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3）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当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会上书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时，梁启超也名列其中，还著文加以辩解说明。但陈焕章及“尊孔派”的种 种表现，使梁很快就对此不以为然，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表示质疑甚至反对。在1915年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中，他针对这些人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和道德败坏归 咎于国体变革、孔教未受尊崇和提倡自由平等之说写道，这些老官僚、老名士与道德家“三位一体”，“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 兽”，其真实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对新政新学。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为名而道德败坏，也是些权位不高的年轻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其实，正 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曾经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梁启超都看穿了陈焕章及孔教会的真实目的，更不必说一直反对陈焕章的辜鸿铭了。因为辜鸿铭虽是“顽固守旧派”，却是奉清王朝 为正朔，所以从袁世凯辛亥的“逼宫”到后来“帝制自为”，他一直将袁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而陈焕章居然支持袁世凯，还先后投靠段祺瑞、徐世昌，在辜 鸿铭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他当然要痛骂陈焕章为“陈混账”。胡适记下的是1921年辜鸿铭的痛骂，而两年后，陈焕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 黎元洪，并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而臭名远扬的曹锟，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看到陈焕章 如此这般的表现，辜鸿铭很可能更加愤怒，骂得更加激烈恶毒精彩，只可惜没有人记录下来。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 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 为自己的专制*服务。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 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 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 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 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 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 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 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如果说因为鲁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学家而不是所谓学者，所以他的这些深刻近于刻薄、尖锐近于尖刻的言论全是过激的“当不得真”、不足为据的“小说家 言”，那么，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海内外当代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则不能等闲视之吧？他在《道学 政》中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 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他所说的“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非陈焕章一类莫属。

所以，如果真信、真爱、真想弘扬儒学，尊孔敬孔，与其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孔，不如严责那些把孔子当做“敲门砖”者和那些与恶势力“同 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才是对儒学造成“最严重损害”的真正“肇事者”。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不必细究，那么更重要，更应该深思、检讨的 是当下“尊孔”与“权”和“利”的复杂关系。

尽管反孔的鲁迅与尊孔的辜鸿铭两人立场完全不同，但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与辜鸿铭“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讽刺谩骂确有“异曲 同工”之妙，一语点破了“尊孔”背后的权与利的目的。的确，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不乏其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或许是“孔圣”的不幸，不 过，或许这也正是“孔圣”千百年来一直香火不断的重要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