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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博物馆传奇》 作者:张庆

第17章 “欧洲最美的博物馆”—— 法国奥赛博物馆(2)

  1872年,莫奈创作了日后扬名于世的《日出·印象》。这幅油画描绘的是从远处观望阿弗乐港口晨雾中日出的景象。它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一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这幅作品本不是莫奈画作中最典型的,但是,由于一位名叫勒鲁阿的评论家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印象主义的展览会》的文章之后,此画才名声鹊起。

  该文对参展的许多作品逐一进行了嘲讽,针对莫奈的《日出·印象》,他写道:“糊墙花纸也比这海景更完整”。与这幅作品标题类似,该文作者将此次展览会戏谑地称为“印象主义的展览会”。加之莫奈本人曾经表述过“我所画的不过是印象而已”这样的观点,以及以他为首的这批年轻画家,确实注意捕捉对描绘对象的最初印象等因素,尽管这些画家中有的人并不同意这个提法,但印象主义、印象派这个称号已经是不胫而走。而渐渐地,莫奈也确立了自己在印象派画家中的领袖地位。

  然而,到了1875年,莫奈的经济上再次跌入窘境。6月,他在给马奈的信中这样写道:从前天起,已身无分文,肉铺和面包房都不再赊帐。你能够寄给我20法郎吗?

  1876年,在第二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莫奈作品18件。对于此次展览,社会上反映比较冷淡。1877年,第三次联合展览会在丢朗、吕厄的画店中举办。展出作品共252件,莫奈作品30件。为了维持生计,画家以每幅40—50法郎的低价,卖给了画商一部分作品。

  1878年3月,当卡缪生下第2个孩子的时候,莫奈又面临困境,他在写给左拉的信中说:家中无法生火,妻子又在病中,昨天我跑了一天也未借到钱。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如果明晚我付不出6百法郎,我们将被赶到街上。

  在生活的重压下,加上长期与官方沙龙对立的结果,背离了当时被多数人维护的路线,这时的莫奈已在考虑如何适时抓住机遇,改善个人处境。于是,在1880年将自己的两件作品送交了沙龙,莫奈此举被德加视为“变节”,印象派画家之间出现了裂痕。为此,莫奈没有参加第五、六次联展。

  进入80年代,大海成了莫奈新的创作源泉。此后的几年当中,在英法海岸、埃托塔等地,莫奈多次捕捉光与影的瞬间效果,创作了一批较之以前更富有冲击力的作品。1882年3月1日,第7次联合展览会开幕,据马奈说:在这里,他“发现了印象主义的全部光辉作品”。这次展览中有莫奈作品35件。

  1886年的第八次联合展览,也是最后的一次,莫奈没有参加。它标志着印象主义运动的解体。

  自1883年,当43岁的莫奈在离巴黎80公里的一座小镇上买下他的房子时,他似乎觉得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吉维尼小镇(Giverny)是法国西海岸诺曼底典型农村,位于巴黎沿塞纳河到鲁昂的中间。住所内环境幽美,景色宜人,有林荫路、花坛、池塘、小桥。而这位画家晚年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事实上,莫奈在此居住了43年之久,其间建成了他房前的小花园。又在10年后,他买下了与他的小屋隔着一条铁路遥遥相望的那片土地。莫奈在此以他的花园和水园为题,创作了不少传世的大作。莫奈定居后,便再也没有迁居。

  1889年6月,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莫奈与罗丹两位大师举办了作品的联合展出,其中包括1864—1889年莫奈的作品66件,博得了好评。

  进入90年代,莫奈创作了若干组作品,即“组画”。所谓的“组画”,就是画家在同一位置上,面对同一物象,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光照下,所作的多幅画作。比如1890年到1891年间,对同一干草垛,他分别对在不同季节的早、午、傍晚的阳光下,物体所呈现出的不同色彩,进行了多达15次的描绘。

  在进行这种创作时,他常常很早起来,满载着成车的画布,根据日光的变化,每隔两个小时改画一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组画还有《睡莲》。1900年,在丢朗、吕厄的画廊展出莫奈的《池中睡莲》组画26件,获得极大成功。

  1911年,继1879年莫奈夫人卡缪去世后,他的第2位妻子阿里斯又先他而去。这时的他深陷于悲痛之中,视力也随之下降。3年之后,莫奈47岁的长子在长期患病后不幸亡故,已是高龄的他更是形单影孤。在老朋友,曾任法国总理的克雷孟梭的劝说下,莫奈在自己的庭院中建成了长23米、宽20米、高15米的大画室,并着手创作大型装饰画《睡莲》系列。1922年3月,他决定将完成后的该大型装饰画捐献给自己的祖国,4月12日,他在“赠与书”上签了名。

  不久,由于白内障,莫奈几乎丧失了视力,甚至还被医生禁止作画。后来经过手术,视力有所恢复。1925年,85岁的老画家独自一人,又在画定室、室外投入了大型壁画的创作之中。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这件足以反映出画家对光与色认识的深度,描绘技巧娴熟的大型壁画《睡莲》,业已耗尽了他的全部心力。就在这件巨作完成的第二天,即1926年12月6日,这位仅存的印象派大师永远地告别了人间,按照既定计划,《睡莲》被安置于卢浮宫旁、原法王亨利二世王后的土伊勒宫里宫中桔园的园形大厅,作为永久性陈列品。1927年建成的该厅,被誉为“印象派的西斯廷礼拜堂”。

  最后,按照死者生前愿望,在莫奈去世的第二天上午,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之后,即将遗体安葬于当地莫奈夫人的墓地。送葬的除去一些艺术家外,还有当地的群众,以及法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之一克雷孟梭。期间并未安排讲话,也没有安排献花。就这样,大家静静地送走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大师。

  莫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对西方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印象主义,是以他为首的一批艺术家的不懈努力,突破了此前学院派的保守思想,极大地冲击了19世纪后半叶占据西方画坛统治地位的官方艺术,从而为掀开西方现代绘画史新的一页,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应该说,莫奈是印象派画家中最先获得成功的人。

  莫奈在视觉观察方面无疑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善于从光与色的相互关系中发现前人从未发现的某种现象。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光与色上,从而找到最适于表达光与色的明度差别变化的形式,他把这种光色明度差别变化从绘画的各种其他因素中抽象出来,把它提到了不可攀登的高度。

  莫奈的视觉观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非凡的,可是在这种观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所看见的东西同他所感觉和他所想象的东西之间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莫奈在1874年到1878年间在阿尔让特依所画的一些画中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创作于1872年的“阿尔让特依的帆船”。在这幅图里,中间调子代替了色彩对比,但不是借了色彩的混合,而是通过形成一种光的综合作用的色彩分解或组合。黑色已不再出现于画家的调色板,剩下的只是造成明与暗的光谱色彩,它们形成了形的实体。统一的色彩风格很自然地遍及整个画面:远景和近景,物体、水和天空,把这一切改造成为一种美妙动人的景象而浑然一片,把远景和近景连成一个整体。

  紫色和黄色的调子同河水和天空的蔚蓝色交织在一起,这些颜色的调子差别把这些自然现象区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平静如镜的河面,仿佛成了天穹的基础。几何学的透视已被忘却;它已让空气的不断运动代替了。每一种颜色单独看来十分柔和,它们的整体却又是强烈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天边焰火弥漫,白昼即将消逝的图景,一条大帆船静静地停在一片灰色的半阴影之中。

  这就是一个幻想家的直观,在烟雾缭绕、夕阳西下、一片忧郁的气氛之中,莫奈仿佛就是那光的生命,直接参与着它的逐渐熄灭。这是莫奈创作中的丰收时期,是他创作了色彩的传奇。

  对于他所创作的《睡莲》,法国医学科学院终身秘书雅克-路易?彼奈(Jacques-Louis Binet)教授这样评论道:“与《睡莲》在一起,无论是就近还是从上往下看,距离和远近都不存在。池塘变得平坦,望不到边际。这是‘平静如镜的水面’,既无纵向也无横向水流。目光不再被水流牵引……纳西斯(古希腊神话中掉入水中变成水仙花的美少年)在镜面上看不到自己。他不再站在水面之上,而是融入水中,变成了莲花”。

  最后,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莫奈绚丽的绘画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画过彩虹。

  ●梵高的信念,命运的画像为谁而画

  梵高作为欧洲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曾这样对别人说过:“人跟自然的格斗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虽然无法知道自己未来的成败,但唯一确实的就是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你也许想说我不会成功,我不在乎,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一个人总是在感情和行为之中生活着,无法脱离。”

  梵高的《自画像》是奥赛博物馆的又一个镇馆之宝,而梵高本人也用不同于世人的“热情”面对着自己的艺术人生。其实从骨子里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或者说理想才是艺术的本质。

  在精神接近崩溃的时候,梵高曾经用剃须刀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是试图用这个举动唤醒自己,制止内心愈演愈烈的疯狂;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举动。而他的自画像,就描绘着用纱布包裹住耳部伤口的自己——他的眼神中没有疼痛,只有恐惧,仿佛能倒映出那刚刚消失的风暴的影子。如果允许人们给这幅画另起一个标题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同意把它命名为《自己的伤兵》。在自己的战场上,梵高伤害了自己,又包扎着自己,并且还以一幅自画像留作纪念。

  身为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的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梵高年轻时在画店里当店员,这算是他最早接受的“艺术教育”。

  后来,梵高到了巴黎,他和印象派画家相交,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以此,人们称他为“后印象派”。但他比印象派画家更彻底地学习了东方艺术中线条的表现力,他很欣赏日本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而在西方画家中,从精神上给他更大的影响的则是伦勃朗、杜米埃和米莱。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梵高生性是十分善良的。早年,他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梵高还曾自费到一个矿区(博里纳日)里去当过教士,跟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在地板上。矿坑爆炸时,他甚至冒死救出了一个重伤的矿工。然而,在他主持的一次葬礼上,一位老人的厉声谴责使他突然变得清醒。从那开始,他才意识到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上帝,博里纳日的矿工们再也不需要上帝,当然也不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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