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好历史资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但历史资料的丰缺随朝代不同而异。清代属近代史离现代较近，所以历史资料保存的较多，但良莠不齐，毁誉参半，这就要靠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自己去分析、判断。
正史是官方编的，对人物的褒贬，当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进行的。如清正史有收入《二十六史》的《清史年稿》，是关于清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断代史，包括实录、国史、诏书、典志、纪事、人物传记等六方面，此外，还有《清实录》、《清史列传》等。野史则
是自由撰写，未经官方审定，流人民间的史书。野史一般敢于陈述己见，大胆评说，所以研究历史应将正史、野史，综合参考，整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看法而避免偏见。
例如，关于翁同龢的开缺回家问题，是因为慈禧及顽固大臣恨他向光绪引荐康有为、梁启梁支持变法，故惩处他回家之故。这个问题应以正史记载为主，不能根据《翁同龢日记》所载就断言翁同龢是光绪开缺走的。理由是“日记“中写有翁同觫与康有为有矛盾，不承认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等。
其实如果分析作者写日记的背景就不难发现，翁同龢被慈禧太后开缺回老家后，令地方官严加看管，他怕被进一步加害性命，所以在“日记“中将他与康梁的关系删掉和修改，这是可能的，这也是出于他不幸的处境，怎么就能据此而说翁同龢与康梁有矛盾，开缺翁同龢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呢？得出这样的争议显然是对历史资料、历史背景的分析缺当所致。
尤其认为翁同龢走后光绪的变法加快速度是因为踢开了障碍更是大错特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光绪帝颁布了变法开始的国诏后，加快了维新的步伐。所以，写历史小说，如果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很容易误人岐途。
再如，有人据《袁世凯日记》中说，要袁世凯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及到天津杀荣禄一事与光绪帝无关，说光绪帝不知此事，是康梁一手所为，这也是对历史资料应用错误的问题。
其实袁世凯这样做，名则保光绪皇帝，实则为自己开脱出卖皇帝罪名。所以不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只凭一两份历史资料就作判断未免轻率。尤其是当事入的资料，就更应全面分析。
上述可见，写历史小说只有对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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