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4)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 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 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 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 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我们都知道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拉贝式防空洞”。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大战的3个月里，日军飞机开始不断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害中国30万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这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们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许多民间防御设施不够牢固，有不少人在轰炸的震荡之中被倒塌的地洞压死。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德国人做事严谨认真，技术能力超群，他摸索出一套修建坚固耐用防空洞的经验。“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和驻京外籍使馆人员与传教士中流传开来，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这个功劳，应当给拉贝记上。

　　拉贝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信的形式告诉朋友的，而朋友又通过报纸给传播了出去——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首先是因为他本人一窍不通方可选择这一方案），付给他——建筑师500元～3 000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健康。”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活着。”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人们的心情已经被彻底地搅乱了。比如10月19日这一天，拉贝甚至非常愤怒了——

　　开始是不到凌晨2点钟，警报就响起。睡眠中的拉贝刚刚穿上第二只靴子，炸弹就已经落了下来，整个房子都在抖动。

　　“里贝，你怎么还在睡呀？”拉贝见自己的伙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呜呜——”第二次警报再度响起。

　　“喂，里贝！第二次警报了！”一般情况下，第二次警报响起，意味着更大的轰炸即至。拉贝见里贝还没有动弹，有些生气和着急了。

　　“是是是，我听到了！听到了！”里贝这回才开始起身，动作依然漫不经心似的。

　　走进防空洞，拉贝看着洞内挤得满满当当的就来气了：有个远洋公司的胖家伙，一人占了几个人的位子，把身边的妇女和小孩子挤在一边。

　　“我希望你调整一下。这里的位子本来就不多，你不能一个人占了女士和孩子的三个位子……”拉贝走过去，冲那胖子便说，结果话还没说完，不小心脚底一滑，掉进了洞内的地下水沟，臂部湿透。

　　见鬼！早晨，拉贝从洞内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子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通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

　　“这个老鸹（拉贝的外号），他做事真够认真啊！”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就是个“好人”，唯独那胖子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人够折腾人的。凌晨4点来钟，警报刚刚解除，还不到半小时，警报再起。拉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里刚站上不到几分钟，警报又解除了。原来，是一次虚传敌情：天上飞着的是蒋介石自己军队的巡逻歼击机。

　　“乱套了！”人们的嘴里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谁呢？拉贝安慰大家说：“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也算正常。”

　　话虽这么说，拉贝自己心里也很闷气，因为刚躺下，外面突然传来高射炮声——地面的部队朝天空激烈开炮开枪。“彻底乱套了！”拉贝心想，“千万别自己的炮打着了自己的飞机哟！”

　　反正炮弹落不到自己的头上，睡吧！拉贝将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头照睡。可似乎又睡不着——大早晨的，怎么办？起来洗个澡吧。

　　拉贝走进了浴室。

　　8点55分，警报又响起。“这么下去，今天就别想再干什么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没有教养了，连起码的信誉都不讲！”里贝站在门口对着天空直骂。

　　9点55分时，警报又解除，敌机没有在天空出现，据说日本人的飞机飞过南京，到了北边什么地方去了。

　　真是活见鬼！

　　中午12点15分，警报再次响起。“别管它，估计又是放空炮！”许多人对此漫不经心了，连一向认真的拉贝也没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报不警报了，反正第二次警报响后还来得及进洞里。

　　“轰隆——”突然，一声巨响就在拉贝他们的附近。“快快！快进洞！”这回是真轰炸了！

　　拉贝等惊慌失措地刚钻进防空洞，便听见天空中激烈的炮击声。有胆大的人从洞口探出头往上面看——阳光下，数架飞机也搞不清是敌机还是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反正在天上打成一团，地面的炮火更是雷霆万钧般射向空中……

　　日军飞机在这一天袭击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连与拉贝他们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电厂也惨遭轰炸。而最受破坏的是浦口铁路局及附近的煤场，有9人死亡，10余人受伤。

　　第二天，这样的轰炸在继续，死伤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对这样的情况变得很习惯了，只要小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是过度的轰炸，空袭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一样。

　　拉贝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从上海转邮过来的德、英、美等国的外文报刊，这些报刊都不时有文章说，南京人对日本人的飞机空袭已经习惯了，“这太夸张了！让他们来试试看！”拉贝有些生气这样的报道不负责，不过当里贝问他难道你不是也习惯了进洞出洞时，拉贝又苦笑着点点头。

　　“可不是，你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拉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贝认为他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做其他事、说其他话都很到位，唯独说日本人不会星期天“下蛋”——轰炸，是“胡扯”。这不，在今天这个“一碧如洗”的星期天里，炸弹在城北、城南如雨点般地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都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700枚才这么干的！”韩向拉贝解释。

　　“700枚了？！”拉贝跟着韩趁中午时间空袭刚过的间隙，跑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德国肉店”，在那里他发现了9瓶“爱福”牌啤酒。“统统要。”拉贝像见了珍宝一般，全部买了下来。晚上与前来看望他的一名德国朋友痛饮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