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房奴的话题早已不新鲜，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房价也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路高歌猛进。以前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现在是“我拿青春买房子”，奋斗一辈子，新买的蜗居还没住几天，人已经被黄土埋了半截。有人感叹现如今的社会：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其实自古以来住房紧张对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史书上对此关注度不够，并不代表没有，因为古代劳动人民一直在为温饱奋斗，“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去关心住的事情。
因此，从人们对房子的狂热程度来看，说明我们今天已经不愁吃饭的事情了，这多少也算是社会的进步吧。
关于古代住房问题，史籍上虽然介绍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寻一些蛛丝马迹的。
首先，古代没有职业的房地产开发商，房子通常都是自建的，豪华程度和自身的经济实力与投入多少银子成正比。房子是自己住的，因此在建造过程中不会出现偷工减料的事情，每一分钱都会花在刀刃上，很有质量保证，几乎没有“楼歪歪”或“楼抖抖”的事情发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
房子建好后，只要没有安全隐患，子孙后代都会在里面一直住下去，并把它当成一份家产来继承。当然也有特殊原因把其卖掉的，买房子的人就是第二代业主。总的来说，古代社会房地产市场交易的主要都是二手房，也不存在产权年限一说。
古代没有廉租房，至少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有租赁店铺的商人。隋唐时期有一个叫窦乂的人，做买卖赚了一笔钱，购置了一块闲置土地在上面盖了20间店铺，用来租给一些波斯胡人做生意，每天光房租都能收上几千钱。后来这项业务越做越大，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当然，古代这些所谓的开发商都不从事专门的房地产开发，盖房子租赁也不过是他们多元经营的一种，没有谁只靠这个来吃饭的。究其原因，其实和中国一贯的重农抑商有很大关系。在当时，商人的地位很低，无论你有多少钱。这一点让很多笃信有钱就是爷的人不明白，认为谁还能和钱有仇啊。不明白没有关系，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现在某人很有钱，但钱是他去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博得来的，我想无论他有多少，估计你也会理直气壮地鄙视吧。
但在中国古代，最不利职业开发商生存的土壤当属政策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允许商人购买大量土地。以唐朝玄宗在位时期为例，政府划拨给老百姓的宅基地的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人口数量。比如平民家庭，按规定每三口人最多只能买一亩宅基地；而贱民家庭买地，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地。也就是说，贱民去买地，即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最多也只能购买20亩地。商人在当时是属于贱民。
如果违反了怎么办？只要不掉脑袋，要多少钱给多少，肯定有不在乎的人。唐朝法律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十大板。只要你屁股坚强，还是给你打擦边球的机会的，怎么样，够人性化吧。
虽然没有开发商在里面揩油，但有间宽敞明亮的房子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是在土坯房和草棚里度过的。笔者小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已经不愁吃穿，但谁家要是能住上三间大瓦房还是很让人羡慕的。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更是被父辈誉为共产主义的标志。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住房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了。
北宋初年有个叫陶毂的大学士，他用笔记下了当时老百姓住房紧张的情景：“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子太小，只好在房子的天花板和地板中间加一层，隔成小按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小孩睡。文学描述多半有夸张的成分，但这个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此种情况在今天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这是老百姓的居住情况。百姓的苦早已司空见惯，不想当百姓你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都说现在公务员考试是千军过独木桥，古代比这惨烈，三年考一次，一个县有时候都分不到一个名额。就算你考上了进士也不一定能轮到好职位，住上好房子。甚至可以这么说，古代的公务员也照样为房子发愁——他们全是无房户。
比如唐朝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不但会写诗，还会考试，28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32岁就开始进入国家直属机关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虽然级别不高，但收入也算可以了，每月一万六千钱。照他这种身份地位，按理说在当时也属于“中产阶级”了，至少不用为吃穿发愁。吃穿是不用愁，但房子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白居易住的地方是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的四间茅屋，而且是租来的。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他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打杂的，每月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到了北宋时期，情况更甚，首都开封的房价和今天的北京有一拼，普通人不要说买房子了，就连晚上睡觉都得跑到桥洞底下打地铺，去晚了地方都没有。大文豪苏东坡，学问大得是没话说，但因为那时候没有稿费收入，开封的房子连想都不敢想。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本想风光一把，结果没有新房，做老子的干着急没办法，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方才把喜事给办了。
但最郁闷的当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也算是大文豪了，可勤勉工作几十年，却一直是租房子住。等到七十岁那年，苏辙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却还没有一个固定住所，实在有点不甘心，于是就勒紧裤腰带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小城市许昌买了一套房子。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诗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惹来抱怨。
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代官员的薪金制度有关。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朝廷是不给官员发钱的，实行的是“秩石制”，直接用粮食充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越能领到更多的粮食，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不过，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在一块儿。这还不怕，你可以把地租出去收地租，最让人郁闷的是一旦你退休不干，俸禄停发不说，连地也得交还给皇帝。所以很多官员都是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可谓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余热”奉献干净。
至于房子问题，如果你是公务员，还是能缓解一下的。比如许多官员为了办公需要，都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较好的衙署里。由于衙署是公家的，你要是不干了，对不起，那你也只好搬走另觅栖身之地了。
唐末以后，官员待遇有了一定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差不多相当于以前工资的一半，但住房问题还是需要靠自己解决。到了南宋时期，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中央政府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因此可以说，古代的公务员不过是一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破。
这还不算，当时的官员在职患病虽然可享受公费医疗，可要是离职，则只能自掏腰包了。比如著名诗人孟郊和贾岛，虽然诗写得清峭瘦硬，但退休后却都是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
有人看到这里，便心生疑问了，照你这么说古代当官的也不比普通老百姓好到哪里去啊？逻辑上是这样的，但你别忘了这些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里面有多少猫腻，那就需要写一本专著来系统说明了。
所以要想做一个与民秋毫无犯的清官是要耐得住清贫的。至于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住操守，我想就不需要本人在这里聒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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