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寻欢作乐(2)

　　于是，高太后下旨，罢了蔡确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出知陈州，罢了韩缜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颍昌府，罢了章惇的知枢密院事。司马光进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尚书右丞李清臣进尚书左丞，吏部尚书吕大防进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范纯仁为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硃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侍读，朝请郎傅尧俞兼侍讲，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

　　高太后令司马光与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等人制定役法。

　　高太后重用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批守旧派。这批人多反感新法，所以方向一致，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翻新法。

　　司马光素与苏轼交善，所以，少不得把这位大才子弄到自己身边，荐举他为中书舍人。司马光大权在握，党派形成，又有高太后做后台，于是，果断地废除了“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欲恢复“差役法”。

　　司马光以为章惇等人被贬，朝中纵便还有一些维护新法的官员，但自知威信不如章惇等，多不敢言，却不想，还是有人敢顶撞于他。这个人便是他的好友苏轼。

　　从战线上讲，苏轼应属于旧派系，和司马光一个阵营，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只是，苏轼在推翻新法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推翻新法不易太猛，须循序而进，又认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处，而司马光力主恢复的差役法也有弊端，应与王安石的新法内容整合完善才对。司马光对苏轼是尊重的，仔细地听了他的意见，没有表态。范纯仁见苏轼发言，也劝告司马光，欲速恐不达。

　　王岩叟也进言道：“求治之事不可太急，太急则恐奸人蓄意逢迎，也有体察不细之缺。”司马光道：“此事必无，不须忧也。”

　　司马光虽然谦逊，却是个固执的人，他认为新法弊端如同肿瘤，须一刀割去，越痛快越彻底，像苏轼等人这样婆婆妈妈，优柔寡断，只有让新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使日后废除，也可能死灰复燃。于是，司马光一意孤行，传令下去，五日之内，推翻免役法，推行差役法。

　　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认为限期太短，难以施行。谁知，有一人却顺应了司马光的心思，在五天内将王安石的免役法推倒，按照司马光的号令，施行了差役法。这个人就是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

　　“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司马光对蔡京大加赞赏，认为他给自己挣了面子，为自己增添了决心。在推翻新法一事上，司马光再不迟疑，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随着新法一项项被推翻，司马光一派的威望和影响力在朝廷乃至各地越来越大。只可惜，司马光身体欠佳，常常卧床难起，幸亏吕公著坚决执行司马光的路线，推翻新法的步伐仍未停止。

　　一日，司马光因病，欲让出尚书左仆射一职，高太后不许。

　　司马光道：“万岁、太后，臣身体有恙，恐难尽力，希望让文彦博文大人重回朝班。”

　　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先后任翼城知县、绛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其祖先乃春秋时期齐国陈公子完之支脉，唐末五代时，其曾祖父文崇远为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其曾祖父文崇远官至燕国公，祖父文锐为周国公，父文洎为魏国公，可谓家世显赫。文彦博处世老成、稳健，多为国家着想。然而神宗时期，其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外迁做官。

　　司马光知道如重用文彦博，则可以压服一些元老级的官员。但是，范纯仁的想法与司马光不同，他觉得朝廷需要的是更换新的血液，而非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前辈身上。他直言道：“司马大人，下官以为不妥，文太师虽然老成持重，然则年岁已长，不宜主持朝政。”

　　司马光道：“文大人虽然年迈，却报国之心无一日懈怠，正可请老先生复出。”

　　高太后也想倚重老臣，于是道：“司马爱卿，让文爱卿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如何？”

　　司马光道：“文大人贵为太师，且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臣不过一末学后进，怎敢位列老先生之上？”

　　高太后摇摇头，道：“卿不可推脱重责。”

　　司马光请辞未果，仍在首宰位上，吕公著虽为次宰，实则已行使首宰之权。

　　王安石在金陵听说朝廷变其法，起初没有在意，待听说免役法也被罢掉，复用差役法，长叹道：“一罢及此乎？”良久，王安石又道：“此法终不该罢啊。”从此，王安石忧心重重，闷闷不乐。

　　司马光虽然与王安石路线不同，但其爱惜对方之才，实希望能同朝共事，因此，在病榻之上，他曾给王安石写信，希望王安石能够重出。王安石性格耿直，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因此，拒绝出山。

　　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郁郁而死。司马光听说王安石逝世，也觉悲伤，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一派起来后，依附高太后，少不得要对哲宗指手画脚。哲宗一则年龄太小，龙威未成，二则高太后垂帘，他在龙椅上踢蹬不开，便想在龙床上找点乐子。谁想，一干大臣对他纷纷指责，认为他年纪尚小，要以学习治国方略为主，不应亲近女色。大臣们的想法是好的，古来美色误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他们却忽略了孔夫子的一句话：“食色性也。”

　　哲宗是个固执的人，套用一句俗话，就是说，他是个驴脾气的人。好啊，在朝上，我坐在龙椅上说了不算，到了后宫，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得自由，我还算个皇帝吗？哲宗觉得他这个皇帝当的有些窝囊，所以，常常在寝宫外面挂上一道“朕在学习，一干大臣勿扰”的牌子，甚至让太监李宪把了宫门，一个也不许放入。实际呢，哲宗在龙床之上，和一个姓刘的宫女行那男女间的快活之事。

　　后宫佳丽众多，哲宗虽然年龄尚小，但那刘宫女见多识广，一番口传身授，这风流之事是人之本能，比之治国方略易学了万倍，哲宗又是皇室根骨，所以很快便领会了。食髓知味之后，哲宗便对高太后和一干大臣感谢起来，心说，多谢，多谢，拜托，拜托，这大好江山就劳驾你们治理吧，朕在后宫享乐了。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逝世。高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溢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在吊唁之时，高太后和哲宗心情各自不同。高太后一脸的悲伤和惋惜之情，不住地叹道：“司马爱卿一走，试问谁将是我大宋江山的擎天柱？”哲宗表面上装出一副惋惜样，甚至还硬挤出几滴眼泪来，心里却乐开了花，暗道，走的好，走的好，你一走，就少了一个对朕指手画脚的人。

　　司马光故去，京城许多百姓听到噩耗，前往吊祭，司马光在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筹办了祭祖，汴梁城墙上画满了司马光的遗像。

　　司马光是吕公著政治上的搭档，司马光一死，吕公著顿时觉得身心一片空虚。还在几天前，司马光拉着他的手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愿君辅佐我大宋江山。”说着，司马光从病榻上挣扎着坐起来，让家人磨了墨，写了一份政表，遍论新法之害，提出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境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等等。司马光停停顿顿，一份政表，足足写了一天，才搁了笔，叹道：“只可惜光时日不长也，不能完成这些，请晦叔（吕公著字晦叔）力行。”吕公著含泪应了。

　　等司马光的葬礼结束，吕公著将政表上奏哲宗和高太后，哲宗与高太后都给以接受，并由吕公著负责施行，并封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御史中丞刘挚为尚书右丞，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侍读。

　　哲宗所敬畏的大臣司马光逝世后，除了高太后外，当朝之中他已经没有所怕的人。当然，还有一个人让他厌烦，那就是苏轼。这苏轼是他的侍读，算是哲宗的半个老师。哲宗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正因为这三分敬重，给了苏轼窥视哲宗的胆子。

　　这苏轼非寻常人氏，通观我国历史上的文人骚客，往来虽多，全才者却少之又少，苏轼算得其中一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乃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栾城，诗，词，文，画，均有常人难及的成就，与王安石、欧阳修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又与黄庭坚同列北宋四大书法家。

　　那一日，苏轼与一干大臣早朝，正巧高太后染病未出，哲宗早就让李宪打听过了，于是放心地躺在龙床上之，与刘宫女嬉笑。那高太后毕竟是心细如发的人，又是后宫之主，所以也觉得哲宗到了该大婚的年龄了，便给哲宗张罗了一个姓孟的女子，并册立为皇后。前面说过，这哲宗是个固执的人，骨子里有一种反叛心理。怎么，你给我张罗？我偏不喜欢。所以，哲宗很少去亲近孟皇后，倒是对自己物色的刘宫女颇对口味。

　　苏轼常观哲宗的气色，觉得他决非在宫内自学治国方略，加之几次被李宪挡于外面，耳中是嬉笑之声，料知小皇帝在贪图玩乐，于是抱着司马光的心血遗作《资治通鉴》来了。

　　苏轼来时，李宪正耷拉着脑袋打盹，突然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李宪做为哲宗的贴身内侍，是相当年神宗皇帝在众太监中选拔出来的。当时，北宋与西夏连年交战，西夏的武士常常大闹皇宫，神宗皇帝不得不公开选拔武林高手，李宪凭着诡异的幻阴指法和玄妙的七星步法，被海选了出来。

　　苏轼是个文人，又不会什么凌波微步的轻功，所以他刚刚接近寝宫，便惊醒了李宪。李宪瞧见是他，松了口气，道：“苏大人，你不去吟诗作画，到圣上的寝宫来干什么？”苏轼乜了李宪一眼，懒得搭理他，便硬往里闯，刚跨出一步，突然觉得身前像竖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劲风飒飒，难以逾越。再看李宪，两手拢在胸前，袖口鼓荡，显然正在运功发气。李宪看了苏轼的神色，便知他瞧自己不起，有心摔他个跟头，但见他头发已经斑白，又怕摔出个好歹来，也不敢造次，所以，掌上劲力形成一股气墙，只是阻住苏轼，并不想伤害他。苏轼虽然身材高大，但老来多病，体力还不如常人，试了几次已是气喘吁吁，只好道：“李公公，老夫要见皇上，烦请禀报。”

　　李宪指指旁边的牌子，道：“苏大人，你没看到牌子上写着吗？圣上正在研究治国方略，没空见你。”

　　苏轼气得胡子直抖，道：“狗奴才，你聋了不成？里面分明是男女欢笑的声音，难道你听不出来？”

　　“大胆，苏大人，你有几个脑袋？竟敢嘲弄万岁！”李宪喝了一声，见他出言不逊，手掌举在空中，只需轻轻一拍，便可立毙其阶下。但是，李宪并非卤莽之人，何况他文武全才，平日里对苏轼也颇有几分敬仰，于是，他按捺下心中的怒火，语气一缓，道：“苏大人，您年岁也不小了，不如趁此机会，找地方乐乐去吧。”

　　苏轼叹息一声，知道有李宪在，自己是见不到哲宗的，待要转身欲去，又一想，不能，本官身为侍读，给皇帝讲学是自己的职责，何况，我还要为天下苍生着想。想到这，苏轼便盘膝坐在台上，大声朗读《资治通鉴》。那资治通鉴乃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光阴编著而成，近三百卷，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载了十六个朝代的兴衰，是一部“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著作，司马光编这部书的本意，不但贯通历史，出自史官的责任，还起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意义。苏轼朗朗读来，里面的哲宗早就不耐烦了。

　　那刘宫女十五六岁，生得面若皎月，朱唇贝齿，肌肤白嫩，娇美可人，姿色远超孟皇后，哲宗几乎每天都要垂幸她一次。当然，很多时候，一次是不过瘾的。哲宗虽然年纪轻轻，无奈这纵欲之事，大伤身体，为了强补，太医给他配了一些龙虎斗。这龙虎斗是蛤蚧、牡蛎、青虾、韭花、松子、荔枝、党参、肉苁蓉、狗鞭、枸杞子共十种原料配成，实乃宫廷不传之秘。哲宗服后，每每像龙虎一样，精神倍增。这一次，哲宗药性刚刚上来，苏轼就来了，真是欲罢不能，心中这个气啊。

　　只听苏轼在外面念道：“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希望万岁能以史为镜，我大宋江山才能千秋万载。”当苏轼说到这句时，哲宗只好从刘宫女羊脂白玉般的身上下来，用凉水洗了一下脸，冷静了一下，边系扣子边走了出来。

　　“苏大人，你以前吩咐的功课朕还在自学，一次教这么多，不怕累坏了朕的龙体吗？”

　　“圣上英明，自然能举一反三。”苏轼见哲宗走出，慌忙站起来，恭退到台阶之下，心中却说，这男女床弟之事，最为损精耗神，你怎么不怕累坏身子呢。

　　哲宗看看苏轼怀中的《资治通鉴》，道：“想必苏爱卿此来是为了怀中之物吧。”

　　苏轼本来还想劝哲宗上朝理政，又一想，皇上之所以不肯上朝，与太后专政有关，也不能全怪他，想到这，便道：“正是。”

　　“既然这样，你把它留下，跪安了吧。”

　　“臣告退。”

　　苏轼不敢违背旨意，只好放下《资治通鉴》，跪拜而归。苏轼在前面走，李宪跟在后面，假意笑道：“苏大人慢走，苏大人小心。”

　　苏轼回头瞥了他一眼，冷冷一笑，道：“不劳公公关心，老夫虽然年迈，却不是个无能之人。”

　　李宪恼羞成怒，古代的太监，大多最怕的就是“无能”或“无用”等字眼。

　　等苏轼走远，李宪走到哲宗身边，低声道：“万岁，这老东西自恃文采出众，在您面前也摆大架子，奴才担心您的圣威有损啊。”

　　哲宗被苏轼冲了好事，心中自然有气，道：“这老小子，竟敢冲撞朕的好事。”

　　李宪趁机道：“万岁，奴才听说苏轼在外面说起皇室来，从来是先太后，后皇上，他的意思还不明摆着吗，这老小子反对王相的变法，与司马光一干人关系很铁，刚才他来时，连正眼也不看奴才一眼，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是欺万岁年少呢。”

　　哲宗一听，气便从肚子里冲到了脑门上。一日，哲宗听说高太后患病未能临朝，于是摆驾大殿，下了一道旨，把苏轼调离了京城，贬到颖州去了。

　　第二年，高太后得知了此事，才把苏轼调了回来，并任其为兵部尚书，两个月后，苏轼又任了礼部尚书。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给后世文坛竖了一块丰碑，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文坛之上，他独领风骚，但在政坛之上，他心机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