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的时候，注意到西周三百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文化文明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辉煌灿烂的西周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三千年来对中国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思想道德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周原是商朝的一个小邦国，为什么能取代有六百年历史的大商，并且守住了江山，扩大了版图，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开国王朝，这个王朝既承受了打江山难的艰辛，也经历了守江山更难的考验。这个王朝铸就了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中华英杰，他们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等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他们超人的智慧、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为中国早期的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都使他们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他们不朽的奋发精神及开拓中原的苦旅，使西周王朝无愧为千古王朝。
西周不但奠定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难怪大思想家孔子常梦周公，并惑叹地说：“郁郁呼文哉！吾从周。”
这样，在我写到历史卷及思想卷时，将西周三百年列为了中国历史的重点篇章之一，于是又对西周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我决定写历史小说后，我又对这段时期的史料、史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发西部的伟大号召后，我愈发感到开发西部文化的重大意义，于是更加快了写作的速度。
昔日是西部祖先向中原问鼎，而今却又是中原人民向西部开发。历史就是这样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我深信有奋发开拓传统的我国西部，必定会很快与整个中国齐步的，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宗旨。
写历史小说，首先必须尊重历史，瞎编乱造是历史小说的大忌。本书主要人物、主要事迹都是真实的，都有史可查、有据可证。为此，我对《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周书》、《逸周书》、《诗经》、《尚书》等都作了认真研究，并对有关甲骨文、青铜铭文作了核实，并曾到安阳市周文王被纣王囚禁的羑里监狱进行了考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后，对西周历史基本了然在胸，于是方敢动笔。
写历史小说不同于写史书、史话，是在史料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所以必须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这就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对此，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写人与写史的关系问题。
我的看法是在写人为主的前提下，以人带史，写人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典型化及艺术化的塑造，力求人物丰满鲜活，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必须以写人为主，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要求。写西周开国王朝是我的主题，但这个王朝又是由人物组成的，所以王朝中的核心人物又是主题中的主题，而代表人物周公则又是重中之重户所以我对这位贯穿始终的人物作了重点刻画，尤其着重心理描写。另外，对这些核心人物，我是把他们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及尖锐的矛盾中去表现、去展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这样无形中人物就会鲜活起来，这就是人物的艺术化、典型化，有了这一条，小说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把握好历史观的问题。
具体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五人，他们是西周王朝的核心，也是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正因为有了他们五人的不朽，于是才有了王朝的千古。所以对他们的刻画，无形中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应该怎样铸造他们的形象，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对他们进行肯定的前提下，尽量表现他们的高风亮节。为避免脸谱化的弊端，我力图在史料中搜寻他们的负面，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当然不能因此而故意给他们脸上抹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当时正值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生产力处于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是历史的上升时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虽然是统治者，但他们正置身于历史车轮由奴隶制末期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期，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因此，对他们的歌颁是符合历史角度的。这就是历史观。历史观一旦确定，人物的褒贬也就好办了。
第三，关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小说是一个大舞台，而其中的人物又好比演员，一部戏演得好坏取决于演员。同样，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人物塑造，把他们塑造活了，小说才能生动。否则干巴巴的，谁买？谁看？！
书是写西周开国王朝，这个王朝主要是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组成的，所以写好这几个人至关重要。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我是下了大功夫的。为了把握他们的个性，我又对史料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从而注意到他们都各有内涵，于是准备分别表现他们的闪光之处。其中，对周文王，我重点反映他七年被囚及十年伐商准备的忍性及仁德。对此，我通过三件事刻画他。一是他在狱中被囚禁了七年，表现了百折不挠愤发图强的气质。如何写好这段逆境，我便回想到我曾到安阳市汤阴县羑里城遗址进行考察的体验。如今，那座监狱遗址已建成了文王庙、演易台。站在那炮筒式的、文王被囚禁而发愤图强、推演周易的狱楼下，仿佛见到了须发已白的文王正在狱窗下借着月光在演易，也似乎见到了他咬破手指蘸血在牢墙上写下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这时，我又想起了司马迁的话：“昔西伯（姬昌）拘羑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史太公自序》）顿时，灵感涌来，我便奋笔疾书，于是便很快写好了这一章，突出了周文王的坚忍个性。
第二是通过周文王因为忧虑军师缺乏而晕倒在灵台上，紧接着又写他微服查访寻贤良，在硒溪终于与姜尚金遇，两人相见恨晚，充分表现了文王求贤若渴的精神，从而为周文王仁德情操的刻画添了较浓的一笔。
第三件事是虞、芮两国的国君为一点事争执起来。听说周文王仁德，附近小国如有诉讼都去找他评判，于是二人便到西岐来找文王解决。到了周国后，没料到赫赫周文王竟是一位身着布衣，高卷着裤脚、泥腿在田的农夫时，二人惊得说不出话，再低头看看自己一身华贵衣服，却为一点小事争执不休，于是羞愧至极，叹道：
“吾所争，周人所耻也。”于是双双托辞告别周文王。这样通过两国君的目睹，周文王的形象便凸显了。
周武王最出彩的气质是英勇顽强，对此，我是通过战争来表现的，为完成周文王的遗志——伐商灭纣，他以姜太公为军师，以周公为相，经过牧野誓师后一举灭了腐朽的商朝，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周武王最宏伟的功绩。灭了商朝后，周武王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宣告中国从此进入西周时代。周武王属于西周开国君主，所以要写妤周武王就必须写好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的正义战争，是光明取代黑暗，进步取代落后的战争。所以，既要表现战争的残酷又要表现战争的正义。周武王是有大将胆略的伐军主帅，写好这场战争，其实也就写好了周武王，所以对周武王的刻画，我是以史带人的写实。
姜太公在《封神演义》中完全被神化了，在我的历史小说中，则把他由神还原为人，一位杰出的、真实的人。
姜太公，是一位智者，我写他一是通过磴溪与文王的金遇展示他的智慧，二是通过牧野之战表现他的战争谋略。姜太公精通兵法及易理，他巧妙地将易理应用于战争中，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
由于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时，写到军事卷之际，曾研究过古代兵家及兵著，写哲学卷及易学卷时，对《周易》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加之，我有写《周易与中医学》一书的功底，所以写姜太公善用易理也就得心应手了。
姜太公在硒溪金遇周文王的这件事，在《史记》是有记载的，但也只是一句话。具体的对白、场景、心态就必须小说作者来完成。
观他们二人，一是贤人，一是智者，如何把二位圣人相遇时对时局的分析、对国家命运的预测、朝政的治理，以及伐商策略等的交谈表现得精彩，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仔细研究了《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称他“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从而通过磕溪金遇突出了姜尚的智谋，此章成为了本书的精彩片断。
周公，是贯穿西周王朝始终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对后世极有影响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常梦周公，后世君相以效学周公为荣，足见其名望。周公是周文王的臂膀、周武王的丞相、周成王的辅弼，可谓三朝元老。在整个西周开国时期，他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守业功臣。如果没有他的东征，西周可能毁于一旦。正是由于他的东征才保卫了西周开国王朝，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使中国的东域延伸到了东海沿岸。所以周公的主要闪光之处一是东征，二便是辅佐幼主周成王。然而这个阶段既是周公最光辉的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人生历程。他忍受着“三监”的流言诽谤，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地辅佐成王七年又还政于他。
周公的第三个功绩是营建洛邑迁九鼎，为中国西部问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制礼作乐制定典章制度，奠定了中国的礼乐文明。第五是整理周史，搜集《诗经》，撰写《尚书》，尤其是写《易》，周公作《易》辞，这是历史上公认的，足见其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上述周公的五大闪光处我都在小说中作了典型化、艺术化的创作。尤其辅佐成王七年是他最受委屈、最悲壮的时期，也是他身心负荷最重的时候，面对扑面而来的恶言蜚语以及召公对他的怀疑、成王对他的长期猜忌，他都能泰然处之，足见其坦荡的胸襟及政治家的风度。
对周公的塑造我是采用以人带史的手法。为了反映周公的高尚品质，以使后人获得感悟，我着重刻画了他的心理活动、心理矛盾，并把矛盾集中于几个重要情节，通过激化，迸发出历史的火光。
如与召公释疑的对问，成王对周公的悔情及周公被迫奔楚，在国界的感慨等都作了矛盾激化的处理，从而使这些篇章具有较强的震撼力。所以，对周公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典型化、艺术化的境界。从而也成为了我这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周公的死，是全书最悲壮的一页，尚未写完，我已是泪流满面了，被这位为守大周江山而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人，深深地感动了。总之，这部书我写得很投入，书中的人物哭，我也哭，有时竟伤心得写不下去了……
召公也是西周开国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人正直，忠耿可靠，与周公的感情笃深。他辅佐成王，助周公东征，事事以国家大局为重。本书通过他与周公释疑的内心矛盾，艺术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衷现了周公的光明磊落及召公的大公无私，感人肺腑地凸显了二公的高风亮节，从而使这一篇章成为了书中又一精彩片段。
另外，这些杰出人物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少不了七情六欲。所以我不但写他们的君臣情，也反映他们的母子情、父女情、夫妻情……包括周文王与太妊太后的母子情、伯邑考与姬娘生死相随的夫妻情、周公旦与姬玉相依为命的父女情、周文王与太姒甘苦与共的夫妻情、周武王与姜妃并驰疆场的夫妻情、姬玉与姬忠仁义至上的恋情……都是催人泪下的，这样无形中增浓了本书的人情味，尤其把这些情、这些意与现实生活相通，从而使人读之竟忘却了是在读历史。
还有，这部书的女人，无论是太后、王后、太子妃、王妃……都美丽善良、仁德贤惠，我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刻意创造的，她们的品德是有历史为据的。《逸周书》、《烈女传》皆颂文王的祖母太姜、母亲太妊、妻子太姒为“周国三母”，她们的品德影响了几代人，她们的太子妃、王子妃也都是贤良忠烈……这应该符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规律吧！
西周王朝确是一个历史的大熔炉，铸就了一批杰出人才，然而也同时积淀了一些渣滓。管叔、蔡叔、霍叔三个王子因为权力之争，终于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合污沦为反叛分子，西周几乎祓他们葬送。在他们被捕后向太姒太后求情的一段，我通过太姒的内心矛盾表现了太姒太后的大义凛然。同时也反衬了这些小人的猥琐和可恶。所以我写这些反面人物基本上是采用和正面人物对照的写法，我认为这样表现比较鲜明。
至于纣王和妲己的恋情，我的看法是纣王中青年时代踌躇满志，力大无穷，英勇善战，为大商开拓疆土驰骋东西、势倾南北，可谓英雄一时，可惜中年以后便追求享乐、奢侈腐化，尤其宠上妲己后愈加荒淫纵欲，专横残暴，终于成了葬送六百年商朝的掘墓人。他的人生轨迹，史料的记载几乎一致，没有什么分歧，我经过认真考证后同意史料的观点，所以在小说中对这个人物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残暴、专横、纵欲都是有史可据的。如剖忠臣比干的心，铜烙犯人，剖孕妇腹验胎，把人杀了做成肉干……这些令人心胆俱裂的行为都是史实。修肉林酒池，筑鹿台亭阁用以纵欲，也都是有史可证的。中青年有为，晚年腐败堕落，符合一般统治者的规律。所以对这个人物我基本上是实写，只不过是艺术化了而已。
妲己是个坏女人，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妲己进宫前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是进宫后逐渐变坏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变坏？
我认真分析后，认为主要是因为纣王对她的不忠，使她的荣耀感变化为危机感，最后演变为报复者。她发誓要与纣王同归于尽，所以她不断给纣王出坏主意，包括铜烙、剖腹……最后，她终于被纣王所杀。在分析了她的心理历程后，便可明白正是纣王的所作所为，使她成为起初可爱、后来可悲可恶又可恨的坏女人。尽管纣王的残暴并非事事因她而起，但也与她的推波助澜有一定关系，所以后世骂妲己“牡鸡司晨”并非无中生有。
另外，本书关于姜妃等几个女性人物是我虚拟的，但在书中却栩栩如生，因为我赋予了她们不同的个性。写女人不能只有外貌，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人品、人气。如美丽善良、柔中有刚的太子妃姬娘，人见人爱、聪慧仗义的周公女儿姬玉，敢爱敢恨、刚中有柔的箕子女儿商凤，飒爽英姿、能文能武的武王爱妻姜妃，容貌惊人、内心质朴的岐山美女姬燕……一个个都鲜活动人，呼之欲出。这几个人物虽然不是主角，但对她们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
她们有的是史料中没有的人物，却又是不可缺少的，常言道红花要有绿叶来配，西周王朝中的周公等五杰是红花，而她们是绿叶，她们不是主角，但她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已经超越了绿叶的作用。
第四，关于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的问题。
把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作艺术的统一，也即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是厉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又一手法。写历史小说不同于写史书，把握好虚拟实写的问题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史书中有记载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违背的，但故事情节又必须虚构，一则因为史书没有，二则必须作艺术的升华，方能增强可读性，增强震撼力，所以必须把真实历史、传奇故事、虚构情节巧妙统一。这就要求虚构情节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大规律才能合情理，在情理之中，才能有可信感。我写这部小说时比较注意这一问题，如武王的妻子，史书只提了一句是姜太公的女儿，可是具体情节却没有记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虚拟了姜妃，而且把她写得很感人。其他的一些人物我也尽量写生动，让读者如见其人，当然是否写出了这个水平，同样要请读者来批评。
另外，对一些有史可据的传奇故事我是把它和真实历史事件巧妙衔接的，我的愿望是要让人浑然不觉，当然是否写出了这个水平，同样不是我说了算。
还有，为了使历史含量更凝重、更宏大，于是我又着重写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如周灭商后，周与商的融一，这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那时，对朝歌城里的大批殷顽民的处理意见存在着分歧，当时，姜太公主张一律杀掉，召公提出杀掉有罪的，武王最后采纳了周公的意见，不杀他们，但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本书通过周人姬忠与殷人商凤的情爱波折来体现这段历史内涵，从而增强了可读性。
对周公制礼作乐及井田制也都是用跌宕的情节来体现，使之既显得恢宏而又吸引入，从而摒除了历史小说易犯的泥史弊端。
另外，全书情节紧紧围绕主线辐射，又围绕主线收回。本书主线是写西周开国王朝伐商建立西周前后的历史事实，通过这个王朝的人物反映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前途及命运。而副线是以商朝纣王、妲己的腐朽、残暴及奸佞费仲、恶来等的狡诈、专横来表现的。纵横线的中心交织点是武王大军与商纣军血战于牧野。牧野血战取得成功之后，随着商周的融一，主线与副线也逐渐合而为一。周公东征胜利结束后，西周政权终于获得了巩固，随着周公还政成王及周公去世，西周开国王朝也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
第五，关于历史小说的语言艺术问题。
语言是文学的细胞，语言的好坏决定着一部文艺作品的生命力。所以本书尽量要求语言要美，行文要流畅。
本书基本语言是白话文，这是时代的要求，但为了与历史朝代相贴近，就在人物对白方面兼用比较通俗一些的文言文，这样就显得比较逼真。另外，关于本书的诗词我是这样处理的：如果出于书中人物的口，我就用符合西周时代的四言诗；若是作者的抒发、感慨就用一般诗词。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那是西周时代，怎么可以用唐诗宋词？我的回答是我是现代人，而书是写给现代人看的，那么就可以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包括任何一种文体去表现，当然也包括唐诗宋词在内。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通过唐诗宋词把古代和现代相衔接，这样可以更感人。由于我有写《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文学鉴赏）的功底，加之从小对古典诗词的酷爱，所以写诗词便能左右逢源，一挥而就。
语言美，不是要像汉赋那样矫情，而是要写得感人，写得有震撼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就是语言美的真正内涵。所以不能误解语言美就是词藻华丽。相反过分华丽的词藻反而令人生厌，不如写得朴美一些，更让人易于接受，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语言艺术都很美，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不同的是，老舍、巴金写的是现实主义作品，其语言是朴美，而《红楼梦》是浪漫主义作品，其语言是华美。总的说来，他们的语言都达到了优美境界。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美，只要能摄人心魄，就都是语言美。
我力图达到语言美，做到字字珠玑，这是文学作品最高深的境界。我这一生中将以曹雪芽、巴金、老舍为榜样，也许要努力到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写得感人、写得锤炼而不是玩文字游戏。
在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一书中，汉大赋的衰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汉大赋为什么衰落？冗长、过分的夸饰、滥用排比及繁琐的场景描写等是它的致命之处。汉大赋的衰落险些葬送了赋这一文体，幸亏魏晋短赋的崛起，才使赋注入了勃勃生机，赋才被流传下来，这就启发了我，写长篇小说决不能冗长，三十万字足矣！
于是我在原稿五十万字的基础上删去枝蔓，精约了一些生活细节、场景的描写，把笔墨集中于写内心活动、矛盾冲突、主要情节，这样既确保了质量，又易于让读者接受。总之，此书犹如一棵果树已经过剪枝清果后一样，精缩为三十万字，这就是我现在推出的书稿。我的愿望是要凝炼，灵动，从而使之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相顺应。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本书王宫贵族穿丝衣的问题，这我也是经过认真考证的。根据《诗经》记载：“丝衣其桃，载弁俅俅。”
（《诗经·周颂·丝衣》）“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诗经·大雅·桑柔》）以及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玉蚕。在西周青铜器上有丝织品的印痕，尤其还有提花织机织造的图案，甚至还有朱纽及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印痕，足以证实在西周时期我国的丝织技术及印染技术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所以西周的贵族穿丝织衣是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的。
本来在重大历史事件后，我都附有甲骨文、青铜铭文为证，后考虑到是文艺作品，才又将其删了。包括《诗经》选篇的译文也被我一并删了，为的是突出这本书的文艺特点。
我的这一生是亦医亦文的一生，文、史、哲、医都是我从小到老最心爱的，一样我都不忍割舍。所以文、史、哲、医的融一，力求历史文化内涵深刻，自然也就成为了我写文艺小说的特色。我的科学技术书及文化文学书的写作任务已基本完成，今后，除再版我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之外，全力以赴的便是写文艺小说了。
当然我只写纯文学作品，决不媚俗。但愿天遂人愿，以不负我笔耕了大半生的良苦用心。当然我还必须尽心尽力地完成在职教学工作。
另外，请让我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张雅南主任及周完淳先生，感谢他们对这部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杨力
2001年1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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