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乘机在这个时候抓紧捞好处。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分为五大项，主要内容是：1.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并加以扩大；2.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3.汉冶萍公司改由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他人不准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给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和开矿的优先权。“二十一条”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不难看出，它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换取日本支持恢复帝制，袁世凯竟然弃民族利益于不顾,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前四项的全部要求，只把第五项若干条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二十一条”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反日浪潮，袁企图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来为自己的卖国行径辩护；同时，又严令禁止群众的爱国运动，稳固自己的统治。
8月3日，袁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是“民智卑下之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①袁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帝国主义的支持使袁世凯更加有恃无恐，之后，他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
8月14日，袁世凯的亲信杨度领衔成立了“筹安会”，充当帝制的吹鼓手。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早年醉心于新学，就读湖南师范，后留学日本。虽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但一贯主张君主立宪。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积极参与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杨度作为北方代表团的高参参加南北会谈，他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袁就任正式大总统后，杨度为谋图自己的发展，极力鼓动袁登基当皇帝。他于1915年4月写出《君宪救国论》，文中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一看正中下怀，对杨度赞不绝口，并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杨度为虎作伥，为了把袁世凯扶上帝座，他以筹安会的名义，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并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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