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特恩权”，因此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并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
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权增长的起点。教会权的增长是以削弱王权的集权为代价的，必导致王权与教会权的摩擦，加剧了地方封建势力与王权的冲突。
德意志王位是因反对外部敌人这一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被确立、承认的，一旦这种外部威胁减弱或消除时，这个共同利益也就不再存在，就出现各大公爵企图扩大势力与王权相对抗的局面。
奥托一世即位后，就曾多次经历氏族公爵的一再反叛，促使其承袭查理大帝的教会改革，培植教会势力，以削弱世俗大公爵的势力。奥托完全垄断了教会权力，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不仅教区内的宗教事务，同时还被委任执行国家权力，广泛地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掌握司法大权的重任，即“奥托特恩权”。
奥托把主教纳入官职的等级制度中，因主教制没有组成一个世袭家族的危险，减小了对王权的威胁，加强了王权的核心。由于王权集权的需要，奥托二世建立了国家教会制，这种教会制还是在王权的控制下。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之所以大加干涉和控制，是因为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但也正是这样的做法，促使了双发矛盾冲突的显着，这无疑给人民带来了不言而喻的负担。
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
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大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
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在德意志地区，圣职的授职权，一直是王权的属性。教会是王权实行统治的一个支柱。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再次，为了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
后来，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教会权逐渐低落，这不但体现在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教皇对其世袭领地教皇国治理的失控。
公元9-10世纪，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了，各地豪族如堡主、伯爵各自为政，教皇统治权变得有名无实，迫于压力，教皇开始把地产长期租借给他们。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
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5.“一个新世界”
如果王权和教会权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停止，人们的生活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可是令人不愿看到的是，在现实中，双方的矛盾正愈演愈烈。
中世纪西欧，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
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
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的深入发展。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地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
1056年，亨利三世猝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
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
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
后来，这导致了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实际上就是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到11世纪下半叶，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
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
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
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其确立了“教权至上的地位”。
教皇英诺森三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并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
在法国，教皇英诺森三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腓力二世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匐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过程中，西欧各地人民的消耗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历着考验。
接下来，在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扞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还是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
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这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可是十分有利的。
于是，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其实，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而实际地来讲，应该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也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无疑是给这个“黑暗时期”添加了更为浓重的一笔。而且这种消长在各地区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
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也并非一帆风顺，它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
一直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公元10世纪至公元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并且，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也就会有强弱之别。于是，争端不断，各式各样的强迫事件也不断。
长久以来所承受的艰难并不是只给一些人带来了信任危机这么简单。借着战乱和反复的社会影响，为了填饱肚子以及怀着不同目的的各类人直接选择了偷盗或者抢劫，更有甚者拉帮结伙开始了土匪、马盗、杀手甚至海盗的职业生涯。
“在地上，上帝根本听不到。”
于是，海上的强盗似乎成了发展最迅速的掠夺者之一。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可以供他们去有所作为。所以要说起海盗的浪潮，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中世纪的西欧，因为它也是一段不可不提的海盗成长史。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遍布暗礁的海面上航行的海盗们并没有脱险。
大风和巨浪虽然有所收敛，但仍由不得他们有任何松懈，一个触礁就可能将他们之前的幸运化为灰烬。桅杆和护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每一个浪涌都感觉经历了特别长的时间。
就在风的强度逐渐减弱的时候，船长终于找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出口。
“把帆升起来！”他大声命令道，“拽动绳索！”
旁边一名双手抓在栏杆上的海盗正不知所措、两腿发抖。“为……什么？”他战战兢兢地望着周围开始行动的船员，脸上充满疑惑地自言自语。
“别问为什么！使出你们吃奶的劲！”船长听到后用他那不可动摇的气势继续大声地喊着，“拽吧！用力拽！”
然后，就见那名海盗立即松开了双手，几步就冲到了人群中。一帮努力升起风帆的海盗喊着口号，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开始奋力地拉动绳索。一些海盗踩在光滑的地方还没来得及抓住绳子的一端就摔进海里，而无情的海浪在这之前就已经从船上卷走了数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在自己什么都没做之前就死去，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一个起伏之后，帆终于升起来了。
只见船速猛地提了上来，直奔一个巨大的岩石。紧接着，一个比之前都要大的海浪来势汹汹地向他们扑来，瞬间把船头抬得很高很高。海盗们的双脚甚至快要不能踩在甲板上了。由于大风的作用，船的方向不断改变，船体的一侧更是被大浪带到礁石的旁边。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闭上了双眼，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但就在他们静静地等待碰撞到来的时候，奇迹真的发生了。
船身擦着岩石的边缘做了一个变向，而在岩石的这边，正是走出这片危险海域的捷径。海盗们居然成功了，他们自己完全不敢相信。其中一部分人只顾着去确定这一切的真假，甚至忘记了在第一时间欢呼。
可他们确实胜利了。后面的海军已经完全没了踪影，而自己则在以飞快的速度离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之地”。
欢呼和雀跃的声音又一次在这艘海盗船上沸腾了起来。稍后，幸存下来的秃头海盗也再次用肢体表达了对上帝的感谢。
这时，一个手掌突然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看来，我以后不得不跟你一起做祈祷了。”原来是同样幸存下来的高个子海盗。他全身湿透，另一只手里还抓着他那竟然还留了下来的头巾。
“……似乎这里，上帝能够听得到。似乎在这里，上帝真的能够听得到！”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或许会像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样，来继续今后的生活。而不管怎样，在另一面，欧洲大陆上，历史和文明都确实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近代欧洲成为世界进步的火车头，从近代欧洲诞生的近代文明以其巨大的影响左右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走向。人权、民主、法制、共和、科学等观念，今天已为世人广泛接受。
而近代欧洲文明就是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海盗的黄金时代也在这之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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