议和。岑春煊迫于国内外形势发展与北方主和。如此一来，便使北伐护法有名无实，自然遭到孙中山及部分军政府人员反对。1919年岑春煊通电辞职，随后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孙中山夺回护法领导权后，孙岑决裂，直到1924年两人在上海会面才一扫旧嫌。
男人的胸膛就是由于这么互相的包容才越来越宽广。
岑春煊，这位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了30余年不知疲倦的人，经历了维新立宪、丁未政潮、二次革命、护国与护法战争等各种大风浪，却愈挫愈勇，从不言败，也不曾倒下。他虽然没有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也不拒绝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对于孙中山的狂热，岑春煊更多的是理智，也正是他的这种理智，让他一直站在民主主义的一边。
岑春煊身上充满了叛逆的因子，他不一定忠实于效力的政府，是因为他只忠诚于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和孙中山一样，他也无愧于“伟人”的称呼。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岑春煊没有喊口号，而是直接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支持抗日。这一次，他又是用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想法。
遗憾的是，这是最后一次。
翌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于上海，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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