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别住宿在支那人家。支那人的房屋墙壁是用泥土造的，有两尺厚，无论如何都无法让我呼呼大睡。我们分队住宿的那家，大门里左边有一间屋，最里边也有一间屋，右侧是堆积高粱谷子的地方，泥土墙塌了些，家里很脏。我根本无意住在这么脏的人家。我倒觉得住在露天下比这还好呢。如果今后仍不得不住这样房屋的话，那就糟了。我还抱着一种奢侈的不安。那时，只要是支那人家的房子，即使是算干净一些的，我大概也根本没心思去躺下来。
野口一等兵曾是川崎造船所的工人。他在满洲驻扎过，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房屋，在这种房子里，他知道怎样去防寒防暑。他很聪明，会干裁缝活儿，又会烧饭做菜。而且，他还非常喜欢做饭。不管多么疲劳，他都是高高兴兴地去做饭。做饭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忘记疲劳的一种安慰。他就是这么个人，所以，别人轮到做饭时，和他说一句，他常常一人就承担下来。这样一来，他看时又要发火："怎么就让我一人干！"他一发火，就让锅下面的火自燃自灭，他不会去管它的。这时，其他的士兵没办法，又顶了上去。他咕哝咕哝发牢骚，抽着烟。
但瞅准机会再说几句好话，他又过来干了。因为喜欢做饭，又是个贪嘴的人，所以，他常被胃痛搞得很烦。今晚也是他的案板功夫慰劳了我们的肠胃。
"到了夜里会转冷的。"野口得意洋洋地上了炕给我们解释说。虽然到了半夜就会冷，夜里还有阳光的余温，地面被烤着，还不冷，用不着火炕。不过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野口的鼻子已经有些不通了。但谁也没躺在那个热烘烘的炕上，只有野口一个人在尴尬地擦着汗。只要他不烧炕，屋内的厨房就不会有夜露，所以，我们故意在蝎子活跃的屋外，头顶星星看着他。
这家有一个小孩和小孩的爷爷。一个女人也没见到。
我抓住爷爷，用汉语问他喜欢不喜欢共产党，但他没懂我的意思。我写下了"共产主义"四个字，但他还是没理解。墙壁四处贴着日本宣抚组写的宣传文字。小孩很可爱，我给了他一颗糖和五钱。屋子里有月份牌，是九月十五日，星期三。
十六日早上八点半，我们离开了军粮城。在肮脏的农夫和讨厌的猪以及许多飞来跑去的鸡当中，部队排好了队伍。
一想到闷热、沉重、痛苦、难受的行军，我们就不由得愁眉苦脸，但是，这是在支那农夫、支那猪和支那鸡的面前，所以，我们精神抖擞，在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泥土房屋构成的村落中行进，我们感到很气愤，有铁路通向天津却不利用，我们不理解。有的士兵这样说："这条铁路属于英国。为了阻碍我们行军，不让我们利用。"以为这条铁路是英国的我们，在暑热难受的逼迫下喊起了"打倒英国"的口号。
路上尽是灰尘，我们的军靴就像走在黄色的面粉上一样，一脚踏下去，灰尘四起。路两侧的高粱长得高高的，完全挡住了风。太阳就像从上往下直射一样烤人。汗水不停地从我们的身体中蒸发出来，几乎要把我们蒸烤成木乃伊。遮阳帽的帽檐被不停流出的汗水湿透了，军服与背包接触的部分最先湿透，接着，扛着枪的右臂时弯处全是黑黑的汗水，最后就是打到膝盖处的绑腿也湿透了。于是，军服不停地受到汗水的侵犯，散发出混合着汗水、灰尘、污垢的恶臭。每隔四十五分钟休息一次，但最后的五分钟如不使出全身的气力，恐怕连一步也走不了。在战场上需要体力，同时更加需要气力。到了下午，开始不停地有人倒下来。每隔一百米就有人落伍。
我们尽量在有遮阴的地方休息。话是这么说，可那些遮阴处根本无法容得下这条长龙似的队伍。由于大部分的休息命令都是在大队本部到达遮阴处的时候才下达的，那些剩下的阴凉处只有最接近本部的士兵们才可以享用一些。许多士兵都不得不横躺在炽热的阳光下，用画着太阳旗的扇子扇扇凉风。我们的大队长常在阴凉处休息。骑在马上优哉游哉行军的大队长，比我们高一个马头接近太阳，所以，他可能比我们这些徒步者更热吧。大概我们亲爱的大队长以为，士兵们走在泥土地上，地下的冷气可以不停地传到士兵的体内，士兵不会感到热。真亏他难得的体贴。士兵们感激涕零地连身体上也流出了泪。一到潮湿地带附近休息，士兵们就扔下背包，用军帽当勺舀水，湿地的水很凉，顺着脊背流到腹部的时候，士兵们都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愉快开心的事了。对于我们来说，再也没有如此真切感受过"高兴"、"愉快"、"再生"这些词的含义了。由于严格禁止喝生水，有的士兵假装洗脸，偷偷地喝上几口，仅仅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想出各种办法充分彻底地加以利用。
我们必须研究过十五分钟怎样度过才能最快最好地驱散身体的疲劳。一听到"休息"，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地方，背着背包就仰面倒下，有的人尽量在有风的地方，有的人再往前走几步到有阴凉的地方，还有的解开背包休息，真可谓五花八门。
即使有些麻烦，还是卸下背包，松开皮带，解开纽扣让风吹进身体里，试来试去，好像还是这种办法最快也最易解除疲劳。
这种办法要解下背包，背上背包，解开扣子，系上扣子，会浪费时间，但它仍是最好的方法。
浑身已经湿透，行军再度开始。由于是饭后的急行军，我的胸口叽里咕噜堵得慌，就觉得血液不够，意识被人夺走一般，我赶紧含一粒在大阪的宿舍里领来的梅子精。梅子精显示出它的功效，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救了我。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冒着黑烟的烟囱。——天津到了！天津到了！我一面使尽力气背上背包，一面用力地踏步前进。不知是市郊还是市区，总之是到达了一个肮脏的支那人城市。这是个脏得令人呕吐的城市。喇叭声压倒一切似的响遍四方。号手像是要吹出一生之中最精彩的声音似的，拼命地吹。
队长在马上摸摸胡髭，挺着胸膛，我们忘记了疲劳和脚痛，开始迈起有力的步伐——我们确实是日本杰出而强悍的士兵！支那人从一个个角落里群集到这里，望着我们这支英勇的部队。我们聚精会神，但只能斜着眼望着支那的街道，往前行进。过了石桥，不知是哪国人，把五六辆汽车停在那里。那不是为了看我们，是因为我们分为四行队列在旁若无人地过桥，汽车无法上桥，我们长蛇般的队伍延绵不见尽头。
他们像是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鸣响车喇叭。但是部队对喇叭声充耳不闻，继续傲慢地行进着，就权当听着一首蹩脚的进行曲似的。汽车里坐着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美丽而且闪耀着理智的光辉。我一面想着美人，一面从她旁边走过。
陆战队正在街道上四处张设铁丝网，土袋堆中隐隐约约的黑色枪眼正对着四面八方。柏油路面让我们觉得脚底板走得很疼。
进入了日本人街，以为肯定有许多侨民会欢呼着出来迎接我们，但这种期望完全落空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连来看稀奇的日本人也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津的日本人究竟为什么如此冷淡，就像与我们毫不相干一样？在内地，人们却以极大的热忱欢送我们。内地码头的人群几次欢送士兵出征。每逢有新的部队出征，他们都以新的热忱和激动欢送他们，我们也是带着沸腾的热情出发的，尽管内地的人们不能直接体会到战祸。
天津的日本人就在不远的过去还为枪炮声颤抖，而且还为军队的到来感谢上苍，可他们这么快就把士兵忘记了。
我不能不感到愤怒。殖民地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吗？
拖着疼痛的双腿，忍着疲劳困乏来救援他们，他们竟以这样的冷淡来对待为他们而战的日本军队。我悲伤得几乎要落泪。
啊，他们也是日本人。他们为什么不拥有支那国籍呢？
这时，在一个街角处，一位三井银行的职员在给士兵们送水，士兵们一个个把小水壶当做自己最心爱的恋人一样，他们已经一滴水也没有了。士兵们干渴的喉咙正尽情地喝着茶水的时候，响起了中队长的怒吼声："真不像样！"我们无法理解这位二十五岁年轻的中队长的训斥。不是我们缺乏忍耐，也不是我们不守纪律，而是明天的战斗需要活力。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战友》的歌声，那旋律凄然惨烈，吞噬着我的心。出征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伤感。
在福岛街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一个国防妇女会的会员忙着来回跑动，她四处喊着："有人要寄信吗？不要邮票，我帮大家寄。"真是值得感谢的奇特妇女。
好像她是整个天津城惟一的日本妇女。常盘旅馆的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水，我们一下就喝干了，接着又冲进旅馆的厨房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大多数的日本妇女，就我们所见，都是穿和服的。她们不穿轻率的支那服装和洋装，这实在是值得颂扬的。
晚上十点，我们终于到达南海中学。肚子饿，脚又痛，很是疲惫，拖着疼痛的双腿向学校走去，途中经过一个街角的馒头店时，见到蒸笼里暄腾腾的白馒头，贪婪地望个不停。如果允许买的话，恐怕马上就从支那人手上买下来了。即使是现在，也忘不掉街角那家馒头店的情景——穿着白色围裙的支月。人揭开蒸笼盖，取出冒着蒸汽的热乎乎暄腾腾的白馒头。
即使是现在还能想起那情景，而且，还有一种冲动，真想吃上一个。
南海中学是一所很大的设备完善的学校，在内地的中学中，还不曾见过如此豪华完备的中学。我们决定在学校宿舍的一间屋子里睡觉。就像支那的许多房屋都是砖造的那样，这一间也是在黑砖上涂了白色的石灰。但墙壁上的涂料容易脱落，会沾在衣服上。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屋子要住进两个分队的人，所以显得拥挤不堪。
这个房间的电灯不亮，所以，聪明灵巧又对电气有些常识的野口马上进行了修理。面对这种展示自己这方面才能的机会，他会得意地忘记疲劳和不平的牢骚。他出色的技术，让电灯亮了。抬头一看，白色的天花板上，细细的电线变成了漆黑色，苍蝇围成一团一团，而且，蚊子也不停地飞下来袭击我们。
蚊子和苍蝇轮流向天花板上飞。它们分别按白天与黑夜，各自严守着自己活跃的领域，轮流进攻。
十六日，早晨五点起床后开始漱洗。由于过度的疲劳，浑身懒洋洋，腿脚浮肿，关节酸痛，手也举不起，路也走不动，恐怕是到了毫无生气的状态了，但还是不想穿着发臭的衣服。
自来水放不出，只有一口井提供少量的水。井边有洗脸的洗衣服的，混杂一片。我在饭盒上系上带子，打上水来，在空罐中洗刷。打上来的水不够，我不得不利用淘米水或洗过脸的水。水非常珍贵。
我们知道，在支那必须把水当珍贵物品对待。就我们来说，水的不足完全可以与弹药不足相提并论，日后的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外出是禁止的。但是，我的左脚腕关节痛，我要去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到了日本人街。医务室在远离我们宿舍的地方，这倒成了随便外出的好机会。医务室是座很豪华的房子，美丽的花园和浓绿的树阴装饰着它的院子。军医看了我的脚，说："啊，用垫布敷一敷就行了。事情很简单。喂，下次要……"他极为简单地给我做了诊断，就像苍蝇从一个人的头上飞到另一个人头上那样简单。
下土井卫生员、岛田和我，三个人的目标是日本人街。但是，不知该怎么讲，车夫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在地上写了"日本人街"四个字，但三四个聚集在一起的车夫没一个人懂。他们互相叽里叭啦地争了一通，其中一个人离开了一会儿，带来了另外一个车夫。
那个车夫认得字。于是，我们坐上了车，跑了很远可还没到目的地，却进入了支那街。我们开始警惕起来，前面的人注视前方，中间的注意左右，后面的留意背后，我们全神戒备。
看我们全神戒备，车夫吃惊地大声说了一句什么，大概是叫我们放心吧。一个支那巡警提着两尺长的警棍，站在十字路口。
车夫停下车，做个手势让我们下来。
接着，他指指巡警的方向，于是我们朝巡警走去，写了"日本人街"几个字给他看。巡警笑着对车夫说了几句什么。过了十字路口，再次乘上车跑了起来。终于到了日本人街，我们下了车要给他车钱，他没收赏钱，只要回去时还用他的车。于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活动。
我们进了一家支那人开的香烟店，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香烟。这家店是专卖香烟的商店，什么种类的香烟都有，好像全世界的香烟都有似的。
想给内地寄封信，向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姑娘打听了邮局的地址。这位十七岁左右的姑娘静静地笑着领我们去了邮局。她说话很少，默不作声地快步走在前头。她的举止和身材让人觉得她是个城市姑娘。
"你老家是哪里的啊？"我问。
她回答说是日本，沉默了一阵。
"我不知道我的老家。"她又说。
"为什么？"
"我不了解内地。我一次也没去过那里。我出生在天津，我是在这里长大的。"
她这么说，但她也不想问问内地的情况，也不说想去看看，一句话不说就快步走了。我对作为日本人而不了解日本的少女感到吃惊。
下土井卫生员为了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买下了二十日元左右的私人药物。他说："部队不会老给药的，想让士兵什么都自己带着。要让士兵满意，我只得自己花钱买些药带着。"
车夫怕我们走丢了，机敏地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再次坐上他的车回到宿舍，给了他二十钱，前后乘车约三个小时，车钱还是很便宜的。
傍晚，听到屋外有吵吵闹闹的声音，是北海道的后备工兵在闹事。他们的怒骂声招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据说，我们大野部队的某个军曹在走廊训斥士兵时，一个北海道的工兵经过那里。军曹站在墙壁边上堵住了身后的通路，那个工兵无法从军曹的身后经过，没办法，就从军曹前面走过去了。正在威风地训人的二十四五岁的军曹，觉得自己的威严遭到了冒犯，就狠狠揍了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工兵一拳。事件从这开始，北海道的工兵抱成团过来要把年轻的军曹打个半死。军曹铁青着脸躲在一些遮挡物的后面，在被训斥的士兵面前丢了丑。事件扩大开了，双方都派出军官负责解决。工兵们像声援团似的团团围住担任现场处理委员的军官，双方互相争辩。
"军曹太傲慢无礼。对就要奔赴死亡之地的人，不管有什么理由，尤其是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利用军曹的职权，随意打人，简直太出入意料了。应该对滥用私刑的军曹严厉惩处！"
军曹虽然是我们部队的人，但我们都很憎恨他。
这所中学的礼堂很豪华，设备就像电影院一样。礼堂的地下室充满了水。听说是无路可逃的抗日分子逃进了地下室，所以就采用了水攻。想去看看尸体，但地下室台阶很深，所以没法找到尸体。从屋顶往市区盼望，到处都能看到轰炸后的痕迹，那些轰炸的痕迹表明了日本飞机轰炸得多么准确。
房屋周围的墙壁保留了下来，只有房屋内部完全烧毁，轰炸目标以外的房屋几乎没有遭到损失。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不见一处山。四周是一片如同汪洋大海一样的平地，弄不清哪一面是东，哪一面是西。我们在傍晚时分的昏暗中寻找着日本所在的方向，把随意认准的方向当作日本所在的方向；遥望日本——令人怀念的无法相见的日本。
我们的身体再也无法踏上日本的土地！想到这些，不知怎么的，便无法控制心中油然涌出的感伤。
而且，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
明日又将出发，出发去战场。
那里有无尽的残忍在等着我们，
那里有残酷的死亡在横行泛滥。
二十六个春秋的日日夜夜，
活过来就是为了今天。
就像这首歌所唱的那样，我们还能抱什么希望？
所谓忠义，就是指死。所谓武士道，就是指死。——《叶隐》（江户时期武士修养书，正式名称为《叶隐闻书》，又称《叶隐论语》）告诉我们说。
死！死！
只有死才是希望。
那里有希望的意义，有死亡的意义。
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早已不需要回首如同微尘的过去。
必须用走向未来——即将到来的时代的高度切迫性，用这样一种希望来武装我们的身体。
前进！枪声！炮声！轰炸！呼喊！
还有流血的呻吟！还有接下来的……
死！
超越这些并以这些为代价换取的胜利的光荣，将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胜利的代价是鲜血。
肉体是胜利的肥料。
大地染成一片赤红，太阳旗在我们肉体的肥料之上昂首。
下面一则通告，一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前方就是战场，战场上有敌人，便衣队出没于占领地区。明天开始行军，如落伍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里没有医院，也没有收容所，只有抱有敌意的当地居民、便衣队和正规军，他们全是敌人。落伍就意味着死亡，这点要牢牢记住。不能没到达第一线就因落伍而死亡，应该注意对体力的合理分配，保持绝对的忍耐，以最大的努力到达战场。到了战场之后，马上倒下或马上死去，那都没关系了。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来，就请提出来！
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战争，这个严厉的通告刺痛了我们的胸口。"落伍就意味着死亡"这种话，不是轻易能说出的。对于从没有战争经验的我们来讲，在占领地区落伍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危险，因为所谓占领地区是指把敌人全部消灭或者把他们赶走后，变成了自己人的势力范围了。但是，通告说还有敌人出没的危险。
用不着我们提出申请，准尉已经对各个士兵身体的强弱做出了鉴定，遗憾而且很不光荣的是，我被列为体弱者中的一员。但是，我的争强好胜心不允许我加入留守人员或后方运输队的行列，我断然决定参加行军。
虽然意气豪迈，但我不得不为体力之弱而烦恼。我们的小队长不在，所以我去找了第二小队的队长商量。
"如果有铁路通到战场第一线，我可以自费去那里，请让我去吧。"我说。
第二小队长打开地图，说那里没有铁路，多是湿地，行军很困难。
我毅然下定决心，如果行军途中体力不支的话，那我就扔掉背包，只要有打仗需要的枪和子弹就行了。我把这个意思报告了曹长，他说："决心去很好！如果途中出现意外的情况，在你被便衣杀死之前，我会先替你砍下你的脑袋的。"
现在想来，不禁觉得很夸张。但对于缺乏战斗经验的我们来说，那种决心是完全真实的。面对也许只有残酷、黑暗、暴力肆虐的未知世界，具有一些哪怕是夸大的决心大概也是很自然的吧。
九月十八日上午九点，我们出发离开了那所抗日分子遭到水攻后把尸体留在地下室里的学校——赤化学生的学校。
由于我体弱，决定让我乘汽车前进。所到之处，一座山也没看见。四周是一片茫茫的平原，是一片大地即天空、天空即大地的茫茫大陆。汽车就像航行在波涛万顷的大海上的船一样，一上一下地颠簸着。
一望无际的白菜地和山芋地不停地向后方移去。灰尘在酷热中疯狂地跳跃。子牙河的支流出现了又消失，消失了又出现，这样就到了晚上。月光皎洁，浸润着干涸的大地，寂寞笼罩在大地上。在青白色的寂静之中熄了车灯的一排汽车，正在漆黑的道路上起伏，在支那的土地上朝前行进。
这时，一个三岔路口立着一块光木墓碑。
"战场到了！"我敏锐地感觉到。
我默默地想，墓地主人到底是怎样勇敢地、怎样痛苦地战死的呢？他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战斗？他肯定是勇敢地战斗，勇敢地死去的。望着敌人进行抵抗的凹地、架过机枪的土地、某个敌人流血的土地、伤药散落的草丛，我再次上了车。
到独流镇有五十公里，用了十二个小时，终于在夜里九点半到达了那里。由于是乘汽车来的，所以马上就命令我们投入准备。
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几口水井，而且，这些并不是被破坏了就是被撒上了毒药，即使不是这样，也是不能打上来马上就可以使用的支那水。水在军医进行检查之前是禁止使用的，做饭是在那之后的事。由于是所有的人员用仅有的一口井，因此出现了特别混乱的情况。
下士哨位那边站立着疲惫的军马。辎重兵要照顾军马，更是忙碌。
漫长的黑夜终于泛白，北部支那的风景飞人了眼帘。下士哨位处的土房边的田地里，爬着山芋藤，牵牛花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笑脸装扮着土墙。感叹过支那竟然也有牵牛花之后，我摘下一朵夹进了怀里的笔记本中作为纪念。
独流镇的中央有条宽达十来米、水量颇大的混浊的黄色河流经过。支那的孩子们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喝着混浊的河水。他们的肚腹难道是铁壁？下午，穿着破烂衣服的满身泥土的士兵们从前线回来了。他们说："友军死伤很多。尸体来不及收，就那么放在那里。或许有的已经喂了野狗了。支那兵也真够顽强，不可轻视。"
"从这条路前进很困难。由于必须赶上二十五日的总攻击，便退下来想由铁路前进。三三两两的士兵也被打得够呛。"
我们面面相觑，然后作出了悲伤的决定。不久，我们这会儿还活着的肉体也许会变成野狗的口中餐。总攻击！总攻击！这三个字不停地撞击着我们的心。
他们的服装比苦力的还破还脏。这些服装在我们的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第一线战场上的惨烈情形，据说距独流镇二三里（本书中作为计量单位的里，估计为日里，1日里等于8华里。），残兵败将出没很多，像等着吞食落伍者的饿狼一样在等着我们。总之，得走，得走到脚底磨穿。
到了第一线即使死了也不足惜，我们都在心里用这话鞭策自己，担任大队副官的小川中尉去路上侦察，我们以为他受到了敌人的袭击，他却毫发无损，安全回来了。
死亡越来越逼近眼前。当然，尽管已经充分理解所谓战斗就是死神在大喜大悲中疯狂乱舞，但还是越发痛感到与死神为邻的可怖。
已经注定要死了。已经不能生还。
母亲！弟弟！父亲！妹妹！你们要多保重。我献上了我默默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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