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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帮会》 作者:陈伟伟

第22章 政治图谋(2)

  黄金荣为进一步谋取经济利益,在利用华捕督察长的身份和地位与法租界当局交好的同时,还设法扩大自己在上海青帮组织中的势力。在黄金荣的“总司令部”——聚宝茶楼,他管理着那些强盗、绑匪、烟贩以及地痞流氓,同时黄金荣手下经营了许多戏院和浴室,还维护和控制着所有法租界的烟行(抽鸦片的地方)、赌场以及青楼。黄金荣还把收敛来的钱财,用于贿赂法租界巡捕房内的法国同僚以及法国上司。事实上,1924年到1925年这两年中,换了两任巡捕房的长官——特瑞塞克和悉丹。而他们之所以相继被免职,大部分原因是他们收受贿赂,并对赌博和烟行贩卖活动熟视无睹。

  但两任巡捕房长官的更替,对黄金荣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黄金荣的地位更多来自于其对法租界官场的影响,尤其在1914年到1925年之间。这其中有一种连接性——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地位,使得他结交到上海青帮的势力,这也有助于培养他自己的帮会力量,同时他依靠帮会势力,和青帮重要头目们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从他发展成为青帮成员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这其中的连接性,一环接一环便有了他最后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地位。

  在20世纪早期的上海滩内,租界与帮会以及巡捕房这三者之间就有“暧昧关系”,而黄金荣的生涯就是这种“暧昧关系”的缩影。黄金荣利用自己在巡捕房的权力,极力拓展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同时,他还压制和打击帮会内与自己为敌的人。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在法租界找到落脚地的帮会分子们纷纷投靠到黄金荣门下。并且,随着帮会分子的纷纷投靠,黄金荣在法租界和青帮组织中的权势日益增强,因此在法国当局者的眼中,黄金荣也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也可以说,黄金荣在巡捕房督察长的职位实则与他青帮“大亨”的身份有着互为补充的连接关系。

  3.黄金荣与“锦军”、“扒党”

  上海滩第一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当初之所以能够在法租界内的巡捕房得到重用、步步高升的诀窍之一,就是因为他能够笼络社会上流氓地痞的势力,善于利用人脉资源。黄金荣又利用公开公职身份扶持黑社会势力的流氓头目,给予团伙庇护和方便,然后又源源不断地享受黑社会的经济供奉,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而这种关系从黄金荣稳坐青帮老大的位子后,更有加速发展之势。为了攀上黄金荣这棵大树,上海各界的贵族名士、帮会头目、商界翘楚、流氓首领以及各个黑社会势力的头目纷纷踏入黄氏的大门,投拜其为“家师”。而黄金荣也来者不拒,全部收为部下,使得他的势力扩展渗透到了上海的各个方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上海滩霸主”。

  当时拜在他名下的流氓头目可谓多如牛毛,其中知名的有天蟾舞台的大老板顾竹轩、控制上海运粪行业的马鸿魁、好莱坞赌场的老板朱顺林、大世界的人员总管闵采臣和经理荣生、烟土贩子刘怡章、徐家汇地区的流氓头领顾玉书、杭州流氓大亨王五权等。这些人以流氓地痞起家,多从事黑社会经济等违法活动,而且手下势力广泛,不仅遍布整个上海滩,还拓展到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码头、港口。手下徒众更是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这些人投入黄金荣的门下之后,活动更为猖獗,而且就算是各种千奇百怪的丑恶行径,在“老头子”的面子照顾下,也都变得寻常不过。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由这批流氓组成的“锦军”。

  据说在当年上海滩黑社会里活跃的“锦军”,主要是由年轻漂亮的女子组成的,她们专门卖弄色相骗取他人钱财。

  在上海,盗窃这种黑社会的行当被划分为三类:黑线、白线和锦线。黑线就是在夜晚人们入睡之时,出门行动,盗取钱财;白线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暗偷;而锦线,可算是盗窃行为中最高明、技巧性最强的一种,是需要动脑策划的阴谋性活动。走锦线进行盗窃之人,大都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一般都是见机行事,巧妙便捷又不露痕迹,以色相诱骗来达成目的,所以多是由年轻貌美的姑娘来完成。不过这些女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她们个个身手不凡又心狠手辣,而且因为形成了团伙作案,其影响可惧,所以打起旗号为“锦军”。

  锦军不是黄金荣组建的,但锦军与黄金荣的关系密不可分。当时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黄金荣发现为数不少的案件都会涉及锦军,所以他对锦军的活动和手法十分赞赏,产生了一种收服锦军为自己做事的想法,而黄金荣与锦军的直接关系,是从他收锦军的一名女头目——周雅芳为徒开始的,而且还是起于一场大案。

  当时法租界雪弗利洋行的老板夫人在家中丢失了一枚贵重的钻石戒指,这起案子被上报到了巡捕房,交由黄金荣处理。经过现场勘察和询问,黄金荣已经大概了解了案件的整个过程。失窃时间大概就在当天中午的吃饭时间。当时使女到二楼太太的房间冲开水,遇到一位很年轻并且穿着时髦的高贵小姐坐在床上看报纸,看到使女进来的时候还抬头冲她点头微笑了一下,使女以为是太太的朋友,并未多想。等到下午的休息时间,太太听到使女说起午饭时二楼房间有女客人,而自己并不知情时,才引起了家里的警觉。待上房间查看,发现价值黄金二百两的大钻石戒指已经不翼而飞。

  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大白天里大摇大摆地在别人的房间穿行自如,而且遇人还能镇定自若,这样的女贼,一定是锦军里的人物,于是黄金荣很想尽快见到这个女贼。凭借黄金荣的势力,想要在上海滩布满眼线去找出一个人并非难事,所以很快调查就有了进展:江中饭店几天前住进了一位女客人,此女子名叫周雅芳,与使女描述的女贼样貌十分相像,而且她在钻戒失窃那天的下午一点多钟结账离开了饭店。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周雅芳是杭州青帮樊瑾成手下的得力干将,于是黄金荣调动他在帮会里的关系,向周雅芳传递消息。没过几天,周雅芳就带着钻石戒指到法租界巡捕房向黄金荣投案自首。黄金荣为了保全周雅芳,将追回的赃物交还给洋行老板,并致信告知:“案件经过日夜侦探,终于告破,钻戒现在已被追回,完璧归赵。不过,此次案件是外埠人所做,难以人赃俱获,所以恳请老板多多原谅,改日将亲自登门致歉,多谢理解和宽容。”

  洋行老板和夫人能够找回价值不菲的钻戒十分高兴,对黄金荣也另眼相看,也不去追究他不能将犯人逮捕治罪的责任,而周雅芳更是心悦诚服,对黄金荣感激不尽,于是投拜在他的门下。黄金荣靠着锦军的供奉,又多出一笔财富的来源,而锦军从此依靠黄金荣的势力,更加活跃于繁华的大上海,制造出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偷骗案件。据资料记载,20世纪初在上海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醇亲王古董盗窃案,就是大名鼎鼎的锦军所为。

  醇亲王受慈禧太后旨意出访德国,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准备乘船前往欧洲。醇亲王到达上海之后住进汇中饭店,等待出航日期,但是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却发生了意外。年近五十的亲王管家晚饭后到阳台纳凉,观赏上海滩傍晚落日余晖和金光闪闪的黄浦江。正当他感叹高楼的气派之时,发现隔壁的阳台上走出来一个人,是一位时髦漂亮的女子。这名女子仅穿丝质睡袍就敢于出现在开放式的阳台上,两条苗条的玉腿隐约可见。她一边抽烟,一边坐在了一张藤椅上,红艳的嘴唇和不时放在嘴边的纤长手指使管家面红耳赤,不敢多看。于是转身想回到房间,但此时一缕奇香钻入了他的鼻孔,是香烟的味道,烟丝里夹杂着麝香,非常诱人,于是管家忍不住又转身看向抽烟的女子。女子似乎明白了他的心思,很自然地笑着从烟盒中抽出了一根香烟,隔着阳台递给了管家。于是管家弯腰致谢,愉快地点燃香烟抽了起来。一支香烟没有抽完,管家就感觉到全身酥麻酸软,硬撑着走到床边,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沉睡过去。几小时之后,寒凉的夜风从敞开的阳台吹入,才将他从沉睡中唤醒。回想之前的情景,他猛然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查看行李,发现大箱子被撬,里面的数件宝贝不翼而飞。这等大事不可迟疑,管家立刻禀报熟睡中的醇亲王,并向饭店和巡捕房报失。等巡捕房派人来查看隔壁女子的房间时,早已人去楼空,空留一抹余香了。

  丢失的几件宝贝都是醇亲王从北京皇城中带出来,想到欧洲卖给古董商和收藏家的,没想到在出发前竟然被窃了。这些都是宫中流传下来的宝贝,其中有一尊康熙四十二年的竹根罗汉,是当时康熙皇帝下旨传召竹根艺人在养心殿潜心雕刻而成的,其精细的刀功和超凡的造型都达到了竹根艺术的巅峰,被奉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而管家就这样被时髦女郎迷惑,使宫廷宝物不翼而飞。人们都怀疑是锦军所为,不过有说法称,这尊竹根罗汉并未下落不明,而是成为了黄金荣的掌上之宝。不过如何会落入他的手中,这就不言自明了。

  锦军诈骗窃财的手法五花八门,当年最盛行的“放白鸽”和“仙人跳”一度泛滥,社会危害极大,使本就光怪陆离、纷乱惑人的上海滩更加邪恶丑陋。“放白鸽”就是锦军将团伙内年轻美貌的女子送出去,做有钱人家的妻妾或者姘头,待到捞足了钱财之后,再像回程白鸽一样飞回来,这是锦军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法。这些貌美如花、靠脸蛋诈骗的女子人称“拆白党”,在民国时期制造了“销魂三月,失金十万”的风流奇案,这被奉为锦军“放白鸽”的典范。

  锦军的一对“拆白党”姐妹在大世界勾搭上了来上海购货的汉口绸缎富商的儿子,并哄得这位少爷挥霍无度,整日放浪形骸,尽情享乐。这位少爷沉湎于二姐妹的柔情蜜意不可自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花去四万巨款,而少爷自己却并无察觉。某日,少爷突然接到家里来的电报,得知父亲病危,即将离世。少爷匆忙惜别两姐妹,准备回家。临行前两个小姐体贴入微,亲自帮他打点行李,收拾行装,并将一张六万元的存款单放在箱底。等少爷赶回家中,却发现父亲身体康健、精神矍铄,而家中并无人发电报,这才觉得事情蹊跷,赶忙翻看行李,却发现存款单已经不知去向了。联系上海的银行,被告知六万元已经被人取走。这个不成器的少爷,还未继承父亲的家业,就已经把“放白鸽”的风流账记在了头上。

  而“仙人跳”是比“放白鸽”更加简单的诈骗方式,目标都是富有、下流的好色之徒,上钩之后迅速出手,钱财到手就抽身,时间短,效率高。

  锦军在上海滩横行一时,为害四方却无人敢管,自然是因为靠山强大,能帮其撑住一方天下。这锦军的人马就多是黄金荣派手下亲自培养起来的。通过拐骗或者花钱买来十三到十八岁的少女,然后将这些女孩以孤儿的名义集中起来,精心培训,再按照能力和样貌分配她们做盗窃、放白鸽等诈骗活动。还有的被直接放到了青帮名下的妓院做妓女,或者被派到赌场做女招待。这些女子对黄金荣来说,都是摇钱树,他心安理得地坐享锦军供奉。其实不只是锦军,还有另外一路大军,对黄金荣也是非常孝敬,也是专门做扒窃勾当的黑社会团体,这帮人马被人们称为“扒党”。

  扒党的生存方式比起锦军来说更加铤而走险。但是他们凭借租界的特殊环境,将一帮依靠扒窃为生的流氓地痞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占据上海扒窃行业的“扒党”。这些“扒党”成员并不美化自己的行为,而是直接自称为“吃坏饭的人”。

  “吃坏饭”就是“吃不正当途径得来的饭”。这些人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普通小贼——贼眉鼠眼,蓬头垢面,而是衣着光鲜,头发整洁,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行偷盗行为的下流之辈,也不像流氓地痞,倒更像是有些家底的小开。因为做扒窃营生非常容易失手被捉,所以这些人个个身手矫健,目光敏锐,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有时候失手被逮,就要靠人脉、靠金钱来化解。所以从事“吃坏饭”的人,都要拜师入会,以求给自己找个稳定强大的靠山,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好给自己行个方便。在法租界里,这些“吃坏饭”的“扒党”小头目基本上都拜在黄金荣的门下,所以黄金荣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扒党”的行动。

  黑社会里的小头目们都有各自管辖的地段,他们长年累月地为自己打出一片天下,然后统领手下的扒党大军行盗窃扒钱之事,自己过着轻松惬意的生活,他们一般在社会上都是颇有些势力的人物。而在法租界的扒党们看来,黄金荣就是他们的靠山,对他们十分关照,既能让他们扒到一定数量的钱财,出了事情又能暗地里为他们解决,所以他们十分敬重黄金荣,也都对他忠心耿耿,尊敬有加。

  例如,如果扒党扒窃的对象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失主必定会大张旗鼓地请人调查。如果通过关系找到黄金荣,黄金荣必定会让手下的扒党头目们找出下手之人,然后把赃物交还给失主,对偷窃之人巡捕房也不再追究。当然,并非所有失主找到黄金荣都能找回失物,就算是找回来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有时候所花费的钱财甚至比最初丢失的还要多。

  这种找回失物的事情对扒党来说也相当麻烦,所以,法租界的扒党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扒窃的财物先在帮内保留四天,这期间如没有接到黄金荣要退还赃物的指示,才可公开分赃。

  黄金荣与扒党的这种关系只能是门徒这类的私下关系,因为其毕竟身居巡捕房长官的职位,不能与黑道势力的扒党公开走动。在1934年春天,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曾抓获了一名扒党成员,在他家中搜查出了一张发放津贴的名单,其中涉及法租界巡捕房十七人,公共租界巡捕房六十五人,这些人专为扒党做事,所以每个月都能领取扒党津贴。这种警界与扒手集团的尴尬关系被曝光之后,巡捕房非常没有面子,只能装腔作势声称要严惩警察内部犯罪,扫除与黑道不正当联系,当即开除了名单上的八十二人。不过,真正控制扒党的青帮大佬、巡捕房高官黄金荣,仍然衣食无忧地安居高位,从未有人去碰他。

  4.抗战中展现民族精神的青帮大佬——杜月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这对青帮头目之一的杜月笙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在这一时期,上海涌现出了许多以救亡名义为基础的民众性组织。杜月笙的好友建议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和影响力建立一个抗敌后援会,于是,杜月笙与一干青帮分子以及国民党组织部长吴开先等人在上海市发起了一个后援会。事实上,国民党并不限制民众性的抗敌组织,但他们试图让这些抗敌组织归入自己“门下”(即救亡抗敌组织在国民党的许可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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