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5)

　　碑亭巷的侯占清是个幸存者。那天，4个日本兵抬着他“在火上燎，用以取乐。把他燎得浑身是泡，然后扔在一边……”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兵当时看到街上另有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路过去追杀，侯占清说他“肯定也会被当作‘烤猪崽’烤焦了”。王府巷的王二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日军捉住后，剥去衣服，先打断一条腿，再放出一群军犬撕咬他。王二顺拖着残腿边逃边与军犬搏斗，可那猛兽似乎饿极了，疯狂地扑咬王二顺，很快王二顺就不是它的对手了。血肉模糊的他乞求一旁的日军指挥官放了他，哪知这日本军官不仅不制止军犬的撕咬，反而抽出军刀，又砍下王二顺的另一条腿。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王二顺就这样活活地被军犬撕咬至死，直到肠子五脏拖落一地。如此恶心反胃的一幕，则让日本兵在一旁乐不可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把臭名昭著的当年日本战地记者自己报道的，近几十年来又一直被日本国内以为不大可能的“斩人比赛”的两位刽子手的事在此叙述一遍。

　　其实这件“斩人比赛”案最早是日本自己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在日军进攻南京途中的1937年12月5日，日军打至南京郊区的句容时，两位日本随军记者浅海与光本给《东京日日新闻》发了一篇题为《“百人斩”大比赛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89：78》的报道。

　　1937年12月14日，也是日本占领南京第二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又在重要位置上刊出：

　　斩百人竞赛“超纪录”向井：野田 106∶105

　　两少尉进入加赛

　　［浅海、光本、铃木特派员发自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于入南京前开创了“百人斩竞赛”这种比赛的先例。二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忙乱中创出了106∶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少尉单手提卷刃的日本刀会面。

　　野田说：“喂，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说：“我杀了106人。”

　　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结果，不管谁何时先杀超过百人的，二人马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算我们平手吧。但是我们再杀到150人，怎么样？”11日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正在搜捕残败军的向井少尉说起了“斩百人平局竞赛”的始末，“不知不觉中两方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啊。我的关孙六刀崩刃是因为我把一个人连同他的钢盔一起砍了。说好了战争结束后，就把这把日本刀赠给贵社了。11日凌晨3点，在友军的珍奇战术下搜查紫金山残敌时，我也被敌人发现了，我站在弹雨中，心想：唉，听天命吧。可是却一次都没被击中，这都多亏了这把关孙六刀。”向井少尉给记者看了这把在飞来敌弹中吸了106人血的“关孙六”。

　　在这篇报道旁，《东京日日新闻》还刊登了向井手持军刀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样一篇报道不可能有假。后来为什么没有了“150人斩”的报道了呢？因为当时这两篇“百人斩”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反感，日本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军队形象和国家声誉，这样的“杀人比赛”报道便被禁止了。

　　禁止并不说明没有“150人斩”的继续，从后一篇报道中向井的“豪言壮语”，及日本军人的争胜好斗个性，乃至日军占领南京后集体对中国人民实施大屠杀的客观情况看，笔者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两位日本刽子手必定又疯狂地屠杀过无数中国人，至于是否杀到了150人，还是200人，我们无法证明，但又有谁能证明这两个日本少尉进城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干呢？谁能证明他们在看着“友军”大开杀戒时自己则突然不动手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日军在南京屠杀30余万中国人是指他们占领南京后的时间里所残害的人数，向井和野田比赛“百人斩”纪录时，只到12月10日，距大屠杀开始还有2天时间，之后的几周恰恰是日军几乎人人参与屠杀、奸淫和抢劫的“大好时候”，在比赛中誓言要杀“150人”的两个凶神会突然停止不杀了？即使是向井和野田不杀了，“山本”、“松井”就不杀了？“山本”、“松井”杀的人就没有100、150人？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谁杀的？简直是自欺欺人！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近几十年来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之罪，竟然连这两个遗臭万年的刽子手在10日之前已经杀了106和105人的事实都想抵赖！一说“报道虚假”，一说“再好的关孙六刀也不可能一下子能杀100多个人”，又说“即使一天杀10个人，也难以创造百人纪录”云云。

　　日本有些人的无耻也是在人类史上少有的！我们虽不知向井杀百人是否就是用的一把“关孙六刀”，也不知“关孙六刀”到底能不能在几天、十几天里因砍百人的脑袋而“卷”了刃——据说“关孙六刀”是日本的名刀，因曾受过天皇的赐名而负盛名，但有一点总是基本事实：浅海等随军记者的战时报道并非写一两篇，如果他们的报道有虚假存在，相信日方和日本军方绝对不会随意让其刊登；再说，一把刀杀一百个中国人，与用十把刀杀一百人有什么区别？

　　向井与野田杀中国人的“百人斩”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即使日本有人以各种方式企图掩饰或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抹杀真相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些词语回答他们：无耻！无赖！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犯罪，其本身就应该彻底地受到惩罚与谴责，而当这个犯罪的国家还想在事实面前抵赖与否定时，它只能被全世界所唾弃！

　　日本真的永远想做这样的国家吗？

　　正义终究战胜邪恶。历史也总是公正和客观的。1947年12月初，由中国开设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对刽子手向井与野田提出起诉：

　　向井敏明、野田岩（即野田毅）在作战期间，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分充少尉小队长及副官。田中军吉隶属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会攻南京之役，因遭遇我军坚强抵抗，衔恨之余，乃作有计划之屠杀，藉以泄愤。田中军吉在京城西南郊一带，以“助广”宝剑，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达三百余名。向井敏明、野田岩则在紫金山麓，以杀人多寡为竞赛娱乐，各挥利刃，不择老幼，逢人砍杀，结果野田岩戮毙百零五人，向井敏明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日本投降后，野田岩等先后在东京被盟军总司令部缉获，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议，法庭于1948年1月27日对这两个战犯作出了死刑判决。

　　1948年1月28日，这两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被中国法警押向雨花台刑场枪决。南京市民一片欢呼。这是罪有应得的结果。

　　历史无须再为这样的鬼魂招安了。为鬼魂招安者一定是心怀鬼胎的人。

　　笔者在写完前面这些篇章时，有一天翻阅“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1939年5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其实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宝刀“关孙六”向战死的竞争对手敬献的锋刃 向井中尉在汉水战线》的报道。这篇发自日军占领我汉水东部地区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随军记者某日在一个叫寺庄的小村庄偶然见了在此奋勇作战的向井中尉。

　　向井中尉在前年的南京之役中与战友野田中尉订下斩杀百人之约，并用爱刀关孙六斩杀敌兵107人，是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南京战役之后，他剃去留了很长的胡子，与战友野田中尉再次约定要斩杀500人，并转战徐州、大别山、汉口、钟祥各地，砍杀敌兵305人。可是野田中尉在海南岛战死（其实野田没有死，战后也被作为战犯在南京被审判处死）。现在他（向井）为了实现斩杀500人的约定，一个人在奋力作战。

　　实际上向井中尉的愿望是斩杀1000人。记者询问他“关孙六锋利吗？”朴实寡言的中尉回答道：“很锋利。刀尖有一点不顺手，但我有自信，所以没关系。出征以来，我没生过病，总是在最前线，却从未负过伤，很不可思议。大概身体生来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战争吧……”

　　呵，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想包庇的刽子手！当年南京审判时肯定没有获得上面这篇我所看到的报道，否则必定还会在对向井和野田的起诉书上加进去更多的罪行。而另一种情况的猜测可能是：由于当时对这两位“百人斩”的起诉是限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因此可能没有包括他们在后面几年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写到此处，我内心的悲愤不由再度提升，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包括现在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对自己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其实一直采取的是能隐瞒就隐瞒、能抵赖就抵赖、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的态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对南京大屠杀这样十分清楚、历史早已定论的事实却总有日方发出完全不同的否定与歪曲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实，在中国进行“斩人”比赛在当时的日军中十分普遍，绝非只有向井和野田两个人所为。因为在战场上用军刀杀人，这也算是日本军人的一个传统和特点。可悲的是，日本人用的所谓的“日本刀”起源则是我们中国的刀。1939年2月28日，当日本军队横行中国时，《东京日日新闻》上还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解析日本刀》，文章这样写道：

　　日本刀之名，原本是800多年前由支那（即中国——笔者注）人所起，而日本人自身开始使用，则是在幕府时代末期国难之时。在国家危急之秋，日本人脑海中必将油然浮现出日本刀之名，这也是对日本刀之信念使然吧。不管现代武器有多先进，在决定最后胜负的短兵相接中，日本刀绝对不可或缺。此外，其对激发人的斗志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开始，军刀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与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交手之后，日军官兵更觉得使用军刀“斩杀”对方，“实在过瘾”。

　　“泽渡勇敢踏上征途，因为在南京附近的追击战中，杀入敌阵，一气砍了15人而扬名全队。”（《福岛民报》1938年4月17日）

　　“登陆以来他第一次拔刀马上就杀入敌阵，出色地砍杀了7人……”（《福岛民报》1938年3月2日）

　　“要塞攻击战斗中，我与队长角田荣一中尉杀入敌阵，连砍了26人……”（《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27日）

　　这样的报道，在南京大屠杀后期，日方的国内报纸上不断有这类宣传“战果”的新闻，刊出过不胜枚举的军刀“斩人”“事迹”。

　　显耀呵！魔鬼的本领！

　　日本人在炫耀从中国老祖宗那儿传来的宝刀的威风时，并没有思考一下应该不应该杀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相反他们把这样的锋器用来屠杀一个个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耀，真是恶魔！

　　日本军刀下的一个个幽灵将永远不会饶恕这等罪人！最最可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屠杀者竟然还要抵赖！

　　我们再来回头说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所实施的大屠杀情况——

　　其实这样的大屠杀并非只在日军进城后的前几周，而是在整个南京陷落后的全部日子。这与日本国内大本营和前方最高指挥官们的默认与纵容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曾最早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结尾处便有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难道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作者于1938年4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事实确如田伯烈所言，日军的暴行基本上一直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下，或者说日军当局明知其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军和日本大本营对南京发生的事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即使对日本自己的国民也是“尽说好话”，不说坏话，“杀人”也被冠以“英雄杀敌”之类的鼓舞“斗志”和国民士气的美丽光环。而外界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实了解很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十来位，在日军施暴最疯狂的十五六日后统统被日军赶出了南京。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些也都是那些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们通过极其困难的途径发出去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举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

　　这就是谋杀，而且是日军上下在十分清醒和理智的状态下的屠杀。这样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屠杀才是最最要命和恐怖的。

　　杀人恐怖，边淫边杀、先淫后杀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