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小.说。天/堂
能做皇帝的中车府令，驾车技术和武功自然了得。中车府令隶属三公九卿中的太仆，太仆"掌舆马"，负责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中车府令虽然官秩不算高，但是因为牵涉到皇帝的出行安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赵高的地位已然非同小可。
除此之外，根据始皇的命令，赵高还作了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的老师，教授胡亥律法。做父亲的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小儿子特别宠溺，始皇也是如此。这样说是有证据的，从后来胡亥屠戮手足的情形来看，始皇的其他儿子中不乏聪慧且有孝心者，而胡亥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远远不如他的兄长们。始皇的丧命之旅中，这么多优秀的儿子都不带，偏偏带了胡亥一人就是证明了。爱屋及乌，始皇自然也会对赵高另眼相看。
我们印象中的赵高是一个心狠手辣、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这当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关注，赵高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他从小或者说从踏入官场那天起就是这样的品质吗？
关于赵高的史料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的答案，从仅有的资料来看，很有可能是赵高犯法这件事改变了赵高的政治观念和人生观念。就在赵高担任中车府令的时候，他有一次犯了重罪，始皇命蒙毅审理。蒙毅不敢徇私枉法，依律判决赵高死罪，革除宦籍（也就是入宫的资格）。到底赵高犯了什么罪，他是蓄意违法还是无意触犯，《史记》里没有记载。大秦帝国推崇"轻罪重罚"，我们也无法从蒙毅依法判决赵高死罪这一点来推断赵高的罪行十分严重。不管怎样，依照秦律，赵高犯的是死罪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连律法都判赵高死罪了，谁还能救他呢？没错，就是秦始皇。始皇念及赵高做事勤勉，赦免了赵高，并恢复了赵高的官爵。在大秦帝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没有谁能超越法律，除了皇帝之外。这是法家的政治主张之一。法家追求"以法治国"，同时主张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因很简单，法家的"法"同儒家的"德"强调的都是尊君和强国，"法"与"德"仅仅是治国手段方式的差异，在遵君方面并没有多大分歧。君权至上的观念以后一直传承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君主成为掌控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名实相符，无人能够撼动，君主的意志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皇帝即是地上的神。
因为皇帝的金口玉言，赵高不仅逃脱了死罪，而且官复原职，虚惊一场。这种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生死悬于一线的深刻体验不可能不给赵高留下深刻体验。法律重要吗？当然重要。法律是最重要的吗？当然不是，皇帝的意志明显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多么严重的事情，即使这件事情触犯了法律，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要符合皇帝的意志或者得到皇帝的庇护，法律就无足轻重，根本不值一提。这应该是赵高从这件事情中获得的最深刻的体验。
始皇一代枭雄，想来不屑对赵高玩弄那种"欲纵故擒"、恩威并施的手段。放过赵高，极有可能是始皇一时心动，偶尔为之，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对赵高就不同了，赵高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彻底沦为才干卓越而品德低劣的人。以他的才能，一旦生出别样心思，为害之烈，可想而知。
犯罪事件平息后，赵高沦为见风使舵、毫无政治原则的小人。凭他的才干，赵高会在明君英主的监督下，做出一番大事业，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昏君手下，他会与昏君同流合污，会把平庸君主改造、诱惑为昏君，还会把昏君改造、诱惑为暴君。如鱼得水之间，他会绞尽脑汁并奋不顾身地追逐利益，哪怕天怒人怨也在所不惜。赵高后来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胡亥要求跟随始皇外出巡游是否出于赵高的撺掇，这是否是赵高最早的一步棋，我们同样无法断定。按照我们的分析，如果没有胡亥的伴随，沙丘之变就永远只是个构想。如果胡亥当初的请求是出于赵高的授意，那么赵高的心计就很可怕了，堪称搞阴谋诡计的大师。
始皇生病是在平原津，后来病情日益严重。始皇自知可能不起，便写下了遗诏，命扶苏在自己死后赶赴咸阳，处理自己的丧事。这是一件已经盖过玉玺、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书，所差者就是还没有发出去。之所以没有发出去，肯定不是赵高而是始皇自己的意思。这份遗诏的内容是命公子扶苏回咸阳处理始皇的丧事，自然不能在始皇没死之前就发了出去，如果诏书发出去而始皇最后未死，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秦始皇自然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说到底，这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
秦始皇终于还是没能长生不老，死在了沙丘。按照始皇的意思，此时赵高应该命人迅速将诏书送给远在北方的扶苏，自己一行人则护送始皇的尸体同时赶回咸阳会合扶苏，而后扶苏登基。虽然遗诏中始皇并没有直接宣布立扶苏为继承人，但是始皇将处理自己身后事的重任交给扶苏操办，实际是变相宣布了扶苏的继承人身份，有李斯和赵高压阵，加上蒙氏家族的支持，扶苏继位毫无悬念。不过，前提条件是李斯和赵高支持扶苏继位，扶苏能够收到那份至关重要的遗诏，否则继位便无从谈起。
www。xiaoshuotxt.Net
阴谋与仕途能做皇帝的中车府令，驾车技术和武功自然了得。中车府令隶属三公九卿中的太仆，太仆"掌舆马"，负责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中车府令虽然官秩不算高，但是因为牵涉到皇帝的出行安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赵高的地位已然非同小可。
除此之外，根据始皇的命令，赵高还作了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的老师，教授胡亥律法。做父亲的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小儿子特别宠溺，始皇也是如此。这样说是有证据的，从后来胡亥屠戮手足的情形来看，始皇的其他儿子中不乏聪慧且有孝心者，而胡亥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远远不如他的兄长们。始皇的丧命之旅中，这么多优秀的儿子都不带，偏偏带了胡亥一人就是证明了。爱屋及乌，始皇自然也会对赵高另眼相看。
我们印象中的赵高是一个心狠手辣、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这当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关注，赵高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他从小或者说从踏入官场那天起就是这样的品质吗？
关于赵高的史料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的答案，从仅有的资料来看，很有可能是赵高犯法这件事改变了赵高的政治观念和人生观念。就在赵高担任中车府令的时候，他有一次犯了重罪，始皇命蒙毅审理。蒙毅不敢徇私枉法，依律判决赵高死罪，革除宦籍（也就是入宫的资格）。到底赵高犯了什么罪，他是蓄意违法还是无意触犯，《史记》里没有记载。大秦帝国推崇"轻罪重罚"，我们也无法从蒙毅依法判决赵高死罪这一点来推断赵高的罪行十分严重。不管怎样，依照秦律，赵高犯的是死罪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连律法都判赵高死罪了，谁还能救他呢？没错，就是秦始皇。始皇念及赵高做事勤勉，赦免了赵高，并恢复了赵高的官爵。在大秦帝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没有谁能超越法律，除了皇帝之外。这是法家的政治主张之一。法家追求"以法治国"，同时主张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因很简单，法家的"法"同儒家的"德"强调的都是尊君和强国，"法"与"德"仅仅是治国手段方式的差异，在遵君方面并没有多大分歧。君权至上的观念以后一直传承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君主成为掌控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名实相符，无人能够撼动，君主的意志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皇帝即是地上的神。
因为皇帝的金口玉言，赵高不仅逃脱了死罪，而且官复原职，虚惊一场。这种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生死悬于一线的深刻体验不可能不给赵高留下深刻体验。法律重要吗？当然重要。法律是最重要的吗？当然不是，皇帝的意志明显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多么严重的事情，即使这件事情触犯了法律，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要符合皇帝的意志或者得到皇帝的庇护，法律就无足轻重，根本不值一提。这应该是赵高从这件事情中获得的最深刻的体验。
始皇一代枭雄，想来不屑对赵高玩弄那种"欲纵故擒"、恩威并施的手段。放过赵高，极有可能是始皇一时心动，偶尔为之，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对赵高就不同了，赵高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彻底沦为才干卓越而品德低劣的人。以他的才能，一旦生出别样心思，为害之烈，可想而知。
犯罪事件平息后，赵高沦为见风使舵、毫无政治原则的小人。凭他的才干，赵高会在明君英主的监督下，做出一番大事业，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昏君手下，他会与昏君同流合污，会把平庸君主改造、诱惑为昏君，还会把昏君改造、诱惑为暴君。如鱼得水之间，他会绞尽脑汁并奋不顾身地追逐利益，哪怕天怒人怨也在所不惜。赵高后来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胡亥要求跟随始皇外出巡游是否出于赵高的撺掇，这是否是赵高最早的一步棋，我们同样无法断定。按照我们的分析，如果没有胡亥的伴随，沙丘之变就永远只是个构想。如果胡亥当初的请求是出于赵高的授意，那么赵高的心计就很可怕了，堪称搞阴谋诡计的大师。
始皇生病是在平原津，后来病情日益严重。始皇自知可能不起，便写下了遗诏，命扶苏在自己死后赶赴咸阳，处理自己的丧事。这是一件已经盖过玉玺、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书，所差者就是还没有发出去。之所以没有发出去，肯定不是赵高而是始皇自己的意思。这份遗诏的内容是命公子扶苏回咸阳处理始皇的丧事，自然不能在始皇没死之前就发了出去，如果诏书发出去而始皇最后未死，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秦始皇自然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说到底，这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
秦始皇终于还是没能长生不老，死在了沙丘。按照始皇的意思，此时赵高应该命人迅速将诏书送给远在北方的扶苏，自己一行人则护送始皇的尸体同时赶回咸阳会合扶苏，而后扶苏登基。虽然遗诏中始皇并没有直接宣布立扶苏为继承人，但是始皇将处理自己身后事的重任交给扶苏操办，实际是变相宣布了扶苏的继承人身份，有李斯和赵高压阵，加上蒙氏家族的支持，扶苏继位毫无悬念。不过，前提条件是李斯和赵高支持扶苏继位，扶苏能够收到那份至关重要的遗诏，否则继位便无从谈起。
www。xiaoshuotx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