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加上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的思想也逐渐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并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初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秋，北京《晨报》社和《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到苏俄的真实情况，发出招聘记者的启事，希望派人直接到苏俄去调查了解情况。这时的瞿秋白也正处于思想的苦闷期，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前往莫斯科进行采访。家人和朋友听说后都坚决反对，主要是当时的苏俄仍处于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时期，情况非常糟糕。据肖劲光回忆：“苏俄的工厂、矿山都因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抢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苦不堪，各种物资极其匮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不通，全俄处于普遍饥饿的状态，天天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①。一般人都把苏俄看做“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做是“穷党”。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瞿秋白最终还是说服了家人，坚持要去莫斯科。他回忆道：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惊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探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斯笃矣派”（Stoic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情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②。
因为瞿秋白认为苏俄有使人觉悟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火种，就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拨开重障，为大家开辟出一条光明的路，担一份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③。
正是坚守着这个信念和崇高理想，瞿秋白下定决心不管遇到什么苦难都一定要走到苏俄去。他在《饿乡纪程》中写及自己“新俄国”之旅的目的和要求：
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围的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缘故，这问题真太复杂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所以我决到俄国去走一走。①
瞿秋白以其突出的才华加之朋友的推荐，开始以特派员的身份赴莫斯科考察和研究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
1920年10月初旬，瞿秋白来到济南，拜别父亲，辞别亲友。15日，他来到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当日晚，他匆匆与郑振铎、郭绍虞等诸位好友话别。
10月16日清晨，年仅22岁的瞿秋白由北京东站坐车前往天津，结伴而行的还有李宗武和俞颂华两人。当天他们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他二表姐家里告别，晚上就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促膝长谈，其中有张太雷、张昭德等人。第二天，火车就带着瞿秋白和他那颗探求救国真理的心北去，向着那个充满光明和真理的地方前进。
但是，事情并不是瞿秋白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当时的东北地区仍然处于战乱之中，而且当时的东北地区也已经不在中国政府控制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走走停停，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要停留好多天。
火车从天津出发，19日早上到达山海关，傍晚到达奉天。在换乘列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瞿秋白不禁想到，中学地理课本上不是写着“满洲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吗？”他写道：
现在已入满洲，出中国，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也许奉天现在已经割给日本了？然而原住奉天的许多中国劳动人民，想必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死尽，怎么奉天站连中国脚夫都很少很少呢？原来日本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他们劳作也受日本节制的。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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