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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王振专权为害只是明代第一次宦官专权，此后的宦官专权还有多次，而且都不逊于王振。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整个明朝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帝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难以预期的皇帝身上，帝国的文武大臣和民众，乃至国家命运都被动地捆绑在这个皇帝身上。如果这个皇帝雄才大略或者宽厚仁慈，那么帝国说不定还会出现个某某盛世、某某之治什么的。但是如果押在了一个糊涂、荒唐、暴虐的皇帝身上，那么整个帝国都会成为押宝行为的牺牲品。谁应该为这种悲剧负责呢？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辩解之词，但是每个人都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都为这场悲剧的发展推波助澜过。所以这种悲剧既是这些权力场中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悲哀。
王振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是他的抱负是获取荣华富贵，而不是造福苍生。如果要对王振讲什么国家利益和忠贞大义，肯定是对牛弹琴。从王振进宫到他得势后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王振的心里，压根就没有什么正义道德观念。他所考虑的，能够让他动心的，是权势，是出人头地，是一呼百应，是所有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和不敢做的。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是否有违道德，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是否会导致朝纲败坏，百姓困苦，只要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从来就不是王振所关心的。
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是王振暗中勾结敌国瓦剌，进行走私活动。他唆使党羽、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千瓮送给瓦剌，瓦剌则还赠良马作为报答。这可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当时瓦剌是明朝的大敌，王振这种行为属于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行为。
自从被徐达等人撵出大都后，蒙古人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着大明朝，虽然朱元璋和朱棣或派大将出征，或是亲自出征，而且差不多每次都打得蒙古人抱头鼠窜，但要将蒙古人斩草除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古退出中原返回大漠后不久就分成了三大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正统初年，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欢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更是精明能干，自称太师淮王，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各部，又西征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北方严重的边患。野心勃勃的也先一心想要报仇雪耻，恢复大元江山，于是烽火屡举，边衅不断。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朝贡贸易中，大明王朝本着"花钱买名声"的策略，对前来朝贡的人员厚赍赏赐，大做赔本生意。有些国家便瞄上了这条生财之道，动不动带上点土特产什么的就来了，而且一年之中往往来好几次。其中比较积极的有琉球、高丽、安南等，完全把大明王朝当成了下蛋的老母鸡，动不动就跑过来捡鸡蛋。搞得明政府不胜其烦，最后不得不宣布每个国家朝贡的时间限制和人数限制。
蒙古人也很看好这条生财之道，他们的策略是增加朝贡人数，从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一两千人。这么多人，足够进行一次小规模战役了。明政府不肯当这个"冤大头"，多次劝告蒙古方面缩减朝贡人数，也先都当了耳旁风，全没当一回事。
这样下去，迟早会生出事端来。果然事端就出在正统十四年。
这一年，也先派出两千人的使团携带马匹进贡，却宣称是三千人，企图冒领朝廷的赏赐。此外，这些马匹是作为聘礼而来的。之所以出现聘礼一事，是因为先前出使瓦剌的使者有一次估计喝醉了，竟迷迷糊糊地擅自答应了也先提出的通婚请求。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瓦剌的使者这次便将通婚一事提了出来。结果，不仅婚没有结成，连自己带来的马也被明政府来了个跳楼吐血大砍价，只给了要价的五分之一。
也先恼羞成怒。当年七月，也先发兵四路，分别进攻辽东、甘肃、大同和宣府。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边报传来，王振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自己呢？他极力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希望用军功给自己的权势增加一颗砝码。在他看来，这么多年来，明军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输过，每次蒙古人都被撵着像兔子一样漫山遍野地跑，要打败小小的也先，自然也是手到擒来。我们已经说过，像王振这种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他的自信狂妄来源于他的愚昧无知，如果他见过真正的战争，成千上万人刀剑相斫，性命相搏，他肯定就不会这么热情主动地要求陪英宗亲征了（其实是英宗陪他亲征），他肯定情愿安安稳稳地在北京当他的人上人，打死他都不会去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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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与仕途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王振专权为害只是明代第一次宦官专权，此后的宦官专权还有多次，而且都不逊于王振。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整个明朝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帝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难以预期的皇帝身上，帝国的文武大臣和民众，乃至国家命运都被动地捆绑在这个皇帝身上。如果这个皇帝雄才大略或者宽厚仁慈，那么帝国说不定还会出现个某某盛世、某某之治什么的。但是如果押在了一个糊涂、荒唐、暴虐的皇帝身上，那么整个帝国都会成为押宝行为的牺牲品。谁应该为这种悲剧负责呢？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辩解之词，但是每个人都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都为这场悲剧的发展推波助澜过。所以这种悲剧既是这些权力场中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悲哀。
王振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是他的抱负是获取荣华富贵，而不是造福苍生。如果要对王振讲什么国家利益和忠贞大义，肯定是对牛弹琴。从王振进宫到他得势后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王振的心里，压根就没有什么正义道德观念。他所考虑的，能够让他动心的，是权势，是出人头地，是一呼百应，是所有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和不敢做的。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是否有违道德，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是否会导致朝纲败坏，百姓困苦，只要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从来就不是王振所关心的。
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是王振暗中勾结敌国瓦剌，进行走私活动。他唆使党羽、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千瓮送给瓦剌，瓦剌则还赠良马作为报答。这可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当时瓦剌是明朝的大敌，王振这种行为属于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行为。
自从被徐达等人撵出大都后，蒙古人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着大明朝，虽然朱元璋和朱棣或派大将出征，或是亲自出征，而且差不多每次都打得蒙古人抱头鼠窜，但要将蒙古人斩草除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古退出中原返回大漠后不久就分成了三大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正统初年，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欢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更是精明能干，自称太师淮王，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各部，又西征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北方严重的边患。野心勃勃的也先一心想要报仇雪耻，恢复大元江山，于是烽火屡举，边衅不断。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朝贡贸易中，大明王朝本着"花钱买名声"的策略，对前来朝贡的人员厚赍赏赐，大做赔本生意。有些国家便瞄上了这条生财之道，动不动带上点土特产什么的就来了，而且一年之中往往来好几次。其中比较积极的有琉球、高丽、安南等，完全把大明王朝当成了下蛋的老母鸡，动不动就跑过来捡鸡蛋。搞得明政府不胜其烦，最后不得不宣布每个国家朝贡的时间限制和人数限制。
蒙古人也很看好这条生财之道，他们的策略是增加朝贡人数，从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一两千人。这么多人，足够进行一次小规模战役了。明政府不肯当这个"冤大头"，多次劝告蒙古方面缩减朝贡人数，也先都当了耳旁风，全没当一回事。
这样下去，迟早会生出事端来。果然事端就出在正统十四年。
这一年，也先派出两千人的使团携带马匹进贡，却宣称是三千人，企图冒领朝廷的赏赐。此外，这些马匹是作为聘礼而来的。之所以出现聘礼一事，是因为先前出使瓦剌的使者有一次估计喝醉了，竟迷迷糊糊地擅自答应了也先提出的通婚请求。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瓦剌的使者这次便将通婚一事提了出来。结果，不仅婚没有结成，连自己带来的马也被明政府来了个跳楼吐血大砍价，只给了要价的五分之一。
也先恼羞成怒。当年七月，也先发兵四路，分别进攻辽东、甘肃、大同和宣府。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边报传来，王振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自己呢？他极力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希望用军功给自己的权势增加一颗砝码。在他看来，这么多年来，明军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输过，每次蒙古人都被撵着像兔子一样漫山遍野地跑，要打败小小的也先，自然也是手到擒来。我们已经说过，像王振这种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他的自信狂妄来源于他的愚昧无知，如果他见过真正的战争，成千上万人刀剑相斫，性命相搏，他肯定就不会这么热情主动地要求陪英宗亲征了（其实是英宗陪他亲征），他肯定情愿安安稳稳地在北京当他的人上人，打死他都不会去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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