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一二十年间办事，从未出过差错，断不至于晚节不保。”司马光不紧不慢的说道，“厢军的日常供应，由枢府另外安排，不包括在这五十万贯之内；本相另外再从左右厢店宅务（宋代汴京官营房屋租赁机构。）的收入中，拨出十万贯缗钱，助修奉山陵……”
六十万贯铜钱——即使石越一向反对厚葬，但此时心里也如同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赵顼的山陵，也许将是宋太祖以后，最为简陋的一座山陵，若想想赵顼一生的抱负，石越更觉抱愧于心。然而，形格势禁，除非乱印交钞，强征役夫，他亦无法可想。
如今形势，不仅山陵要从俭，宋朝皇帝死后，惯例要赐给官员与军队的“遗物”也要省。宋仁宗死时，做礼仪使的司马光获赐的遗物便有五千贯铜钱，而现在，五品以上官员，都只能赐给象征性的遗物。而其余官员与军队之赏赐——如今看来，赵顼在遗诏中说明“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竟不是一句套话，赵顼当时肯定也想到过嗣君继位后的窘境……
石越不觉黯然，又想起眼前的局势，更觉心情沉重。
从目前他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汴京各种场合，已经开始流传朝廷将允许提前用交钞按官价交纳两税的传言……
但是，虽然相信石越决意坚持交钞的百姓、商贾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商人依旧心存疑虑。十二日颁布的政策，实际上更是收效甚微。云集于汴京的商人们，一只眼睛盯着朝廷的赋税收什么，另一眼睛却在盯着朝廷支出时，是使用交钞还是金银铜钱！商贾们不可能知道朝廷财政的底细，但他们中许多人，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
石越已经得到过曾布、蔡京、张商英、李敦敏等人不止一次的警告——官府在赵顼的丧事上越是节省，就越会打击到商人们的信心。如果商人们真的认定国库已经空空如也，那么即使赋税坚持收交钞，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样的话朝廷将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交钞，而从此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如若商人们对国库完全丧失信心，甚至会影响到石越发行“盐债”的计划。
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都是一样，越是穷，越是借不到钱。更何况，宋朝政府的信用，好得非常有限。
然而，尽管知道背后的风险，石越也无可奈何。即便赵顼的丧葬之事将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过程，但没有钱便是没有钱。别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把表面功夫做得漂亮一点，但是赏赐遗物这一样，按例无法拖延，涉及面又太广，却是无法打肿脸充胖子的。
另一方面，石越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宋朝为应付危机所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并且主要都集中在钱庄方面——消极的下令限制取款额度，虽然让许多钱庄得以苟延残喘，却也同样加剧了信用危机；至于结算钱庄，它的确可以加强流通，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不是对症之药，它着眼的是将来。
而更多的方案，却一件件被拖着。钱庄兼并法被搁置；与钱庄总社的妥协，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至于针对交钞、作坊、物价，更是全无反应，连石越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东南作坊破产的消息——当然，这不过是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所致，此时已经过了年，破产的作坊数量会慢慢减少，而大量的作坊会暂时停工，等到六月西南季风刮起后，海商大举回国，这些作坊若能够顺利的讨到钱，拿到订单后，就会慢慢恢复元气。只不过那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海商身上，“订金”这物什还能不能存在，都将成为疑问！
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作坊雇用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东南许多地方本就地少人多，这半年之内，这些人若没办法养活自己，益州的暴乱，就保不定会在东南出现……
必须要做点什么！
石越一把推开案头的文牍，站起身来，吩咐道：“备马！”
侍中王安石赐第。
“伏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淡然无极，而不可强名者，天也……”王防恭敬的双手捧着一叠写满字的纸，站在王安石面前，朗声诵读着，“……天下之治，必以三王五帝为法，若秦汉以下，局促狭隘……”
王安石穿着丧服，坐一把交椅上，微合双眼，认真的听着王防读出来的每一个字。这数千字的文章，非同小可，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的“谥议”。在这数千字里，要说明赵顼一生的功过，议定谥号、庙号，并且说明理由。大宋朝皇帝的谥议，一般都是由翰林学士撰写，然后交由两府宰臣议定，最后再南郊向上天请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明皇帝的谥号、庙号，乃是由上天赐予。对于皇帝的谥议，表面上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议定的谥号、庙号，也大都是美谥。但是，它绝对不象表面上的那样毫无意义，在谥议中，往往充斥着“春秋笔法”，而在熙宁十八年，就更显得敏感——如何评价赵顼的功过，可能就暗示了高太后垂帘期间的政治态势的走向。
如今新党在朝堂中几乎已经沦为第三势力——赵顼死前的布局，令得朝中三大势力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而其中势力削弱尤其厉害的，就是新党。今日之新党，早已经不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新党，它早已经由一个主张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集团，迅速的变异成一个因支持新法而获得既得政治利益的官员派系。与王安石执政时全然不同的是，他们在政见上与旧党、石党的分歧日益淡化，反倒是充满了个人的恩怨，个人政治利害的冲突……但是这个新党依然有其立场鲜明的一面——他们完全肯定赵顼在位十八年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将赵顼视为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反对因循守旧，主张继续变法，充实国库，开疆拓土。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管这些人是真心这么想，还只是出于政治算计，对于他们，王安石都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最根本的主张，依然是王安石的“法三王不法秦汉”、“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而且，今日的新党，虽然表面上势力不那么强大，却也前途无量——在五十岁以下的菁英官员当中，新党依然有强大的势力。旧党太老，石党太年轻，新党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却还沉潜着一大批看起来寂寂无名，却随时都有可能跨进政事堂的官员……新党绝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经历长达十年的在野生涯，王安石早已经承认自己当初推行的新法，确有不周到之处，但这十几年的成果，亦令王安石同样坚信，变法本身是对的！没有变法图强，就没有今日之大宋。大宋朝应当继续变法，应当继续开拓进取！
但旧党谨慎有余，却全无进取之心——王安石已经看出苗头，他已经预感到司马光将会全面收缩。旧党号称“君子”，但也就是这点本事，给一个家大业大的好家产，让他们好好守着，他们能够做到；但叫他们将家业发扬光大，或者在国家危险之时，转祸为福，他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如今之局势，若无石越，只是交给司马光处理，司马光的本事，也只能废除交钞，打落牙和血吞了，然后慢慢将养着，恢复元气，虽然亏馈一些家底，却也能保住家业还能流传下去。说到底，这些人名为儒家弟子，实际上遵循的，却不过是汉朝文景之治时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外加一点盐铁会议时贤良方正们的老生常谈——这已是司马光和旧党的全部本领。
在这方面，王安石永远都没办法看得起旧党的那些君子，哪怕司马光也不例外。那些个老调，王安石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选贤任能，节俭去奢，移风易俗……一千多年来，腐儒们所谓的“治道”，从来都没有变过。
而且，在王安石看来，旧党正在依赖司马光的个人威信，维持住内部的分歧；而石党的情况则更加严重。王安石承认石越的能力，也赞赏石党大抵都是些有能力，而非仅仅只会唱高调的人，但是，石越的温和变法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总有一日，它不是归于旧党的保守，便是与新党合流——也许是互相靠拢。王安石不能肯定它最终会走向哪里，但他却肯定，石党迟早会分裂，会变异……
自从接受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的任命以来，王安石知道自己的角色其实变化不大——他只是由一个在野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在朝的旁观者。
他始终保持着身在局外的清醒。
以王安石之智慧、识度，只需外界与他自己都不逼着他走上牛角尖，他就依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眼界。何况在野十年，王安石并非在固步自封，慢慢走出爱子早逝的悲痛之后，王安石便渐渐开始自省，接触所谓的“石学”，了解白水潭与西湖学院的学者们的学术。
他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
他渐渐发觉，石党在本质上只不过一个温和的新党，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各大势力都已呈现出地域化之征兆。旧党主要来自北方，而新党与石党则以南人为主力。长期控制中央政权的北人，不希望变革，希望依徇旧章；而来自南方的新兴势力，如果想要全面掌握权力，就一定要打出变法的旗帜。但南方与北方是如此不同，当新党还在的时候，石党尚可以依违其间；如今新党既已沦为第三势力，石党与旧党的合作，也就是“共患难”而已。一旦危机度过，双方是绝对无法共富贵的！
因为这些认识，王安石能够心态平和的接受新党目前状况。但是，他与赵顼名为君臣，实则情同父子，对于赵顼的盖棺定论，他却不能不关心——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赵顼去逝之后，王安石又衰老了许多。
关于去逝的皇帝，无论君臣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王安石一样，与赵顼有过那么多独特的回忆。王安石第一次见到赵顼的时候，赵顼还非常非常的年轻，君臣之间谈话，是真正的开诚布公，双方都不时的使着小性子。王安石还记得他们曾经约定，君臣之间绝不互相欺瞒——曾经有一次，王安石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情了，但他记得，是赵顼瞒着王安石去调查某项新法的执行情况，然后孩子气的质问过王安石为何欺骗他？然后被王安石反问，他瞒着自己去调查新法，难道不是欺骗么？王安石至今还记得赵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的样子。
那件事情不久后，君臣之间又和好如初。但后来终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蝗灾与流民。
在金陵的王安石经常感到后悔——也许这个世界上，谁也会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皇帝，他一心一意希望能与他信任的宰相坦诚相待，共同创造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天真的皇帝却一次次被他的宰相欺瞒，终于慢慢成长、变化，成为一个精通所谓“帝王之术”的英主。
但是，即使在他那所谓的“帝王之术”的背后，王安石依然能看见他的赤子之心——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惯于猜忌的君主，会在被王安石如此欺瞒之后，依然还保持着信任么？还有石越，若赵顼果真是个猜忌的帝王，石越的头早已经被砍过十次了。
在赵顼中风之后，王安石是陪伴他最多的臣子，也只有他知道，在赵顼那身龙袍之下，还隐藏着最纯粹的感情。
皇帝是一个真正念旧情的人。
只要有情份在，他就不会轻易忘记。所以他才会最终放过吕惠卿一马。
如果不是王安石转变了心态，如果不是十年的在野令王安石的眼界、心情都发生变化，如果不是经历过那痛心彻骨的丧子之痛……即使是复出，王安石也是感受不到这些的。
石越、司马光们，王安石了解他们的本质，他们在本质上都并非热衷于玩弄权术的人，但是，他们从未离开过汴京的庙堂之高，所以，他们都被蒙住了双眼。
“庙堂”这种东西，只会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
只有熙宁十八年的王安石，才会如此坦然的，将去逝的皇帝，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他又死了一个儿子！
王安石知道，朝堂之中，有许多的旧党官员对赵顼心怀腹诽，难保他们不会在谥议、谥号，尤其是庙号中卖弄小聪明，搞点春秋笔法。而且，在谥议中，虽然王安石可以肯定，没有人有胆子敢批评赵顼，却一定会详细提及赵顼在位时的功绩，提到哪些功绩，不提哪些功绩，提到某项政绩之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赞美之词，却是大有讲究。
王安石绝对不容许出现“谤书”！
皇帝理所应当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是王安石于公于私，都要捍卫的。
王防读的这篇谥议，乃是由翰林学士们商议所作。此时学士院一共有三个翰林学士——安焘、许将、蒲宗孟。安焘不属于任何一派，却是赵顼一手提拨的臣子，赵顼死前，还令他与李清臣一道写遗诏；许将乃是状元出身，在熙宁一朝，曾经颇受赵顼与王安石器重，王安石当年曾特意让他主持《新义报》，他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兼知开封府，几乎一只脚跨进政事堂，后来为吕惠卿所忌，被寻了个过失，贬知地方，直到熙宁十七年下半年，才重新被召回京，又拜为翰林学士。许将时年还不到五十，文武双全，不仅是大宋朝有名的神射手，还通兵法、晓军政，又善吏治、懂外交，在熙宁朝已然崭露头角，如今资历渐深，又经历过挫折磨练，是新党中极有前途的青壮派。而蒲宗孟更是不折不扣的新党，但此君与吕惠卿交好，又因生活奢侈得过份，屡受言官弹劾，几无前途可言，在学士院之地位，亦无法与安、许相提并论。因此这篇谥议，绝不可能出自他之手。
王安石听到王防一字一字读来，满篇四六之文，竟全是对赵顼的歌功颂德，而所谓“秦汉以下……盖不足论”云云，名是说赵顼之文治武功，直追尧舜，实则却全是新党的论调。他又听到谥议中，大赞赵顼“奋威武，饬边备，正马法，实府库，利器械”，又有“以兵法授诸将，以什伍教人民，诛奔军叛帅以作士气，推高爵厚禄以劝有功”云云，这其中论调，竟已不只是称赞兵制改革了，而是隐隐连保马、保甲二法也一起肯定了！他又认真听下去，却见后文更是大赞赵顼在位时，励精图治，规复河湟、灵武之不世之功，经营南海、万国来朝之深谋远虑……
王安石听得虽然极为顺耳，却也同时大感惊讶，他忍不住打断王防，问道：“究竟谥号、庙号是什么？”
王防连忙拣起最后一页纸来，细细看过，“大行皇帝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
“庙号是什么？”
“庙号……中宗！”
“中宗？中宗……”王安石皱起了眉头，中宗的确算是中兴之守成令主的庙号，但是，它配不上赵顼的功业！
“侍中。”门外，一个仆人走了过来，低声禀道：“石相公求见。”
“子明？”王安石不由得站起身来，“快请。”
2．
石越是个意外的来客，在简单的寒喧之后，宾主之间便陷入了短暂的静默。看着仿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石越和安静等待石越说出来意的王安石，随侍在王安石身后的王防明显觉得氛围有异，但他更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打破眼前的僵局，他也完全不能明白此时此刻石越为什么会突然到来。
偌大的厅中，只有放在桌案上的纸页被风吹动发出的簌簌声响。石越侧过脸看了一眼，正好看到了某页最末的几行字，“中宗？”他望着王安石，连连摇头，“不是中宗！”似乎是想要抓住这个话题，石越不等王安石说话，又马上接着说道：“这篇谥议在下与君实相公都已经看过，庙号中宗，不足以彰大行皇帝之功业！法三王不法秦汉，大行皇帝的功绩，古之帝王，惟商高宗武丁可以相提并论！”
王安石的眉毛挑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石越却如同全然没有留意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高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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