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就在孙中山辗转海外，为中国革命呼号奔波的同时，在中国国内，通过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纷纷走向革命。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贪婪，感受到洋务救国的幻灭和维新论调的虚空，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下，在孙中山革命行动的感召下，逐渐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而萌发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知识界中，革命的暗潮浪翻波连，这一时期的中国就像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前夜。
1903年前后，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兴起了创办刊物的热潮，他们希冀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通过出版报刊传播革命思想。当时，仅出版的政治性刊物就近30种，出版地主要在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云集的日本东京和国内的上海。在东京出版的刊物有《开智录》、《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苏报》等；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有《大陆》、《女报》、《国民日报》、《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警世钟》等。此外，还有不少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这些报刊和小册子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借取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号召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
随着革命刊物和书籍的大量刊行，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宣传队伍，其中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有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和秋瑾。
章炳麟（1869-1936），也就是众人熟悉的章太炎。他是浙江余杭人，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早年参与戊戌维新宣传，是梁启超的朋友，但在变法失败后，他认清了清王朝的真面目，摒弃改良主义，在政治主张上同康、梁渐行渐远。1899年，章炳麟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02年，章同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撰写了充满火药味的宣言书，直接向清王朝“宣战”。1903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书》，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坚信革命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此文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当时革命宣传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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