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分裂主义者的矛盾情绪】
其实当年外蒙古在俄国诱迫之下，首先宣布独立，按着又在俄国保护之下大搞其自治，实非蒙古上下层教俗两造领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盖蒙族原为我边疆第一个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少数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均是具体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却不愿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宇宙名称“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自元以后，明、清、民国，就不再以具体的区域地名，以为国名了。文化主流区则始终以中原为根本。李登辉总统不也有“新中原”构想吗？不错也。
朱元璋（笔者曾怀疑他是回教徒，而非佛教的和尚）于十四世纪中叶，以明代元时，他所搞的也只是个“以夏变夷”和“改朝换代”的传统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回教徒的开国功臣，并没有“驱除鞑虏，建立明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因此元顺帝亡朝之后，也只率数千蒙兵逃往塞北，当时在中原和华南各省定居的千千万万的蒙族人民，并未随顺帝北逃。且用句当前美国的新名词，他们大都只是改从汉姓“加入主流”（joihe maiream）而已。且看我国当代人物，对中华道统卫道最力，有“中国脊梁”之称的梁漱溟大师，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儿之后吗？记得若干年前，笔者在某项文学奖的评审会上，曾投过她一票的台湾名女作家席慕容，不也是蒙族吗？（这在现代多民族的国家里，也是例不胜举的，有时，像今日印尼、泰国等等，都是强迫执行的。）
等到三百年后，满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从龙入关。入关之后，他们也和满族一样，享有终身俸禄等等统治阶级的特权。有清三百年中，汉族功臣，像曾国藩、李鸿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为亲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与王公并列的活佛，汉族和尚则连个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统治阶级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后的库伦，他们已在纸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们再回到库伦去搞独立，搞自治，实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国教书的李鸿鹏教授，就曾上书毛主席，并直接写信给斯大林，气愤填膺的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国人那时在库伦暗动手脚的，也专以活佛为对象。他们要扶植这些亲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当总统，这就不是过惯了满蒙一体的北京贵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还有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给少了，还可以打滚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钱，看老毛子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和今日台湾统独两派之争，也差不多吧。
君不闻，达赖喇嘛最近和曹长青君的对话嘛！曹君问达赖为什么不搞独立。达赖说独立之后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补助了。（近月在香港发行的《开放杂志》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栏报导。）朋友，这就是中西之别了。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西方帝国主义就是个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了。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因此俄国人那时在蒙古搞分裂运动，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没太大兴趣；独立自治，对那些住在蒙古包内的、贫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再者，蒙古牧民单纯的皮毛贸易（furtrade）的经济体系，和辽阔的国防自卫，都不是离开中华祖国后，可以独立运作的。数百年来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华“主流”（maiream，有心的读者请注意，这是今日美国学术界所通用的时髦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纵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人（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八年年鉴），不过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内几条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应属于中华经济圈和防卫圈，没有搞独立的必要（这也是今日达赖喇嘛不搞独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来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统治阶层便主动的上书民国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续论之。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错在小徐（徐树铮）。”小徐犯了些什么错误呢？到时再慢慢说吧。（拉铁摩尔是个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与我夫妇聊天。他说他夫妇是在库伦结婚的。婚后各骑骆驼一只去作蜜月旅行，从外蒙，穿内蒙、甘萧、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骑到印度，大致度了个“蜜年”云云，使我们大惊失色。）
【日军攻占胶州湾，进窥山东】
以上所述英、俄两强，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乱，割裂中国边疆的故事，那还只算是“边患”也。日本人其时也乘机入侵，那就是最严重的、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约时，他两位邻家就秘密说妥，中国革命运动一旦严重到某种程度时，他俩就联合出兵，按两国在满蒙境内所划的秘密分界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画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他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它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欧战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移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说时迟那时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迳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博士。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兼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剌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某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他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博士参加密议，最后还是顾某为之泄密，而功败垂成。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啊。”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砂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二十一条要求”的思想背景】
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辞。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瑕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其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至于在中国造成个怎么样的既成事实呢？日本人却有个很具体的计画。根据这计画打算强迫袁政府与日本订立一个所谓“国防协约”。按此协约，首先他们就要在“南满”和“东内蒙”，取得确定的统治权。然后大量移民，为千百年扩张之计。对中国本部，他们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警政的监护权，化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更具体的则是他们要在中国中南部修其铁路网，并开发那些开不尽的矿产资源。为防制大战后东归的西方列强的回流，他们还要特别要求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岛屿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让与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强。中国如能将福建全省割让与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会所秘密拟订的《黑龙会备忘录》，汉译全文载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国防协约，虽只是黑龙会所拟的方案，它和日本军部所拟的秘密方案，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黑龙会的备忘录，写得更为明确，更有条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条的具体条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发现，而驰名世界的《田中义一密奏》（The Secr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体系，和行文体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当续叙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听计从，他们对老袁还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谓“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前者包括归还青岛，和助袁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或说服他们向老袁投靠。对袁的威压条件，则有文有武，有阳谋，也有阴谋。在调兵遣将，海陆同时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潜返大陆，把中国“闹成全国一团混乱”，如此则不怕袁之不从也。（见同上，页七七八）
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军部，和黑龙会方向一致的侵华蓝图。那时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这些计画书的关键人物，则为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华语读者可参阅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辑的汉译日档，凡数十篇。现任台北党史会主委老友陈鹏仁教授，和笔者老同学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辑尤多，不胜举也。在拙著计画中的史料篇中，当尽载之。此处从略。）
这次国耻期间，发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带一笔。当上述孙、袁蜜月期间，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时，孙中山先生曾密电袁总统，建议暗联日本，抵制帝俄，斯时孙公盖不知有日俄密约之存在也。迨孙、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别致书大隈重信及小池张造，乞日本协助讨袁。并言明在讨袁成功之后，则将来的中国政府，当以满蒙利益相许。其规模盖不在后来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条之下也。此一密件于二战之后，始在日本老档案中发现。史学前辈吴相湘先生爱人以德，为尊者讳，曾指为伪作。然就史论史，实非赝品也。（孙公致大隈函日期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见日档原件）；吴书把致小池函，笔误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别就很大了。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三。）
【二十一条交涉始末】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既有上述的侵华腹案，几经修订，终于整理成五号二十一条，他们就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特约晋见袁大总统时，亲手将此绝密文件，交给袁世凯亲收了。其“五号，二十一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号，共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第二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大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三号，共有二条：要求中国承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七九九～八○一；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
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足以反抗；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抛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辈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是Bendor P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这项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的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著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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