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甚至出现过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期以后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到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闭一只睁。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薄，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干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圈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空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关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或者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却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有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支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的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但范纯仁特意告诉自己这些，与辽国即将南侵、宋廷将采取的对策这些事情又有何关系？
石越这时已是一头雾水。
难道范纯仁要把这些当成辽人的罪证公布天下？但从范纯仁白天在政事堂的态度、还有他此前所说的话来看，范纯仁是希望议和，以延缓战争的……
“相公！”便在此时，侍剑捧着一卷卷轴回到了雪后轩，“不知范参政所说的，可是这幅地图？”
侍剑将卷轴高举着，恭恭敬敬递到范纯仁面前。范纯仁接过卷轴，缓缓打开，点头道：“便是这幅天下四夷图。”一面便站起身来，走到一旁桌案前，将卷轴打开，铺在案上。
石越连忙起身，走到案边。此时侍剑早已将一盏水晶灯移到案边，石越凑着灯光望去，却见这地图绘制得并不太精细，但西至大食，东至日本，南至三佛齐，天下万国，却标得甚是齐备。
范纯仁用手指从辽国女直诸部，一直划到西州回鹘、黑汗、花剌子模等国，说道：“要延缓契丹南侵，惟有将祸水西引！”
他语气虽然平静，声音也不高，但这“祸水西引”四个字，却如同在石越耳边炸了一声惊雷。石越猛地抬头，几乎是瞪着范纯仁。
但范纯仁头都不抬，只定定地望着地图，道：“契丹南侵，为的何事？因为他们没钱！朝廷不再给岁币，两国贸易又注定吃亏。除了掠夺，他们别无良策！辽国君明臣贤，难道他们不知道与朝廷开战是两败俱伤？实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既知迟早要战，不如趁着大宋陷入困境的时候开战。若侥幸朝廷心生惧意，重提岁币，自然是上策；即便不能，若一战而胜，亦可迫使朝廷签订城下之盟。”
“但如今摆在眼前，却有一条出路，能令契丹可不与朝廷开战，而坐获暴利！”
石越这时已隐隐猜到范纯仁想说什么，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计策，这样的话，竟会出自范纯仁之口。若是蔡京倒也罢了，但站在他面前的，却分明是范纯仁！
“若能遣一善辩之士，说服辽主，与西夏同盟，西掠高昌、黑汗诸国，西域诸国，焉能当契丹铁骑？我素闻西域诸国财货堆积如山，秉常所欲得者，无非土地人众而已。若辽主出兵相助，我观秉常之志，必不吝啬财货。使辽夏两国，辽得财货，夏得土地，瓜分其民众，正各得其所，秉常欲速成霸业，中兴夏国，更无不允之理。而辽主可得财货充实其府库，得俘获富裕其将士。与大宋交战，两败俱伤，徒贻天下笑；而与夏为盟，征伐西域，于辽国损伤实小。若能得胜，更不必言，纵不能全胜，掳掠人口财货，亦是契丹拿手好戏。掳得一万人，获利便是一两百万贯，其与大宋交战，纵侥幸得胜，岁币亦不过如此！万一战败，则宗庙社稷不保。其利弊如此，以辽国君臣之智，说之当不难！”
石越与侍剑完全听呆了，主仆二人，几乎都是傻呆呆地望着范纯仁，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并不仅仅是范纯仁的计策如何惊世骇俗，实是他们再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范纯仁亲口说出来的计策！
要知道，范纯仁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鬼奴之死，不惜弹劾罢免了十余个地方官员，搞得大理寺下不了台，非将那为非作歹的富商处死才肯甘休。又影响朝廷颁布敕令，令数以千计的南海庄园主陷入困境。范纯仁一直反对虐待奴婢，主张修法彻底废除良贱之别，曾经上疏请求将天下所有贱籍奴婢放归为良人。谁要说范纯仁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士大夫，石越就第一个不相信。他一直都认为，范纯仁正直而不偏激，温和又有原则。
但就是这么一个范纯仁——无论他话中说得多么委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范纯仁竟然想让人去辽国游说，鼓励辽国发展奴隶贸易！
石越凭直觉就相信这个计策是妙策，他也不止一次想过，若能令辽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方，对宋朝来说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弊。范纯仁此策，虽然可能令李秉常迅速壮大起来，但却至少可以为宋朝赢得四五年的时间。李秉常的重新壮大是迟早的事，若宋朝竟然害怕这点考验，那根本就没资格提“强大”二字。所以此策最重要的，便是为宋朝赢得的这难得的时间。
撑过这四五年，便是与辽国一战，又有何惧？！到时候只怕辽国不找宋朝麻烦，宋朝还想着要恢复幽蓟呢。
“幽燕未复，何谈一统？”太祖皇帝的这句话，是扎在每个宋人心中的刺。
但是，石越依然一时无法接受范纯仁的这种前后表现的巨大矛盾，呆了好久，他才近乎愚蠢的说了句：“范公，奈鬼奴何？！”
话一出口，石越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但此时覆水难收，亦只得呆呆地望着范纯仁，等着范纯仁翻脸。
但范纯仁只是抬起头来，望着石越，眼神中尽全是痛苦与挣扎。
“子明，奈社稷何？”范纯仁反问了一句。但这话却显然无法说服他自己，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又说道：“子明还记得你当日责我之语么？昔日魏郑公也曾劝过唐太宗，可惜唐太宗不听，这才埋下祸根，盛唐不过辉煌了百余年，就此崩溃。我方才所说，实是背圣人之教，有伤仁道。然我既无本事兼济天下，便只能退而求次，先求我中夏之民之太平安宁。春秋之义，亲疏有别，亲亲者，疏疏者，此亦天理人情。若有人身为汉人，而亲四夷，远中夏，吾不知其可！然我出此下策，实大伤阴鸷。我自束发受圣人教，凡事当以仁孝为先，汉人是人，夷狄亦是人，皆是父母生养，吾行此策，不知仁在何处？！孝在何处？！但我却始终记得子明当日责我之语，我身居两府，便当以天下为念，不能只顾念着自己干净。若此时令契丹南犯，纵能取胜，但却必有无数百姓惨死，朝廷二三十年内，更难恢复元气。我行此策，于神明有愧，于圣人有愧，然于国家百姓，可以无愧。”
范纯仁淡淡的、缓缓的说道，语言间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他所说的话，却句句出自肺腑，令石越与侍剑都不由惨然动容。推行这样的计策，对于范纯仁的折磨，他内心的痛苦，远非石越所能理解。对于石越而言，做这样的事，最多不过有点于心不忍，但对范纯仁来说，却是内心中信念的冲突与煎熬。
而他偏偏是一个信念无比坚定的人。
“然此策不能由朝廷公然推行。”范纯仁避开石越怜悯的目光，又沉声说道：“此亦是我来找子明的原因。朝廷不能公然行此不仁义之事，否则便是因小失大，传扬出去，不仅为万邦所轻，贻后世之讥，更无以面对天下万民。故此，若要行此策，必须择一人，此人须为布衣，最好不是汉人，且要能言善辩，可以见得了辽主或其身边重臣。此策亦非朝廷之策，不经政事堂，仅是子明与我之私谋。将来万一事发，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
说到此处，他霍地抬头，直视着石越。
“咎谤皆我二人当之！”石越轻轻点头，伸出掌来，与范纯仁轻轻击了三掌，又道：“便是这人选难觅。”
“此事便交给子明了。”范纯仁似是松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此事为我一生之耻。秋官掌天下之刑律，必须心怀仁心，至公无偏，方能执法无碍。我再居秋台，是辱此天下公器。此事一过，我便会自请出外……”
这又是大出石越意料，“范公……”他张口欲劝，却又想到范纯仁自责颇深，这欲辞去刑部尚书的想法，亦不过是为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范纯仁这类人，平素对己自律甚严，这时要劝，也未劝得过来，因此张开口说了两个字，竟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而且，在石越看来，这条计策，的确是卑劣、残忍。卑劣、残忍的东西，难道因为是为了所谓的“国家”，便可以变得不再卑劣、残忍么？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十分可悲的。
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卑劣、残忍就是卑劣、残忍，坏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好的东西。
只不过石越也有矛盾的一面，尽管他如此认为着，但到了要抉择的时候，他却不会有半点犹豫。这又究竟是一种虚伪，还是一种讽刺？
5．
熙宁十八年，一月六日。
雪后接连几日要阴不阴，要晴不晴的天气，令人更生烦闷。石得一的心情，便也如这天气一般，变得喜怒无常。这日清早，只因为口脂的香味有点不对，他便怀疑是婢女定购口脂时以次充好，大发雷霆，将几个婢女罚着跪了几个时辰。
在汴京的贵人中，石得一的生活并不是很奢侈。内侍的生活格调，是跟着皇帝、太后、皇后们决定的。若皇帝喜欢节俭，内侍却活得十分讲究奢侈，那是非常危险的。内侍们也会拉帮结派，熙宁朝的几大宦官，彼此间关系其实都并不如表面上的那么亲热，有个什么把柄落到别人手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石得一能有今日的地位，不正是因为他手里有别人的许多把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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