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青帮溯源(1)

　　漕运发家的民国第一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也随着枪声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同时这一声枪响也宣告中国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民国时期。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发生，而就在战火将华夏大地炙烤得一片通红之时，却有这样一群人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有武器却不参与战争，他们没有任何政府头衔却有着自己的管辖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青帮。提起青帮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绸衣，腰间别着匣子枪，一脸的横肉，嘴上叼着烟卷，不是开赌场和收保护费，就是欺负街坊四邻抑或欺男霸女、鱼肉乡民。总之，拜现代日益发达的影像技术所赐，青帮已经成为了“旧时代的黑势力组织团伙”的代名词——不可否认，这是青帮身上一个永远也不会撕下来的标签。但是，说起青帮的起源，这一标签却不能再贴在青帮的身上，或者说在很久以前青帮并不是“黑势力组织团伙”，因为在很久以前青帮是一个以天下为重、为国为民的民间秘密组织……

　　1．以“反清”为旗帜的漕运水手

　　19世纪50年代末期，活跃在江苏北部地区的安清道友（安清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在当时流行的罗教的影响下，以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这个新的组织，即青帮的前身。安清道友在成立之初还汲取了哥老会教的规矩传统，因此可以说青帮也是安清道友和哥老会的混合产物。

　　青帮的祖师爷是罗教出身。罗教是清朝末期的一个佛家教派，也是着名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罗教教祖罗清强将个人参悟作为修习的重点，主张士人以外的普通民众通过参悟改变自己的人生。事实上，罗清强的这种主张就是一种狂热的宗教鼓动，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因而全国有很多人在这两个时期加入了罗教。

　　在明朝覆亡之后，罗教势力开始成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早在17世纪初期，翁岩、钱坚和潘清就开始在大运河上组织漕运水手和一些兵丁来发展罗教势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被青帮尊称为“三祖”。

　　18世纪初，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罗教的“反清复明”活动逐渐转入到了地下。当时，杭州（南方漕运的起点）成为了漕运水手们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就连罗教的祖庙以及“三祖”的陵墓也都在杭州，甚至“三祖”的庵堂逐渐成为了漕运水手们礼拜和集会的中心。当时，这些庵堂都是由退休的且非常有威望的水手去管理。实际上，罗教这时主要是为贫民提供临时住宿、医药、丧葬等，同时它也承担着传授一些行规的责任。

　　虽然罗教在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暂时放弃了“反清复明”的行动，开始像后来传入中国的外国教会一样帮助贫苦民众，并为稳定江南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罗教早期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所以历代的清王朝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它的存在。

　　178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开始为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影响力扩大而感到担心，于是他重申了对罗教的禁令，并动用士兵将杭州的罗教庵堂全部拆毁。有道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反而让罗教再次站在了大清王朝的对立面——罗教开始强化组织，其行动的保密性和社团组织也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罗教庵堂被拆毁之后，漕运水手们便开始转移到船上，每一个船帮中都有一条船被定义为“老堂船”，船上竖着一面绣着罗祖像的旗帜。“老堂船”取代了之前的罗教庵堂，成为了新的罗教帮徒们的集结中心。当时的罗教在转移到船上之后便分成了很多的帮派，每条“老堂船”上的头目被称为“老官”。“老官”都是辈分很高的人，由他们决定帮派中的人数、门规和帮众们的生活。可以说，“老官”就是当时罗教的实际控制者。

　　由于漕运水手一直以罗教教义为组织思想，因此在帮派的划分上也是由罗教的“三祖”衍生而来的。在19世纪初期，罗教分成了两个大帮派，一个是翁岩和钱坚两个帮派组成的“老安派”，另外一个是潘清的帮派成立的“新安派”。在分裂成为两个帮派之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开始变得更为频繁激烈，而且船帮之间的斗争冲突也开始大幅度升级。

　　19世纪20年代，随着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船帮的势力开始增长。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于大运河的漕运完全结束，再加上太平军占领南京控制整个长江下游，致使漕运水手们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困扰。在失业的巨大压力之下，船帮开始分崩瓦解。很多漕运水手在失业之后投奔了太平军等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但是也有很多人成为了私盐贩子。由于当时盐在中国是禁止私营的，贩卖私盐的利润非常巨大，于是很多漕运水手在转变为私盐贩子之后又开始拉帮结伙——因为他们需要和那些控制私盐产销渠道的盐枭打交道，没有一定的势力是根本行不通的。

　　随着漕运船帮的解体，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当时的安清道友主要是由“新安派”组成，其间也夹杂着一些私盐贩子。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安清道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组织了。

　　早期的安清道友的主要活动就是贩卖私盐。当时的苏北两淮地区是清王朝划定的12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时这一地区也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频发的地区。所以，安清道友就借助太平军和清王朝斗争的间隙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太平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被完全镇压，但是安清道友的活动区域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下游的口岸，太湖和扬州已经成为安清道友活动的主要地区。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安清道友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地。而安清道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们之前就做出过很多不义之事（林则徐曾语：“船帮水手皆凶狠之徒，或师傅盘踞老堂，或头船勒索伙党，偶遇风水阻滞，即借端勒加身工，甚至殴丁拆船，大为帮累。”），但是由于当时受罗教思想的控制，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这样做。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安清道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扶弱救困的民间组织了，河南、山东等地很多贫民的加入，使得安清道友逐渐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安清道友又和苏北最大的秘密社团哥老会联系在了一起。安清道友和哥老会最早发生联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驻扎在两淮地区的很多清军官兵在镇压捻军和剿灭盐枭的时候都成了袍哥，而很多当时失业的漕运水手也都加入了哥老会。这一时期最为着名的人物当数徐宝山，他既是安清道友的大头目，也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

　　随着时间的发展，安清道友才和哥老会在几十年之后终于融为了同一个组织。在安清道友和哥老会彻底融合之后，潘盛泰联合安清道友的其他头目重新恢复了南漕河运，称之为“安清中兴”。潘盛泰等人将新建立的船帮分为“兴武四”、“江淮四”、“嘉白”、“嘉海卫”、“杭三”、“兴武六”六个船帮。后来的青帮就开始在这六个船帮的基础上创建并发展起来——青帮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称呼，而是老百姓给他们加上去的，因为在江南“青皮”就是对一些不学无术、甚至欺男霸女的混混的称呼，而当时的安清道友中聚集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混混，所以“青帮”就这样被叫响了。

　　20世纪的前10年是青帮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青帮成员迅速发展到了十多万人。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大的帮派人数能够数以千计，而小的帮派却只有几十个人。所以，当时的青帮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欺压日益加深。

　　后来随着青帮中出现了一些“天才式人物”，一些地方的青帮开始逐渐成为了当地的“隐形政府”，他们可以私设监狱，有自己的“法律”（青帮规矩），而且他们也可以像政府一样征税——收保护费等。这些青帮中的“天才式人物”后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比如杜月笙、黄金荣等。可以说，从最初的扶弱济贫、匡扶民族大义的社会组织到最后的黑帮组织，青帮的发展历程不但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就如同一个天性善良的孩子，在一个不够美满且争吵频频的家庭中逐渐成为了一个仇恨社会的杀人犯……

　　2．神秘的近代青帮组织结构

　　青帮的组织结构一直都非常神秘，了解青帮的组织结构是了解青帮的最佳途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青帮开始发行自己的组织章程。这些章程都是以通草的形式来表述的，青帮通草的内容一般都是把公认的传统和当地的风俗结合起来，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却各自提出了一整套的内容条款。

　　近代的青帮是由“新安派”和哥老会组成的，因此近代青帮的字辈结构和帮会体系是根据“新安派”的传统帮规条目来制定的，而近代青帮的拜把仪式和香堂体系却是以哥老会的方式来制定的。

　　近代青帮的成员组织是以虚构的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些青帮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宗教体系之中的。在他们看来，青帮就是自己的“家”，入帮就是回到“家”中。这种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帮会组织的世系结构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青帮的字辈结构也是由很多的行会师徒关系的等级制度来构成的。“师父”或“老师”都是对青帮之中高一辈头目的称呼，他们在体系中的权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辈分。从理论上来说，青帮中能够招收“徒弟（新成员）”的人只能是“师父”。同时，新成员在进入青帮之后帮会会给他们一个按照辈分的字来决定他们在青帮中的身份地位。在20世纪初期，青帮中的四个字辈从低到高依次是“学”（有时候也称之为“觉”）、“悟”、“通”、“大”。因此“大”字辈是四个辈分之中最高的。

　　青帮的24个字辈是由创始人之一的金碧峰取的。青帮的通草记录显示：前四辈“清、静、道、德”是由青帮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金碧峰自己用了“清”字辈，而罗教的创始人罗清则属于“静”字辈，“陆祖”陆瀛则是“道”字辈，三个“后祖”翁岩、钱坚和潘清都是“德”字辈。

　　对于近代青帮中的最后四辈“大、通、悟、学”的起源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历史文献否认了它们是传统青帮中早期字辈结构中的一部分，认为最后四个字辈是在19世纪末期才制定出来的。而另有一些文献认为，早期的安清道友的字辈结构中只有20个字辈，其最后的“礼”字辈是在1911年才被开始授予的。

　　在近代青帮之中，辈分高的成员在青帮内很受尊重，但是这却不代表他们一定就有权力。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在最初进入青帮的时候，他的辈分是很低下的。直到晚年的时候，黄金荣才成为青帮中辈分较高的成员，但是黄金荣较低的辈分却没有限制他在青帮中的发展。黄金荣正式加入青帮的时候被称为“空子”，也就是说他是没有正式辈分的。而另一个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也是辈分很低的“悟”字辈成员，在24辈成员中他排在第23辈，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的“通”字辈成员成为他的手下。

　　青帮中的实际行使权力和正式地位在权力争夺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严重，这也是了解青帮结构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它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系在实际权力和正式字辈结构中经常出现背离的趋向；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青帮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青帮的组织结构才能够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青帮中获得极大的权力。

　　青帮中的正式组织结构有着很大的易变性，这就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成为获得实际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非常有利于个人地位在青帮中的提升，特别是结义兄弟制度。青帮中的结义兄弟制度和洪门完全不同，洪门的主要方式就是歃血为盟，而青帮的兄弟结义则以焚香和宣誓为主。

　　青帮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手下的成员组成关系网，它有利于青帮头目更好地控制帮众，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可以说，结义兄弟就如同青帮中的权力组织变动的晴雨表——当一个头目的权力和威望正在下降的时候，他可能会和比自己地位低但是却有一定权势的人结成兄弟，从而增加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地位。比如说1924年，黄金荣为了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权势地位，就和张啸林与杜月笙结成兄弟。通常来说，这种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处在上升趋势的新人和下降趋势的头目之间达成了一种互相承认的“潜在协议”，从而使得青帮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并让青帮的传承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地观察青帮的发展史，兄弟结义的这种方式让青帮和政客、富商之间也建立起了不错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1927年，陈群、杨虎和法租界的青帮头目结成拜把子兄弟；后来的杜月笙也和国民党要员戴笠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而在上海的资本家中，虞洽卿和王晓籁成为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双方从合作中都获益匪浅。

　　另外，青帮中的“门徒”和“学生”也是维系青帮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门徒”和“学生”不属于同一个类型。

　　“门徒”通过正式拜师仪式进入青帮且必须服从师父的命令，因此“门徒”和师门之间保持着直接的、永久的关系，他们在青帮之中都有着一定的辈分。要想在青帮中拜师，必须要参加一个拜师仪式。“门徒”在向师父递交了拜师帖之后，经师父的同意之后，“门徒”要在“师父”和六位先生以及罗祖和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面前焚香磕头。磕头结束后，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再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水，称为“净口”，意思是青帮成员都是纯净的，是人生的“再生”。随后，师父就要向“门徒”问一些问题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门规，最后将违背门规的后果告诉他们。而此时“门徒”拜师的仪式还没有结束，直到吃完最后的晚宴才算真正完成仪式。在19世纪末，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向师父支付10元或12元作为拜师费，并换取一个青帮成员证书。

　　与“门徒”不同的是，“学生”只是把某一个头目认做是“先生”，“学生”没有字辈，所以，在青帮中“师徒”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维护秩序和传承的方式，此外，不是青帮的人也能够以投帖的方式和青帮头目建立师徒关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入帮。20世纪30年代，一些青帮头目就以帮外人建立自己的私人组织，比如说杜月笙的恒社和张仁奎的仁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